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來臨、全球經(jīng)濟艱難復蘇之際，西亞北非的多個阿拉伯國家掀起了一場強烈的政治風暴。突尼斯、埃及、也門、蘇丹、約旦、阿爾及利亞、利比亞、敘利亞等國出現(xiàn)了較大規(guī)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動，中東的“政治強人”幾十年來建立的“權威”一時間岌岌可危。變局的直接導火索是一名突尼斯失業(yè)青年的自焚事件，隨后這些國家的抗議示威愈演愈烈，青年迅速集結起來成為抗議人群的主體。青年自焚、青年組織、社交網(wǎng)絡成為這場變局的關鍵詞。本文在對其進行解讀的基礎上，從青年自身的思變性、反抗性以及世界金融危機、阿拉伯青年民生問題、阿拉伯國家內部結構性矛盾、西方社會對青年的影響等視角入手，著重分析青年成為中東社會變局主力軍的主要原因，并進一步探討全球化背景下阿拉伯青年意識形態(tài)的發(fā)展趨勢。
一、中東劇變中的阿拉伯青年
這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劇變始于一名突尼斯失業(yè)青年的自焚事件。青年變革求新的抗議浪潮通過新媒體的迅速傳播而在阿拉伯國家蔓延，并直接導致數(shù)個國家政權的傾覆和多位政治強人政權的垮臺。美國《外交政策》編輯艾坦·扎克曼說，“我們見證了一個奇跡，民眾叛亂竟然能推翻一個阿拉伯獨裁者。”①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自焚是這場變局的直接導火索。在布瓦吉吉之后，阿拉伯國家掀起“自焚潮”。據(jù)統(tǒng)計，僅2011年1月就有10人相繼選擇自焚來尋求徹底的宣泄與解脫(見表1)。
然而，在伊斯蘭教中，自殺被認為是懦弱的表現(xiàn)，是對真主恩典的絕望，對于國家、民族、社會都是不利的，這樣的“大罪”是教義所不允許的?！豆盘m經(jīng)》中明文反對并禁止自殺、自焚等事件，如“你們不要自殺，真主確是憐恤你們的。誰為過分和不義而犯此嚴禁，我要把誰投入火獄，這對于真主是容易的。”(婦女章，第29-30節(jié))這些被禁止的非理性極端事件的爆發(fā)反映出阿拉伯國家內部長期以來各種民生、社會問題等矛盾不斷尖銳化。在現(xiàn)實面前，累積在阿拉伯青年心中的羞辱、無助與怨恨瞬間爆發(fā)，他們不惜使用違背教義的方式走上絕路。
布瓦吉吉的自焚事件觸動了阿拉伯各國青年的神經(jīng)并引起連鎖反應，多國民眾舉行游行呼吁國家改革、總統(tǒng)下臺。青年迅速集結起來成為了抗議人群的“中堅力量”，他們以青年組織為載體，通過網(wǎng)絡宣傳、組織游行等活動介入這場社會轉型當中。以埃及為例，“4月6日青年運動”、“7月8日青年聯(lián)盟”、“革命青年聯(lián)盟”、“一·二五革命青年聯(lián)盟”、“科普特青年運動組織”等青年組織在劇變的各個歷史性階段都起到關鍵作用。初期，“4月6日青年運動”選定埃及警察日當天發(fā)起抗議；埃及總統(tǒng)穆巴拉克下臺后，“7月8日青年聯(lián)盟”在解放廣場發(fā)動“自決星期五”(Self-Determination Friday)的“二次革命”，要求穆巴拉克下臺前任命的總理沙菲克辭職；2012年6月1日，“革命青年聯(lián)盟”和“4月6日青年運動”舉行“百萬人大游行”，發(fā)誓不讓穆巴拉克親信沙菲克進入第二輪總統(tǒng)競選；當前總統(tǒng)穆巴拉克被判處無期徒刑后，“青年革命聯(lián)盟”號召青年涌向解放廣場抗議埃及司法機構的審判結果。各地的青年聚集廣場，建立起公開對話的渠道并加強了彼此間的合作，從而實現(xiàn)了人員的壯大、溝通的便捷直至訴求的升級。青年們不斷向最高軍事委員會施壓，其斗爭訴求也由最初的改善民生演變?yōu)橥苿用裰骰母锊椒ァ?/p>
此外，變局初期，青年組織示威游行的場所、動員方式及口號都充分體現(xiàn)出“去伊斯蘭化”的特征，表明新的意識形態(tài)已經(jīng)出現(xiàn)。他們選擇在廣場集會，而不是在伊斯蘭教中具有重要集會功能的清真寺。他們通過手機短信，臉譜、推特等社交網(wǎng)站相互串聯(lián)，成功地在極短時間內動員到志同道合的人集結成團體。游行中，最初他們只打出一些日常生活的口號，如“他們在吃雞，我們卻每天吃豆”。當數(shù)以萬計人聚集在廣場后，口號變?yōu)?ldquo;人民想推翻政權”，但自始至終也未出現(xiàn)“穆斯林皆兄弟”等宗教口號。對于青年人，尤其是其中的精英而言，他們不需要“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之類的口號，在他們看來，伊斯蘭并非解決問題的唯一手段，這充分體現(xiàn)出青年及其組織的世俗化傾向與務實風格。
有人將中東劇變稱為“新媒體革命”，但也有學者駁斥了這一觀點：“若把這場劇變歸咎于新媒體革命，無異于本末倒置，錯亂了內因與外因的辯證關系和基本邏輯。”③盡管如此，但不可否認的是，網(wǎng)絡這一無形世界的有形力量對事態(tài)的發(fā)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組織和推動作用。
其一，青年人對于網(wǎng)絡等新媒體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和快速接受力。截至2010年末，臉譜網(wǎng)站大約15％的活躍用戶來自于中東地區(qū)，該地區(qū)臉譜用戶高達1700萬(其中埃及500萬，突尼斯200萬，占兩國網(wǎng)民總數(shù)的絕大部分)，推特用戶年增長率高達142％。④從維基解密發(fā)布關于突尼斯總統(tǒng)家族腐敗生活的密文引發(fā)民憤，到青年通過臉譜、推特等社交網(wǎng)站散發(fā)游行信息，再到通過移動媒體、手機實時上傳的現(xiàn)場照片、視頻為民眾示威持續(xù)提供新動力。這一切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新媒體在變局中的作用。2011年初，“我們都是哈立德·賽義德”網(wǎng)頁在臉譜上宣布要發(fā)起“一場埃及自己的革命”。突尼斯爆發(fā)示威后，他們向35萬追隨該網(wǎng)頁的埃及民眾發(fā)出邀請，詢問其是否會參加1月25日在開羅解放廣場舉行的反穆巴拉克游行。僅僅三天，5萬多人選擇“會”⑤。于是，執(zhí)政30年的穆巴拉克就隨之垮臺。
其二，青年成為美國“網(wǎng)絡外交”的直接目標及對象。在信息科技飛速發(fā)展的今天，阿拉伯青年可以輕而易舉地同時收看國內電視臺的報道和通過網(wǎng)絡了解來自西方世界的訊息。以中東地區(qū)最具影響力的“半島”電視臺與西方社交網(wǎng)站為例，“半島”電視臺因其在“9·11”事件、阿富汗戰(zhàn)爭、伊拉克戰(zhàn)爭等國際重大事件中的堅定立場、客觀報道廣受阿拉伯人的歡迎。然而近幾年卻受政治利益牽制，淪為卡塔爾政府、海合會乃至西方的政治工具。在利比亞問題、敘利亞問題等報道中，多次故意或被迫誤報從而激化國家間、教派間、利益集團間的矛盾，最終導致其媒體公信力下降，本土受眾大量遺失。而社交網(wǎng)絡是一個低門檻的平臺，任何人都可以隨時注冊、登陸、搜索信息、發(fā)布內容，正是這種“平民化”的話語權以及對“全球化”信息的真實獲知，揭露了傳統(tǒng)媒體和政府話語的“虛假性”，進而消解其“權威性”。民眾不相信電視上播放的消息，在爆發(fā)游行期間，他們不斷在推特上實時更新現(xiàn)場情況，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讓世界聽到另一種聲音。社交網(wǎng)絡的出現(xiàn)與普及，迫使“半島”電視臺將媒體最為寶貴的公信力與受眾拱手相讓，青年由“雙選”轉向“單選”，從社交網(wǎng)站的用戶轉向直接認同者，而他們正是美國“網(wǎng)絡外交”的直接目標與對象。用《紐約時報》的話來說，奧巴馬政府已經(jīng)把社交網(wǎng)站視為“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而被這支“箭”射中的，埃及絕不是第一個，更不會是最后一個⑥。在埃及青年走上街頭示威的第一時間，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就利用“網(wǎng)絡外交”稱贊他們的勇氣和對理想的渴求。憑借網(wǎng)絡超越時空的特征，示威青年不僅在短時間內聚集，還能從外界獲得源源不斷的支持，將訴求堅持到底。
二、中東劇變中的青年因素
阿拉伯社會大震蕩背后的原因復雜而深刻，談及與青年有關的因素，從內部看，它反映了青年人好思變、易反抗等特性，現(xiàn)實經(jīng)歷與內心渴望的巨大反差加劇了這種特性；從外部看，全球經(jīng)濟不景氣導致青年民生問題空前嚴峻，阿拉伯國家內部青年民生與社會結構性矛盾更為凸顯，青年飽受貧窮凋敝、貧富懸殊、體制僵化、官員貪腐等折磨的同時逐漸被邊緣化。此外，西方世界對阿拉伯青年進行“有計劃、有圖謀”的政治“洗腦”也起到重要作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為青年主導變局的主要因素。
(一)現(xiàn)實經(jīng)歷與內心渴望的反差加劇阿拉伯青年的思變動力
隨著阿拉伯國家的出生率、人口增長率持續(xù)處于高峰，青年人口數(shù)激增，人口年齡中位數(shù)普遍低于世界均值(見表2)，這為社會注入了催生變革的力量。
與安貧樂道、觀念保守的老一代不同，新生代視野寬、束縛少，加上謀生無路，因此他們不滿現(xiàn)狀、窮則思變的動力最為強烈。⑧在東西方歷史上，有著太多可稱之為“巧合”的例證，存在著大批年輕人的時期往往與發(fā)生這類運動的時期重合。在東方，伊朗人口中年輕人的比例在20世紀七十年代急劇增長，在七十年代后半期達到20％，而1979年恰好發(fā)生了伊朗革命；在西方，二戰(zhàn)后，歐洲社會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在20世紀六十年代的示威和反抗中發(fā)揮了政治影響。亨廷頓認為，游民無產(chǎn)階級和青年學生是革命性最強的群體。“隨著青年人比例(即15～24歲的人)的大大增長，在一些主要的阿拉伯國家，如阿爾及利亞、埃及、摩洛哥、敘利亞、突尼斯，20歲出頭、尋找工作的青年人數(shù)量的擴大將持續(xù)到2010年左右……阿拉伯社會識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青年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沒文化的老一代之間的鴻溝，因此‘知識和力量之間的分離’可能‘會使政治系統(tǒng)處于緊張狀態(tài)’”⑨。
英國《經(jīng)濟學人》于2011年2月推出一個名為“扔鞋指數(shù)”(Shoe-Thrower's index)的調查⑩，旨在描述阿拉伯國家的動蕩級別，預測“茉莉花的氣味”下一站可能會是哪里。在調查指標中，25歲以下的人口比例和絕對數(shù)量各以35％和5％占到了整體的最大權重。(11)調查結果顯示，也門、利比亞、埃及、敘利亞位于“扔鞋指數(shù)”前四位，這些國家無一不是中東劇變的主角。相對于成年人和老年人思想的確定性來說，青年的思想具有不確定性和可塑性，自然總是處于主張變革的核心。
阿拉伯地區(qū)有著輝煌燦爛的過去，但在政治和社會世俗化發(fā)展的進程中，卻形成了越來越明顯的社會鴻溝，兩極分化嚴重、社會動蕩加劇。眼看中國、印度、南非等原本在同一起跑線上的發(fā)展中國家紛紛趕超，青年人渴望國家能發(fā)展，能擺脫外部勢力的影響，實現(xiàn)真正的獨立與崛起。然而，阿拉伯青年的日常生活長期面臨著低收入、高通脹的遭遇。博雅公關(Burson-Marsteller)2012年發(fā)布的一項調查顯示，中東地區(qū)年輕人最為關注的首要問題是“掙一份公平的工資并擁有一個家”(12)。在阿拉伯國家，一般公務員和教師的月工資大約僅為人民幣五六百元，而持續(xù)上漲的物價不斷加大民眾的生活成本。經(jīng)濟落后與貧富加劇使大批年輕人感到前途黯淡，充滿挫折與不滿。
青年中的精英選擇逃離現(xiàn)實到西方留學，在那里通過經(jīng)濟、教育、科技、醫(yī)療等渠道接觸西方的主流意識并接受自由價值觀念。2009年，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訪埃，他在開羅大學的演講中強調了中東青年應成為創(chuàng)造中東歷史的新一代，承諾擴大互換國家學生項目、增加獎學金，鼓勵更多的穆斯林學生到美國學習。近兩年來，中東在美國的留學生達33萬人，總數(shù)已超過“9·11”前的水平。(13)昔日輝煌與當下貧弱受欺、國內現(xiàn)實經(jīng)歷與國外留學生活的巨大反差使得阿拉伯青年日益萌生失落與絕望之情，加劇了他們的思變動力并最終匯集成抗議的洪流。
(二)青年民生問題空前嚴峻
這場變局始于全球經(jīng)濟緩慢復蘇之際，世界范圍內的青年民生問題空前嚴峻。青年街頭運動成為2011年世界的一股浪潮，并給世界經(jīng)濟和政治帶來較大影響。在歐洲，民眾抗議財政緊縮的示威游行接二連三；在美國，12位大學生來到紐約祖科蒂公園，拉開了“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序幕并波及全球；在英國，倫敦大規(guī)模騷亂的被捕者中70％是年輕人。貧富差距拉大、就業(yè)機會減少、政策導向偏離導致青年在經(jīng)濟領域中的邊緣化，是爆發(fā)青年街頭運動的主要原因。世界勞工組織“2012年世界青年人就業(yè)趨勢”的研究結果表明，2012年全世界青年人失業(yè)率不斷上升，目前已超過12.7％，超過7500萬的青年人失業(yè)，比2007年增長了近400萬。更糟糕的是，這一情況直至2016年都不會得到明顯改善。(14)目前，全球15～24歲的青年人數(shù)量占全球人口總數(shù)的1/6以上，經(jīng)濟上的邊緣化會給這一群體帶來巨大壓力。在當前非傳統(tǒng)安全因素不斷上升的背景下，青年問題極易與安全問題產(chǎn)生聯(lián)系。世界觀察研究所《2005年世界狀況》年度報告認為，恐怖分子的行動及其引起的危險，僅僅是造成世界不穩(wěn)定的表面原因，青年失業(yè)才是造成世界不穩(wěn)定的決定性因素之一。(15)
按理說，為年輕人提供教育、就業(yè)和民生保障以提高生活水平應是政府工作的第一要務，但這樣合理的要求對于布瓦吉吉們而言卻遙不可及。教育落后、工作難覓使得青年們對于生存現(xiàn)狀極其不滿，主要表現(xiàn)為：
其一，青年失業(yè)率攀升。由于中東城市化發(fā)展不平衡，工業(yè)化和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尚不足以創(chuàng)造充分的就業(yè)機會，失業(yè)率居高不下。隨著地區(qū)局勢的緊張，這一現(xiàn)象日趨嚴重。一份由國際勞工組織發(fā)表的報告指出，青年失業(yè)是“阿拉伯之春”運動的主要動因之一。2012年北非地區(qū)青年失業(yè)率上升至27％，遠超12.7％的世界均值，居全球最高，其中阿爾及利亞為21.5％，摩洛哥為17％，而在突尼斯、埃及則高達30％。(16)剛畢業(yè)的大學生們受影響最為嚴重，大批青年面臨著畢業(yè)即失業(yè)的窘境。經(jīng)濟學中有一個術語“等待成年期”(waithood)(17)，這一停滯期的平均數(shù)值在埃及是兩年多，在摩洛哥、伊朗是三年。(18)此類情況直接導致許多適齡男青年因經(jīng)濟拮據(jù)無力買房、結婚，女青年待字閨中，埃及30歲未婚男女的比例高達60％和47％。(19)由失業(yè)所引發(fā)的住房難、結婚難等問題又成為政府的巨大包袱，青年自身也極易由此產(chǎn)生自我否定、仇視社會、對國家不滿等消極心理，一旦有導火索便會一觸即發(fā)，甚至威脅政治的穩(wěn)定。
此外，由于宗教、國體的特殊性，在部分阿拉伯國家，教派歧視也成為青年就業(yè)困難的原因之一。以遜尼派小國巴林為例，它是海灣君主制國家中第一個出現(xiàn)局勢動蕩的。在巴林本國人口中，什葉派約占70％，遜尼派約占30％并擁有統(tǒng)治權。為維護其絕對統(tǒng)治，什葉派民眾在各方面都受到打壓。遜尼派控制了政府和公共部門等主要的就業(yè)部門，而什葉派大多只能在醫(yī)療保健等服務性行業(yè)和工業(yè)等體力勞動領域獲得就業(yè)機會，月薪低于國家最低保障線。什葉派青年不得參軍，國家寧可使用雇傭軍與鼓勵遜尼派外籍人士入籍參軍。(20)種種因素使得什葉派青年難以獲得公平的生計保障，無辜淪為教派斗爭的犧牲品。
其二，青年教育質量堪憂。在阿拉伯國家，失業(yè)者的年齡與學業(yè)結構呈現(xiàn)低齡化、高學歷的特點，受教育人群的失業(yè)率超過了文盲失業(yè)率，這一現(xiàn)象被稱為“知識失業(yè)”。在突尼斯，每年有8萬名大學生畢業(yè)，卻僅有2萬人能找到工作；在埃及，以2008年為例，高中畢業(yè)生失業(yè)率為55％，大學畢業(yè)生失業(yè)率為31.7％。(21)這些人后來成為了解放廣場、變革廣場、綠色廣場、五一廣場上吶喊的青年。事實上，近年來大部分阿拉伯國家不遺余力地發(fā)展教育事業(yè)，如興辦學校和研究機構，提高入學率，突尼斯的公共教育投入更是占到了國民生產(chǎn)總值的7.6％，在全球名列前茅。(22)然而，阿拉伯國家的教育體系單一且一味追求數(shù)量，教育質量堪憂，經(jīng)濟改革和轉型所引起的傳統(tǒng)教育與人才需求不匹配導致青年學無所用?！度窠逃虮O(jiān)測報告》中一篇名為《教育失敗點燃阿拉伯世界怒火》的文章，分析了教育失敗與青年成為此次變局主力軍之間的關系，并指出“這一關系成為變局發(fā)生的必然”(23)。青年人口激增加上教育的失敗導致了沖突的爆發(fā)，在這些國家里，教育系統(tǒng)沒有向青年提供他們擺脫貧困和失業(yè)所需的技能。(24)
(三)阿拉伯國家內部社會結構性沖突凸顯
阿拉伯國家普遍存在這樣的社會構成：公民年齡呈現(xiàn)超年輕化的態(tài)勢，“青年膨脹”(Youth Bulges)現(xiàn)象尤為突出，50％的人口不滿25歲，15～24歲年齡段的人口約為總人數(shù)的1/5。民眾政治權利受到壓制，許多“國父級”領導人無限期連任。在后卡扎菲時代的利比亞盛傳這樣一種說法：“平均年齡不到25歲的利比亞國民，終結統(tǒng)治了42年的‘領袖’”(25)。這樣的社會構成顯然是“畸形”的，“年輕”的國家長期在“老人”政權的統(tǒng)治之中，他們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社會結構性沖突從根本上直接導致青年對國家和現(xiàn)實的強烈不滿。
其一，“強人政治”體制僵化。伊斯蘭教本質上是與時俱進的宗教，其“創(chuàng)制”說旨在講求隨時代發(fā)展而實現(xiàn)對教義的重新詮釋，講求創(chuàng)新與進步。但在現(xiàn)實社會，埃及、利比亞等國的政權都是在民族獨立革命的過程之中或之后，由軍官發(fā)動政變建立的，其政權多采取強人政治和軍人政治等權威政治模式，并形成了一種國家領導人事實上終身任職的老人政治。(26)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在取得一些成績后便不求創(chuàng)新，覬覦的只是權力與金錢，以為自己還能憑借戰(zhàn)爭時期的威望贏得百姓的擁戴。然而，從突尼斯街頭到開羅解放廣場，從的黎波里綠色廣場到薩那變革廣場，年輕人幾乎口徑一致地向“老而不死”的領袖們高喊“我們不走，你走！”他們不僅拒絕承認“國父”們的執(zhí)政合法性，甚至連體面下臺的機會都不再給。(27)
可以說，阿拉伯青年已成為僵化體制下的犧牲品。在突尼斯和埃及，青年淪為了家族統(tǒng)治的犧牲品?？偨y(tǒng)家族遍布各大壟斷行業(yè)，包括銀行、民航、交通、媒體、零售業(yè)，利用特權大辦家族企業(yè)、瘋狂侵吞國有資產(chǎn)的丑聞早已為全民所恥。他們仍然誓不罷休，壟斷之手伸向總統(tǒng)寶座，千方百計要將權力傳承給自己的兒子。因此，“世襲制”在阿拉伯國家普遍存在，且不說王權國家，就是共和制國家也是如此。這樣一來，與總統(tǒng)家族沒有任何交情的廣大底層青年何來機會？在利比亞和也門，青年淪為了部落統(tǒng)治的犧牲品。以利比亞為例，國家有大大小小150個部落，和卡扎菲關系好的部落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取更多利益，部落成員自然也得到重用。如卡扎菲政權的核心——革命委員會，即由來自瓦法拉、馬格拉哈和卡達法三部落的人組成，卡扎菲甚至將卡達法部落遷往西北部沿海的蘇爾特省——一個石油儲量豐富、又正好位于班加西和的黎波里中線的地理要沖。他的獨裁作風為自己的政治生涯“自掘墳墓”，卡扎菲時代隨即宣告結束。
其二，青年群體被“邊緣化”。占阿拉伯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青年群體實際上是被社會所邊緣化的一代，被稱為“U青年”一代，指的是無成就的(unfulfilled)、未被接納的(unincluded)、未充分就業(yè)的(underemployed/underutilized)和被低估的(underestimated)。(28)在“強人政治”的社會中，解釋權和話語權多在權威長者手中且不容置疑，青年人的意見并不受重視，成為“被遺忘的大多數(shù)”。世界銀行在布瓦吉吉悲劇發(fā)生幾個月前發(fā)布的一份報告中警告：“不對年輕人進行投資，尤其是不為他們創(chuàng)造所需的就業(yè)崗位，將會使青年更加脆弱，存在被邊緣化的風險……容易受到負面社會現(xiàn)象的影響，這需要遠遠多得多的投資才能夠恢復。”(29)可以說，布瓦吉吉點燃了青年群體中存在已久的不滿情緒，從失業(yè)到無法自我表達，再到被國家壓制、被社會邊緣等問題上積累已久的失落感。
(四)西方社會對阿拉伯青年的“洗腦”
長久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一直致力于向阿拉伯國家推行“美式民主”，并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但這種影響是扭曲且是別有用心的。在此次變局中，這種影響帶來的動因不可小覷，甚至有報道稱，“從突尼斯到蘇丹，從埃及到利比亞，從也門到敘利亞，不斷蔓延的西亞北非亂局，是在美國國防部和國務院長久謀劃的背景下發(fā)生的，針對的是整個阿拉伯世界。”(30)在美國，打著非政府組織的名義，實際是由美國政府建立或資助的，被政府用作對外進行意識形態(tài)滲透和促進民主工具的組織有數(shù)萬個。它們主要通過對中東國家非政府青年組織施加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促進普通民眾公民意識和民主權利意識的覺醒，尤其是在青年群體中引起共鳴，傳播“民主觀念”、充當“民主教練”，以期達到“社會轉型”和改朝換代之目的。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自2005年以來，約有超過萬名埃及人參加了由美國國際開發(fā)署出資，國際共和研究所和全國民主研究所等28個美國和當?shù)貦C構舉辦的培訓活動。其中的許多人后來成為埃及抗議活動的骨干力量。2009年，17名來自埃及的“青年領袖”應邀赴美參加了由美國國務院和國際開發(fā)署出資、由素有“老牌顛覆專家”之稱的“自由之家”主辦的所謂“新一代倡導者項目”。這些埃及的青年精英在美國接受了關于民主、人權與和平的熏陶，而這個項目的目的就是“從內部促進中東和北非的政治變革”(31)。年僅23歲的埃及反對派人士比拉爾·迪亞布曾在美國機構于開羅開設的“青年領袖學校”接受了為期半年的訓練，得到外國“民主教練”手把手的指導，并將這些運用到埃及發(fā)生的大規(guī)模抗議活動中去。他表示，“(抗議者)本來是一盤散沙，但我們通過培訓學會了如何把他們組織起來，而且我們的確做到了這一點。”(32)由此可見，這些社會化過程尚不完全，價值觀尚不確定的阿拉伯青年深受“美式民主”的“洗腦”，在此次變局中扮演了西方社會所期望的角色。
三、全球化背景下阿拉伯青年意識形態(tài)發(fā)展趨勢
世俗化與宗教化所帶來的巨大沖擊將青年推向了十字路口：一方面，在經(jīng)濟全球化的今天，自由之風掠過古老的阿拉伯沙漠與綠洲，“臉譜”、“優(yōu)兔”為青年所熟知并在此次變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自由主義、公民意識日益在青年中成為主流價值觀和利益訴求；另一方面，通過此次變局，可以看到伊斯蘭世界的傳統(tǒng)思潮與西方價值觀對青年產(chǎn)生了雙重影響，他們面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東方與西方、封閉與開放、民主與獨裁、理想與現(xiàn)實、宗教與世俗的巨大沖擊。
(一)信仰危機在青年群體中蔓延
世俗化與宗教化所產(chǎn)生的強大沖突令青年人在選擇與適應過程中感到茫然，在外部世界所帶來的多元文化面前，他們表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困惑。世俗、伊斯蘭與西方這三者之間搖擺不定的選擇與轉換充分暴露出青年的信仰危機，令其處于迷茫—思考—探索的實踐階段。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點。
其一，世俗力量與伊斯蘭力量的選擇。此次劇變被認為是繼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第二次伊斯蘭復興運動，但伊斯蘭色彩與之相比卻黯淡不少。如前文所言，變局初期青年群體組織游行示威的動員方式、場所與行動口號均未帶有明顯的宗教色彩，反而體現(xiàn)出“去伊斯蘭”化的特征，宗教似乎并未發(fā)揮重要作用。然而在傳統(tǒng)的伊斯蘭國家，宗教色彩滲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又豈能不在一場決定國家命運轉折的變局中發(fā)揮作用？青年人看似不需要宗教，但實際上他們卻又在向真主發(fā)出求助，如示威人群在解放廣場跪求總統(tǒng)下臺，這一行為在伊斯蘭文化中具有“祈求真主”，向真主發(fā)誓的意味，表明人們在一開始就有逼迫總統(tǒng)下臺的決然態(tài)度。隨著變局的推進，伊斯蘭力量開始逐漸“明朗”直至穆斯林兄弟會成功上臺。從這一過程中可以看出，世俗力量與伊斯蘭力量中的任何一種價值觀都無法完全影響青年。帶有伊斯蘭色彩的穆兄會成功上臺并不等同于青年民眾選擇伊斯蘭，拋棄世俗，而只能說他們選擇穆兄會代表著與舊時代的決裂。中東問題專家朱威烈教授認為，從埃及目前的國內形勢來看，穆兄會在治國理政方面缺乏經(jīng)驗，在協(xié)調與軍方關系，平衡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力結構等方面不斷引發(fā)社會與民眾強烈不滿，因此世俗力量與宗教勢力的分歧與對立已經(jīng)形成。(33)有媒體稱，埃及就像一個剛剛修補好的瓷器，又面臨被打破的危險，阿拉伯青年群體再一次陷入兩難抉擇。
其二，反美與親美的選擇。西方尤其是美國多年來對阿拉伯國家實施文化、教育輸出，持續(xù)不斷地宣傳西方價值觀，對這些國家的民眾特別是青年具有明顯影響：一方面，青年民眾對親美的舊政權感到厭惡與反感，將國家落后與失敗的罪責歸于美國與以色列的干涉；另一方面，在目前金融危機和經(jīng)濟蕭條的陰影下，阿拉伯國家經(jīng)濟結構失衡、失業(yè)率上升、貧富差距拉大和獨裁政治等問題進一步凸顯。面對社會現(xiàn)實，一些青年人又對西方的“人權”、“民主”、“自由”等價值觀給予了高度認同，其政治訴求、民主方式、生活方式也越來越向西方靠攏，并成為其進行街頭抗議的思想動因，在示威中青年也未表現(xiàn)出反美或反西方的情緒。由此可見，在對美國的態(tài)度上，青年人顯得猶豫不決，其深層表現(xiàn)出的是青年群體的信仰危機，在多元文化的選擇中無法做出恰當?shù)幕貞?/p>
(二)伊斯蘭中間主義思潮由理論趨于實踐
伊斯蘭中間主義思潮是伊斯蘭主義者自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自我反思和變革的產(chǎn)物，一些人主張國家走世俗主義為特征的理性主義路線，另一些則堅持以宗教為基礎的文化保守主義取向。中間主義試圖尋求一種“適度的”、“平衡的”、“調和的”“中間路線”(34)。由青年群體在信仰危機中表現(xiàn)出的迷茫—思考—探索的過程可以看出，伊斯蘭中間主義思潮的影響力從伊斯蘭思想界擴大至世俗社會，并在青年群體中激發(fā)了思考與認同。在全球化成為歷史主潮的背景下，阿拉伯青年的價值認同也發(fā)生轉向，伊斯蘭中間主義由精英走向草根，由理論趨于實踐，并在此基礎上重塑伊斯蘭世界的核心價值觀，其表現(xiàn)如下。
其一，阿拉伯青年認識到融入全球化，拒絕極端激進，倡導中正、包容與和平的迫切性。“9·11”事件后，伊斯蘭極端激進主義甚囂塵上，“基地”組織揚言在全世界傳播其“321”模式。“3”指的是伊斯蘭世界的三個敵人，它們要為伊斯蘭世界的畸形發(fā)展、弱勢地位和受壓迫的狀態(tài)負責，即“十字軍戰(zhàn)士”(西方基督教國家)，猶太人(以色列)和“傀儡”(伊斯蘭國家的政府，它們被指責是協(xié)助西方壓迫伊斯蘭世界的幫兇)。“2”指的是這些敵人采取兩種攻擊形式：一方面它們出兵占領伊斯蘭國家，壓迫該國人民；另一方面它們將自己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強加給伊斯蘭國家并由此壓迫本土文化。“1”指的是對于這三個敵人，必須一致努力以一種方式(圣戰(zhàn))打擊敵人。(35)然而，圣戰(zhàn)者的自殺性襲擊每天都在美國、歐洲以及伊斯蘭本土上演卻未見實質性成效，阿富汗戰(zhàn)爭、伊拉克戰(zhàn)爭又相繼在伊斯蘭世界爆發(fā)，阿拉伯民眾的生活越發(fā)困苦，國家依舊落后。這使得青年清醒地認識到，僅憑以暴易暴的方式與西方對抗不能實現(xiàn)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民主變革、國家強大的理想。阿拉伯青年要想實現(xiàn)改善民生生活、推動社會民主進步等目標，就必須通過對話而非對抗的方式努力融入世界，共同應對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沖擊。這與伊斯蘭“中間主義”思潮所強調的“避免極端”、“拒絕激進”、“寬厚包容”是相契合的，因為極端主義思想和行為已經(jīng)嚴重削弱了伊斯蘭世界各民族的力量，給伊斯蘭世界造成一系列嚴重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問題，阻礙了它的發(fā)展和進步。
其二，中間主義的“重啟教法創(chuàng)制”成為解決社會現(xiàn)實問題的必需。“強人政治”體制使得阿拉伯世界長期陷入嚴重的理性缺失之中，思想僵化，因循守舊，缺乏創(chuàng)新精神。青年認識到如果抱殘守缺，不思進取，就會落后，因此他們反對僵化的政治體制，批判世襲制。許多阿拉伯國家領導人通過壓制人民的政治權利、修改憲法等達到自己建立家族統(tǒng)治國家的野心。然而這樣的做法不僅違背了伊斯蘭教義，更給國家民族的發(fā)展套上腳鐐，遭到青年的唾棄。
其三，青年認識到建立公正和諧的社會秩序就要倡導民主協(xié)商，反對專制獨裁、腐敗剝削和分配不公，這也是“中間主義”思潮所倡導的。以利比亞為例，卡扎菲之死被廣泛認為是中東獨裁統(tǒng)治的徹底終結，是青年們的勝利。隨著伊斯蘭“中間主義”思潮的影響力擴大，青年人對于這種任人唯親、權力任性妄為的大家長制作風感到反感，他們反對獨裁，反對專制，認為利比亞的部族政治是一種畸形的社會結構，對于現(xiàn)代政治模式而言是一種歷史的倒退，是歷史的恥辱。
(三)政治意識的覺醒
在阿拉伯國家中，參與反抗的青年涵蓋了三種群體：有的一畢業(yè)就失業(yè)，沒有生活來源；有的是普通工人，但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狀況并不滿意；有的是受教育的精英分子，甚至是中產(chǎn)階級，面對政府腐敗和國家制度有著由來已久的不滿，雖有很強的參與意識，卻長期訴求無門。弱勢處境導致了絕大多數(shù)年輕人遠離政治或處于政治幼稚無知的狀態(tài)，然而這次的事件反映出青年群體的徹悟與覺醒，他們學會用手中的公民權與政治權去追求尊嚴與平等，去履行公民政治表達的權利與義務。福山曾多次強調民眾“政治意識”的重要性，并指出：“目前的局勢表明，渴望生活在一個尊重你、賦予你基本政治權利的國家的根本沖動(impulse)事實上是普世的”(36)。
同樣，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也無法完全化解民主訴求的壓力。此次動蕩也波及一些經(jīng)濟表現(xiàn)相對出色的國家，如沙特、巴林以及動蕩的源頭——突尼斯，據(jù)世界經(jīng)濟論壇《2010-2011年全球競爭力報告》稱，突尼斯在非洲大陸名列前茅，居世界第32位。(37)就發(fā)展水平而言，這些國家并不那么糟糕，但民眾抗議仍然爆發(fā)了?？棺h運動的主要力量不是來自最窮苦的階層，而是來自受教育的中產(chǎn)階級；不是來自老人，而是來自中青年，他們的動力源于覺醒的政治意識，這使得他們無法繼續(xù)忍受“缺乏政治和經(jīng)濟機會所造成的挫折感”。“這些國家的政權還以為年輕人與政治是隔絕的，可是他們沒有注意到年輕人當中存在相互聯(lián)系，他們有雄心，他們有政治意識，而且他們的政治意識比傳統(tǒng)的反對派還要強。”(38)在以往的社會，青年作為非主流群體，是文化的接受者和被教育者，其文化和知識的傳播是單向的，然而隨著全球化潮流和青年主體意識的增強，單一的文化灌輸和傳播已不能滿足青年自身的需要，他們表現(xiàn)出更多的參與熱情和要求。青年要將自身的訴求與觀念“反哺”給社會和成年群體。
四、結語
據(jù)統(tǒng)計，自1960年以來經(jīng)歷民主轉型的103個國家里，約有半數(shù)國家在第一年遭受了經(jīng)濟困難，約有40％的國家在此后五年里經(jīng)歷了經(jīng)濟衰退。(39)因此，青年人心目中的阿拉伯之春還遠未到來，各國面臨著恢復經(jīng)濟、重組政治架構的艱難任務，凸顯轉型之痛。布瓦吉吉事件的發(fā)生已過去兩年多，這些阿拉伯國家經(jīng)歷了民選總統(tǒng)后的另一個歷史轉折點，“制憲危機”、“政治危機”、“抗議”、“沖突”、“動蕩”等再次成為中東局勢的熱門詞匯。然而無論這些國家經(jīng)濟轉型的進程、國家權力的構成會是如何，強人政治的時代必定是一去不復返了，青年階層已成為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成分。它表明，青年不再是社會階層中訴求無門的群體，他們敢于表達自己的意見，不固守、不守舊，成為嶄新的社會力量。他們追求的不僅是物質上的滿足，更主張個人的尊嚴與平等、國家的民主與富強。與此同時，以青年為主體的阿拉伯社會將面臨意識形態(tài)和核心價值觀的再次重塑，中正、和平、包容的中間主義思潮將得到進一步的深化與實踐。盡管阿拉伯世界再次迎來“綠化”，以穆兄會為首的一股伊斯蘭溫和勢力走向了政治舞臺的中心，發(fā)揮著導向作用，但民眾與政府間的沖突與抗議仍不時在這些國家上演，青年依然是其中的主體。國家、政府如何將青年與各階層民眾的訴求轉化為國家變革的實踐仍是目前各方的關切所在。
注釋：
①Ethan Zuckeman， “The First Twitter Revolution？”， http： //www. foreignpolicy. com/articles/2011/01/14/the_first_twitter_revolution.
②數(shù)據(jù)來源于以下網(wǎng)站：http： //news. sina. com.hk/news/1310/3/1/1993562/1. html， http： //www. dw.de/dw/article/0，， 6414046， 00. html， http： //www. zaobao. com/special/hotspot/pages/hotspot110119a. shtml
③馬曉霖主編：《阿拉伯劇變——西亞、北非大動蕩深層觀察》，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年版，第9頁。
④唐嵐：《社交網(wǎng)絡：“中東波”的有力“助推器”》，載《世界知識》，2011年第9期。
⑤湘溪：《“E外交”的新戰(zhàn)場》，載《世界知識》，2011年第10期。
⑥同上。
⑦資料來源：中央情報局2009年、2010年《世界概況》， http： //zh. wikipedia. org/wiki/％E5％90％84％E5％9B％BD％E4％B8％AD％E4％BD％8D％E6％95％B0％E5％B9％B4％E9％BE％84％E5％88％97％E8％A1％A8.
⑧田文林：《對當前阿拉伯國家變局的深度解讀》，載《現(xiàn)代國際關系》，2011年第3期。
⑨[美]塞繆爾·亨廷頓，周琪等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頁。
⑩“Arab Unrest index： The Shoe-Thrower's index，” http： //www. economist. com/blogs/dailychart/2011/02/arab_unrest_index， 2011/2/9.
(11)其余權重為政府執(zhí)政年頭占15％；腐敗和民主缺失各占15％；人均GDP占10％；審查制度指數(shù)占5％。
(12)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阿拉伯埃及大使館經(jīng)濟商務參贊處：《生活成本提高成中東青年關注的主要問題》，http：//eg.mofcom.gov.cn/aarticle/r/201205/20120508112908.html。
(13)唐永勝：《以全球政治的視野觀察中東變局》，載《世界知識》，2011年第13期。
(14)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全球青年人失業(yè)狀況》， 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k/201205/20120508151876.html/。
(15)《真正的邪惡軸心：疾病、貧困、環(huán)境惡化》，載《參考消息》，2005年3月16日。
(16)“國際勞工組織報告顯示：阿拉伯失業(yè)率不降反升”，http：//finance.jrj.com.cn/2012/06/04132713365022.shtml。
(17)指大學畢業(yè)又沒著落的年輕人經(jīng)歷的一個生活停滯期。
(18)Kevin Watkins， “Education Failures Fan the Flames in the Arab World”， http： //efareport. wordpress. com/2011/02/23/education-failures-fan-the-flames-in-the-arab-world/.
(19)黃培昭：《中東為低齡化傷腦筋，美借機輸出民主》，載《環(huán)球時報》，2011年3月7日。
(20)吳冰冰：《巴林：被教派矛盾撕裂的國家》，載《東方早報》，2011年3月28日。
(21)馬曉霖主編：《阿拉伯劇變——西亞、北非大動蕩深層觀察》，第4-5頁。
(22)“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1， Regional Overview： Arab States，” http： //unesdoc. unesco. org/images/0019/001915/191531e. pdf.
(23)Kevin Watkins， “Education failures fan the flames in the Arab world”.
(24)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1， http： //unesdoc. unesco. org/images/0019/001911/191186c. pdf.
(25)秦軒：《趕走了卡扎菲的年輕人》，http：//www.infz.com/content/63152。
(26)劉中民：《關于中東變局的若干基本問題》，載《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2期。
(27)馬曉霖主編：《阿拉伯劇變——西亞、北非大動蕩深層觀察》，第7頁。
(28)穆里爾·阿瑟布格：《阿拉伯之春》，載《科學和政治基金會雜志》，德國，2011年7月號。
(29)魯拉·卡夫拉：《躁動的阿拉伯青年》，載《金融時報》，英國，2011年12月29日。
(30)《美國“大中東民主計劃”的幕后策動》， http：//books. gmw. cn/2012-03/23/content_3827088.htm。
(31)巖夢：《美國中東“民主干校”真相》，載《環(huán)球》，2011年第12期。
(32)同上。
(33)朱威烈：《埃及：世俗力量對抗宗教》，載《新民晚報》，2012年12月28日。
(34)王泰：《埃及伊斯蘭中間主義思潮的理論與實踐》，載《西亞非洲》，2012年第2期。
(35)《“圣戰(zhàn)國際”及其學說正成為全球性威脅》，參見http：//express.cetin.net. cn：8080/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baseid=1&docno=240430。
(36)劉擎：《2011年西方知識界回顧》，載《東方早報》，2012年1月10日。
(37)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0-2011， Geneva， 2010， p. 329.
(38)魯拉·卡夫拉：《躁動的阿拉伯青年》。
(39)“After the Arab Spring： What's Next for the Econom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http： //www. brookings. edu/events/2011/09/23-arab-spring-econom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