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歐元前途乃至歐洲（盟）治理模式帶來了尖銳挑戰(zhàn)，使福利國家改革話題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上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把福利國家當作理想主義的神話，美國里根政府推行“為工作而福利”政策，英國撒切爾夫人政府更是大刀闊斧推行改革。1990年代多國社會黨上臺執(zhí)政，也不甘落后地強調左派必須與時俱進，調整原來意識形態(tài)固守的東西。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建立有效率的工作福利制，防范過分依賴福利的道德風險，包括放松對市場的限制、鼓勵自立，重視培訓以及強化責任感等等。德國施羅德政府 2003年推出的系列改革及其代表作《2010議程》（Agenda2010）便是其中可圈可點的重頭戲，但改革并沒有立竿見影，卻株連社民黨在所有地方選舉和歐洲議會選舉中接連受挫，施羅德被迫宣布提前大選，黯然下臺。幸虧接盤的默克爾政府沒有勒住韁繩，而是繼續(xù)推進沒有施羅德的施羅德改革。

十多年過去了，不少南歐國家在長期財政赤字和靠借債維持中苦苦掙扎，終因支撐不住導致危機爆發(fā)；而德國得益于未雨綢繆，在危機中表現良好。德國目前的產值占歐盟總量1/5，出口量占1/4；失業(yè)率為5%~6%（是歐洲平均失業(yè)率的一半左右），特別是青年失業(yè)率降到20年來最低；預算收支大抵平衡，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遠低于歐元區(qū)國家5個百分點。被認為是一枝獨秀的優(yōu)等生。

施羅德政府的改革及其《2010議程》給我們哪些啟示呢？

推進涉及既得利益的體制改革要有極大的政治勇氣和足夠的犧牲準備。如果執(zhí)政者（黨）只考慮維護自己的黨派利益，就不可能冒這樣的政治風險。現在看來，德國改革的最大受損者是社民黨，且不說當年許多干部紛紛退黨，原黨主席另立門戶，十萬黨員流失，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緩過勁來。施羅德上臺后一段時間，推進的是開源性改革，并沒有遭到什么強烈反對。但當施羅德意識到改革必須治本，并準備挪動許多人的奶酪時，立刻迎來洶涌澎湃的抗議浪潮甚至人身攻擊。由于改革效果的滯后性，大多數民眾缺乏足夠的耐心，改革的決心面臨巨大的考驗。選民嘗到了眼前的苦滋味，就傾向對改革者說“不”。由此可見，多數原則對于改革具有很大的殺傷力，即便有勇氣也未必能夠扛得過去。其實，施羅德政府無論是堅定推行改革還是半途而廢，社民黨都元氣大傷了。人們在享受改革紅利的同時，也未必能記住改革者的好——這大概也是歷史和現實許多改革者的“宿命”吧。

改革的智慧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如何凝聚共識減少阻力。順利推進改革的關鍵，一是彌合執(zhí)政黨內部的分歧。針對黨內有些人思想陳舊行動僵硬，施羅德認為，社民黨不但要堅持自由、團結、公正的基本價值觀，而且必須果斷拿出國家迫切需要的明確改革議程，捍衛(wèi)并堅決予以實施。二是爭取工會的支持。福利國家的工會力量雖然今不如昔，但仍不容小覷，工會在與資本的長期較量中也學會了博弈與妥協(xié)，能夠爭取到工會的支持就可以增加改革的勝算，問題是工會也是利益集團，也有它的利益考量。三是掙脫反對黨的掣肘。施羅德任內聯邦參議院反對黨勢力強大，正如施羅德感嘆的，政客們關注的不是在如何尋求妥協(xié)，也沒有考慮國家的政治責任，而只熱衷于政黨的爭權奪利。這就是為什么默克爾政府并沒有放棄《2010議程》路線圖，為什么2012年4月，政府擬對25歲以上有收入人群征收年齡稅，這時輪到社民黨作為反對黨為反對而反對了。反對黨的“在野策略”，政客為了拉票，都可能導致他們的短期行為綁架國家的長遠利益，這也是西方政治生態(tài)“左”“右”面目日益模糊的一個寫照。

改革要觸及不少人的眼前利益，必然舉步維艱不可掉以輕心。所有的改革都是利益調整，要動某些奶酪。其實大多數人也都知道高福利難以為繼，口頭上誰也不反對改革，但要是動了自己的哪怕一小塊奶酪就不干了。一旦改革觸及具體利益，擁護改革者馬上就會變?yōu)榉磳φ?。福利?ldquo;剛性”特點意味著調高了皆大歡喜，下調了怨聲載道。福利體制改革再次告訴我們：從來就沒有什么免費的午餐。首先要考慮的是支撐福利供應的生產力水平，其次是人們所享受的福利待遇必須有勞動者的工作進行儲備，遺憾的是恰恰很少有人認真對待這兩個方面。另外，福利體制的設計需要大智慧，德國老齡化問題嚴重，但改革并沒有削減養(yǎng)老金，而是通過調整增值稅、開征生態(tài)稅，取得了別開生面的效果。今天看來，改革迫使失業(yè)者必須積極尋找工作，靈活就業(yè)也使資本更愿意雇傭新人；但是，危機中的有效社會保障措施究竟是為了擴大內需而撒胡椒面，還是繼續(xù)進行結構性調整和人力資本投資，德國政府又不得不面對新的抉擇。

社會政策的公平正義必須依靠勞動者工作而不是別的什么來實現。根據德國《社會法》，失業(yè)被定義為“有工作能力，且有工作意愿，但現在無業(yè)者”，亦即失業(yè)僅僅是工作能力的暫時喪失，任何保險或救濟都不應使失業(yè)者安于現狀放棄工作機會。這一點對于我國社會保障體制建設不無提醒，我們要謀劃的是兼顧公平和效率的“發(fā)展型福利”，而不可能大包大攬。我國政治制度不允許政黨輪替和政客拉票，但也不排除有人迎合民粹、煽動民意，鼓吹不切實際的趕超型福利；還有利益集團不肯放棄特殊地位和優(yōu)渥待遇，千方百計阻擾重新切分福利奶酪等情況。發(fā)展型福利不但要求實現普惠的社會保障，而且必須體現激勵和引導原則，堅持權利與義務相適應，盡力而為，量力而行。特別要注意由于長期福利短缺，公眾的預期比較強烈，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避免不可持續(xù)的過度承諾，遏制社保繳費率繼續(xù)走高，謹慎探索推遲退休年齡和實行新人口政策等等。無論如何，勞動者為自己做了力所能及的保險儲備，就應當獲得回報；只有對特殊的弱勢群體，才須社會援手給予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