民族國家中的個人主義要素和普遍主義結合的邏輯結果是對霸權的追求。普遍主義相信萬物背后有普遍的本原，運動變化背后有某種永恒不變的東西。作為一種價值觀，普遍主義相信有超越時空、普遍而永恒的價值體系或者制度規(guī)范。古希臘哲人對世界本原的思考培育了西方普遍主義的精神，而基督教的興起則標志著西方普遍主義的成熟?；浇淌且环N超越民族局限的世界性宗教，其一神論、救贖論、上帝統(tǒng)治等是典型的普遍主義神學形式，它不僅逐漸發(fā)展為官方意識形態(tài)，還成為廣大民眾根深蒂固的普遍信仰。⑥這種普遍主義的一神教對異教或異端是不寬容的。耶和華對信徒最重要的誡命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圣經(jīng)·出埃及記》)。一神教認為自己認定的價值和真理是唯一的價值和真理，而對這一理念的堅持常常轉化為對其他價值和真理的否定，轉化為一種救世熱情和傳教熱情，從而使一神教具有一種內在的擴張沖動。“一神教既然斷言整個世界都是由它那唯一的神所創(chuàng)造和統(tǒng)治的，那就自然不能允許其他神的存在，也就是不能允許其他文化價值體系的存在;而且，為了完成它的神還沒有完全實現(xiàn)的統(tǒng)治，它的信徒們會把傳教或者圣戰(zhàn)作為自己的神圣使命。”⑦歐洲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以及對異端的迫害，都顯示了基督教文化中的這種普遍主義意識和強烈的排他性。正如趙汀陽所言：“去發(fā)現(xiàn)精神上的敵人是基督教文明的一個基本的精神義務。尋找敵人是西方精神的一個義務。” ⑧啟蒙運動和英法資產(chǎn)階級革命之后，人們開始關注人性、人的內心世界和人的日常生活，這種對人的發(fā)現(xiàn)導致西方整個社會向世俗化方向發(fā)展，自由主義為解決當時面臨的社會問題，提出資產(chǎn)階級的憲政制度，而這種憲政制度所包含的基本原理和原則，則鮮明地體現(xiàn)了一種新的普遍主義精神，于是自由主義普遍主義代替了基督教神學普遍主義，但這種代替并不是對基督教的全盤否定，基督教是現(xiàn)代自由主義產(chǎn)生的母體，兩者植根的文化具有驚人的連續(xù)性、繼承性和遺傳性。⑨自由主義相信，他們所信奉的價值體系具有普遍性，不信奉這種價值體系，則要么被錯誤的意識形態(tài)所蒙蔽，要么仍然處于蒙昧狀態(tài)，只有接受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國家才能成為文明的國度，世界也才能安全。在當代，西方人追求普遍主義“同一”的思想意識，催生了西方大國擴張的道德主義、普世主義的人權外交和霸權主義。

西方文化認識世界的方法是二元對立的類屬性思維方法。古希臘以來，西方即從個體主義的自我出發(fā)來思考自己與外在世界的關系，把人類自我與外界對立起來，從而使人與神、我與非我、思維與存在以及主體與客體之二分成為西方人認識世界的基本方式，形成了類屬性思維方法。類屬性思維方法把所有的物體都視為分離、獨立的實體，不同的實體具有不同的本質屬性，A就是A，B就是B。而沖突性辯證法又強化了這種思維方法。這種辯證法認為整個世界是由相互獨立的不同類屬構成，在每一種結構中都存在正反兩個對立面，對立面之間的關系是矛盾、對立和沖突，只有當一個占據(jù)了主導地位消滅了另一方，這種內在的非調和性矛盾才能得以解決，才會形成一種新的矛盾結合體。這種思維方式已經(jīng)成為西方認識世界、認識國家關系的定勢，其對西方國家發(fā)展的重要影響就在于：第一，確立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征服自然、追求“進步和增長”成為西方國家壓倒一切的意識形態(tài)，價值合理性和科學合理性之間出現(xiàn)了普遍的裂痕，科學合理性(而不是價值合理性)成為人們的追求。第二，強調自我物質占有和個人利益至上成為西方的意識形態(tài)傳統(tǒng)，把國家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征服與被征服看成是國際關系的常態(tài)。

由民族國家構成的國際體系所包含的這些西方文化特性，決定了這一國際體系在構成和向外擴張的過程中必然與暴力和擴張聯(lián)系在一起。歐洲國際體系是在歐洲各國的殺戮和戰(zhàn)爭中逐漸建立起來的，歐洲各國也是在硝煙中相繼崛起的，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意大利、奧匈帝國等國家的崛起，都伴隨著大量的戰(zhàn)爭。正如陳獨秀先生說：“歐羅巴之全部文明史，無一字非鮮血所書。”⑩隨著現(xiàn)代國際體系向世界的擴展，歐洲這種鐵血文化也給全人類帶來了災難，先是西方國家在全世界的殖民掠奪與殺戮，然后是波及世界絕大多數(shù)國家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

總體來看，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中，孕育西方文明的地理歷史環(huán)境催生了對個體價值的重視和強烈的競爭意識，形成了對物質力量的崇拜，其認識世界的方法又催生了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并進一步增強了人們對力量的崇拜，強化了人們對自然、對世界的征服意識。而宗教上的普遍主義、一元論則使西方文化的寬容性大大降低。這些因素構成了西方文化中最突出的基因：征服——對自然的征服、對其他國家的征服。這種文化背景下產(chǎn)生的國際關系是一種相互對抗的關系。西方現(xiàn)實主義對國際關系的經(jīng)典認識是：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每個國家都必須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戰(zhàn)，國家要生存必須使自己強大，要么通過擴張，要么通過聯(lián)盟。國家之間的和平只能通過均勢平衡來維持，但這種平衡是動態(tài)的，一旦打破這種平衡，戰(zhàn)爭就會爆發(fā)，從而形成新的平衡。這種悲觀的歷史循環(huán)論是這種國際體系的必然邏輯。對大國之間的關系來說，這種國際關系體系必然包含著大國爭霸邏輯。站在這種文化積淀的基礎上看待中國的發(fā)展，當然是一個國家的崛起意味著另一個國家的衰落，日益強大的中國必然挑戰(zhàn)現(xiàn)有的霸權國，必然沖擊現(xiàn)存的國際秩序，崛起的中國與霸權國家之間很難不發(fā)生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