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價值：共享公平正義

曾經有個段子在互聯(lián)網等社交媒體上一度火熱：當鄰居突然有錢買了一輛好車，美國人會說“我要賺錢買更好的車”，日本人會說“我要研究他賺錢的方法”，法國人會說“我想借他的車去兜風泡妞”，中國人卻會說“我殺他的心都有，今晚先砸了他的車！”笑話折射出當前社會心態(tài)的扭曲，即以各種“二代”為標簽的仇富、仇官心理。這種社會心態(tài)的背后則映射出當下改革進程的尷尬，即財富和權力分配的不公。

有論者提出，當前的改革有三盼：一盼破障礙，進一步破除束縛生產力發(fā)展特別是制約科學發(fā)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二盼有保障，進一步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三盼能分享，更好地分享發(fā)展成果。

為什么群眾對改革又愛又恨

“深水區(qū)的問題為什么會越來越多，最根本的是改革面臨的需求日趨多元化了。”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匡賢明認為，30多年前全社會面臨著共同的矛盾與問題，即如何解決溫飽；如今，全社會需求發(fā)生復雜的變化，很難用單一的改革菜單滿足多樣化的需求。如果不能從這個最基本的特點出發(fā)，那么改革有可能在深水區(qū)迷失方向。

中國睿庫研究院副院長高連奎在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指出，人民群眾對前30多年的改革又愛又恨，是因為群眾對改革的期望值與改革結果之間存在巨大落差。在許多群眾眼中，改革等于漲價，改革等于削減福利，改革等于私有化。所以，新一輪改革必須堅持人本導向。

“過去不是問題的問題今天成為大問題，過去理所當然的事情今天越來越理不直氣不壯了。”中國浦東干部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于洪生分析，我國在總體上跨越溫飽階段后，人民群眾在吃飽穿暖的同時，對各級政府和工作人員的意見不斷增多，干群矛盾日益凸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公眾權利意識不斷增強。

“不同群體對改革的訴求雖千差萬別，但有個表現(xiàn)呈現(xiàn)驚人的一致，那就是‘端起碗吃飯，放下筷子罵娘’。”蘭州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何文盛對半月談記者說，個體與個體、個體與集體、個體與社會、個體與企業(yè)、公民與國家之間都有不信任感。社會的信仰危機、信任危機、信心危機相互疊加交織，這說明之前的改革出現(xiàn)了某些偏差，未來應進行“糾偏”，向公平正義要效率。

美國現(xiàn)代著名思想家羅爾斯在《正義論》的開篇寫道，“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李濱認為，效率和公平并不是完全對立的，很多時候兩者是內在統(tǒng)一的。如果在一個社會，人們獲取機會、財富不是靠奮斗，而是靠權力和身份，這樣的社會不僅沒有公平，更不會有效率。

近年，一些社會調查發(fā)現(xiàn)，社會各階層都有普遍的弱勢感，不僅弱勢群體，就連公務員、警察、教師、企業(yè)家甚至領導干部也有一種弱勢感。“這種現(xiàn)象值得警惕和深思，在一個公平正義不能得到很好維護的社會中，每個群體生活得都不舒服。”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在接受半月談記者采訪時指出，改革陷入困境，一方面是由于既得利益群體對改革的阻力，另一方面則是既得利益格局趨向固化敗壞了改革的名聲。而以公平正義為核心價值的改革新共識，可以直面現(xiàn)有體制的主要弊端，凝聚民眾變革的要求。

如何保證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guī)則公平

“從權利形態(tài)看，我們的權利義務體系很不完善，而這是保證市場經濟完整的基礎。”國家發(fā)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所長聶高民認為，權利要講平等，包括規(guī)則平等、機會平等、起點平等，要疏通城鄉(xiāng)間、行業(yè)間、地區(qū)間的人員要素流動通道、疏通人才成長通道等。從政府角度而言，就是要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會，要提供更均等的公共服務，包括收入分配、社保、社會矛盾調解等。

“多少年來，罩在改革頭上最大的魔咒，就是犬儒主義，就是對不公平、不正義的默認，就是一種存在即是合理的哲學，就是過于講究策略的圓滑和‘成熟’，就是缺乏面對實質性問題的勇氣的體制性拘謹。”孫立平認為，以公平正義為價值取向的改革，強調實現(xiàn)對公權力的監(jiān)督和制約，將經濟社會生活納入法治軌道，預防和破除權貴資本主義，建立利益表達和社會博弈機制，促進公民意識和社會組織的發(fā)育。

真正的公平正義，只有在民主法治的基礎上才能得以實現(xiàn)。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民主與法治的建設，應當是未來改革的重要內容。公平與正義的實現(xiàn)，必須基于法治的基礎，需要憲法權威、司法公正、行政公平。

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教授吳亦明認為，關鍵是在社會財富分配中更多取向公平。目前，財富分配嚴重失衡，一是機會不平等，很多機會的獲得要通過權力尋租的方式實現(xiàn)，二是從結果看，財富分配過多向資本、資源和權力傾斜，普通勞動者在財富分配中沒有話語權。

“規(guī)則公平是權利公平的表現(xiàn)，是機會公平的保障。”中國科學院院地合作局博士余和軍說，最大的不公不是結果的不公，而是規(guī)則的不公。不公平的規(guī)則將使趨利避害的人們涌向規(guī)則的偏袒方，引起社會失衡。近年來成為“香餑餑”的政府部門、事業(yè)單位和壟斷央企對人才等社會資源的強大吸附現(xiàn)象便是明證。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在湖北調研時提出，進一步實現(xiàn)社會公平正義，通過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眾各方面權益。

讓每個公民成為改革的參與者、推動者、分享者

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qū)發(fā)展研究院教授余南平認為，改革不僅僅是在做大蛋糕的思路下進行利益再分配，而更要進行既得利益群體的切割，打造真正的市場才能夠創(chuàng)造公平的機會。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指出，改革若缺乏強力、統(tǒng)一的指揮協(xié)調時，部門利益、壟斷利益就難以完全依賴自下而上的改革試點來打破，必須通過頂層設計來突破利益固化藩籬，為各種生機勃勃的改革實踐開辟沃土。

他分析說，改革本身就是對不同階層利益的重新劃分和分配，以期求得社會持續(xù)創(chuàng)造利益的動力和全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利益分化嚴重并非難題，真正的難題是在利益分化格局中，改革決策部門如何判斷和支持符合改革前進方向的利益訴求，如何削除各種難以取締的不合理利益。

“破解既得利益集團問題，必須從改革公權力入手。要果斷地從制度上割斷政府官員與商業(yè)活動的聯(lián)系。”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認為，一是減少政府對市場、社會不必要的干預。減少行政審批、行政許可的范圍和數(shù)量，能夠通過市場解決的問題，一律不應該設立審批和許可。二是嚴格官員的執(zhí)法行為。依法行政首先應該是對政府及官員的行為約束。要讓所有官員明白，政府的權力是受到法律嚴格制約的，法律不授權，政府無職權。三是要建立全面而詳細的官員職業(yè)規(guī)范，并嚴格執(zhí)行。要全面清理以往通過文件的形式對官員職業(yè)行為的各種規(guī)定，將之上升為法律。如所有在職的公務員都不能涉獵有任何商業(yè)行為的社會兼職；在任職期間不能獲取除國家規(guī)定的工資福利之外的任何職位經濟利益，如職務演講費用、剪彩拿紅包等；建立嚴格的職務消費標準；嚴格限制重要官員、官員子女、配偶的商業(yè)活動等。

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最近關于改革的一項課題研究建議，新一輪改革應以民富優(yōu)先為導向，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為重點，以創(chuàng)新社會管理為關鍵，盡快形成常態(tài)化的利益訴求表達機制、利益協(xié)調機制、利益共享機制。

讓改革的成果公平惠及廣大人民，還需要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到改革進程中，全民推動改革的深化。“每個人都是改革的發(fā)動機。”中改院院長遲福林認為，改革到了今天，是在一定的社會共識、一定的社會需求、一定的社會壓力推動下的。改革方案的制定既要適應決策需求，更要適應社會需求。

“對新一輪改革的參與，應該是有序參與。”中共湖南省委黨校教授王學杰說，對于普通的公民，互聯(lián)網、信訪、聯(lián)系人大代表等很多渠道可以實現(xiàn)表達自己的意志。從國家和政府層面來說，要尊重人民群眾的表達權和評判權，最大限度地暢通表達渠道。

高尚全建議，中央制定改革方案，既要充分發(fā)揮智庫、精英的作用，也要調動廣大群眾參與改革的積極性。可以設立一個專門網站，讓群眾為改革獻計獻策，從而促成改革共識。（記者 李舒 譚飛 周正平 黃深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