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焦點問題的紛紜變化

上面我們簡單回顧了一下在中國哲學學科化以后，宏觀視野下張載研究傾向。對于張載的體系盡管有不同的重構模式，但總體上對于重構本身并無巨大分歧，因為對于哲學史的研究，重構是的詮釋或者新語境下的回歸是必要的。但在張載哲學的一些基本問題上，情況卻糟糕的多，對張載提出來的具體哲學問題的解讀，張載以后，歷來就聚訟不已，這一點，我們從二程、朱子、陽明、船山等張載之后的哲學家那里可以清楚的看到。這種狀況，一點也沒有因中國哲學學科化的形成和發(fā)展而有所改善。這也或可看作原創(chuàng)哲學家的解釋學魅力。

后人研究前人的學術或思想，總免不了作一概括性判斷，古人謂之“判教”，現代人名之曰“哲學立場”。自哲學學科化以來，對于張載哲學的研究，也有一個哲學立場的判定問題。最早在呂思勉先生的《理學綱要》里，對張載哲學評價甚高，所謂“理學家中，規(guī)模闊大，制行堅卓，實無如張子者。”[1][P65]但是，呂著似乎未受哲學立場判定這一學科化之后的“格式”影響。而上面提到的陳鍾凡的《兩宋思想述評》里就給張載戴了一個“二元論”的帽子了。馮友蘭在1949年以前的哲學史著作里，沒有給張載的哲學立場予以限定，但在后來的哲學史著作里，還是適應中國哲學學科化后由于規(guī)范和政治的需要，將張載哲學判為“唯物主義”。在立場問題上，最早鮮明的判定張載哲學立場的學者是張岱年先生，他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關于張載的研究，旗幟鮮明的判定了張載是“十一世紀的唯物主義哲學家”。這個研究對后來一般哲學史關于張載部分的寫作影響深遠。張岱年先生也成了當時及后來相當長時間內大陸張載研究的代表性哲學史家，在1980年代問世的研究張載的著作往往請張先生作序，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當時張岱年在張載研究方面的影響。馮契先生把張載放在中國古代哲學的范疇演進的背景下，對張載的哲學立場也進行了“一元論”和“樸素唯物主義”的判定。

然而近年來，風氣為之一轉。對于張載哲學或思想的研究，由于對哲學史研究上的兩軍對壘模式的反省，不再判定其哲學立場了，而且還進一步反省以前對張載哲學立場判定的得失。無論是從陳俊民先生1980年代的《張載哲學思想及其關學學派》[13]，還是從近年出版的龔杰先生的《張載評傳》[14]以及丁為祥的博士論文《虛氣相即》，都不再簡單的判定張載的哲學立場，而是走向另一個問題，向所謂“張載原意”的復歸。

另外，在認識張載核心概念上，也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變化和分歧。

我們以虛、氣以及萬物關系為例。虛氣理論是張載面對佛老的理論挑戰(zhàn)而為儒家哲學構建的形上學理論，圍繞其中的關系，研究者們爭論不止。在這個問題上，一般有兩種看法，一種是：把“太虛”認作“氣”散而未聚時的狀態(tài)，而“萬物”是“氣”絪蘊相蕩然后相聚而成的現象，也就是說太虛、萬物均是氣，區(qū)別僅在于“氣”的兩種狀態(tài)而已，“氣”長存不滅而狀態(tài)有殊，這就是張載的宇宙圖景。馮友蘭、張岱年、姜國柱、陳來等是持此論的論者。另外一種則是：認為“太虛”不是“氣”的散狀，而是“氣”的本體，“太虛”和“氣”是相即不離的關系，這也就是說，“太虛”不是物質狀態(tài)，而是本體根據故而無形無象，持此論的有林樂昌 [15]等人。與之相近，湯勤福認為太虛非氣，太虛涵含氣，但太虛本身不是氣；太虛與氣分屬兩個層次，太虛是最高層次的概念，而氣則是次一層次的概念，氣能化生萬物；從太虛的內涵與特點來分析，太虛是萬物的本原但不能直接化生萬物、太虛無形又離不開氣、太虛是實有并是永恒的存在 [16]。在上述兩種看法之外，還有一些觀點，如馮契先生認為，“太虛”是指物質的廣延性；侯外廬等人認為，“太虛”既是“氣”散的狀態(tài)，又是“氣”的“本體”，不過侯外廬等將這一“本體”理解為本來原始的存在狀態(tài)。丁為祥則試圖調和“太虛即氣”命題上的爭論，認為“太虛”和“氣”的關系是宇宙論和本體論的同構，二者就不再是平列的關系，而是立體并存、架構式的統(tǒng)一關系,認為“太虛”既是“氣”的狀態(tài)又是“氣”的本體根據，“太虛”和“氣”是本體和現象的關系，并進而提出“虛氣相即”的概念。實際上，在虛氣問題上的爭論，反映出了，在中國哲學學科化以后，受西方哲學宇宙論和本體論的影響，為了適應以西釋中的需要，必須在張載哲學的根源出作認真的推敲，所以這個問題就明顯的暴露出來。并且由于張載的語焉不詳或者語言的前后不一致，故而成為一大問題。

三、專題研究的多維視野

學科化的中國哲學史研究要求中國哲學研究的范式要對照西方成熟的哲學學科范式。因此，除了對張載哲學的體系和問題作深入探討外，對于張載的研究同時還要比照西方的學科范式，進行多維的研究，就像馮友蘭先生在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哲學史著作里那樣，為張載董理出物理學、生物學等等。這也就是說，不僅要在深度上理解和詮釋并重構張載哲學，在廣度上也要多向度跟進。百年間的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對于張載哲學的研究同其他中國哲學資源的研究發(fā)掘一樣，為適應學科化的發(fā)展，在廣度上也呈現出了多維的指向。當然，這里仍然包括傳統(tǒng)的領域，如張載易學、經學研究等等。

對于張載易學的研究，中國哲學學科化以來，重要著作有朱伯崑先生的《易學哲學史•張載易說》[17]和余敦康先生的《內圣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張載的易學》[18]等。上述兩部著作，在論述張載易學時，都明顯的具有學科化以后中國哲學研究的普遍性色彩。其中，朱伯崑先生站在易學哲學史的角度，給予了張載易學很高的歷史地位，認為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同時還認定，張載易學哲學不僅為張載氣學奠定了基礎，也為宋明時期的唯物主義的發(fā)展奠定了理論基礎。上述一書基本上是從唯物主義立場上對張載易學作出分析的，這也是中國哲學學科化之后張載研究的一個重要特征。另外，余敦康先生的著作里，對張載易學的地位也予以高度的評價，甚至認為除了《橫渠易說》，《正蒙》也是易學著作。基于對張載易學的高度重視，余著以易學為綱，以橫渠四句為目，構建了一個易學的張載哲學體系，也別具特色。這也從一個側面凸現了中國哲學學科化以來，對于張載哲學體系構建的多重維度。

除了這些傳統(tǒng)領域的張載研究以外，學科化之后的中國哲學研究中所呈現的多維研究態(tài)勢在張載研究中也有表現。如有人研究張載的科學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等，不過，影響都不算太大，往往出現在某一學科的古代流變史的著作當中或張載研究會議的成果之中，這里不作分析。近來政治哲學研究興起，也出現了從政治哲學角度考察張載思想的，如盧國龍先生的《宋儒微言》[19]。在這部著作里，張載哲學是作為北宋多元政治哲學的批判與重建的一環(huán)來被考察的。雖是一章內容，但也是對張載研究的一個方向。不過，該著作中，過多的站在張載哲學的本體論以及張載和莊子之間的關聯角度上來談張載哲學，而與我們一般理解的政治哲學角度似乎有相當的距離。

另外，還有一個最具特色的就是在關學視域下的張載研究。就所及的資料來看，近些年來，研究張載并產生了一定影響的學者，往往來自張載故鄉(xiāng)或者是與張載故鄉(xiāng)有淵源的學者。如陳俊民、劉學智、龔杰、林樂昌、丁為祥等人，往往不是陜西人就是在陜西做研究工作的。陜西是關學故里，自然得關學風氣之先。陳俊民先生的《張載哲學思想及關學學派》是學科化以來，比較系統(tǒng)的從關學視域下研究張載學說的著作。該書是把張載作為關學領袖的線索中來闡述張載哲學思想的，具有地域特征，這也是學科化以來張載研究的一個不同致思路向。另外，劉學智、林樂昌、丁為祥幾位先生在關學視域下的張載研究也正在不斷深入下去。不過，作為張載這樣一個在哲學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哲學家，僅有來自關學故里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

四、總結與展望

縱觀中國哲學學科化以來中國大陸的張載哲學研究，我們發(fā)現有如下特點：

一、在研究范式上，以在西方哲學影響下的體系重構為主要模式，即是以新哲學背景下或者新語境下的張載哲學的重構為范式，以回歸張載哲學原意為鵠的。在百年間，涌現了一批有特色的重構張載哲學體系的研究成果，為學科化以后中國哲學、宋明理學的個案研究作出了貢獻，是重新梳理古代中國哲學家研究園地的重要一員。然而，進入21世紀，隨著對中國哲學學科本身和研究范式的反思深入，以及世界哲學變化對中國哲學研究影響的逐漸擴大，對張載的研究，就哲學史層面來講，還停留在馮友蘭、張岱年等開創(chuàng)的范式上，沒有重大的突破。而在對同為宋明理學大家的朱熹、王陽明等研究上，研究方法和范式則在不斷轉變。所以，對于張載研究來講，應該不僅僅駐足于所謂體系的重構，還要不斷創(chuàng)新研究范式。而這無疑要和當下哲學語境和世界哲學密切結合起來，為張載的哲學史層面的研究和發(fā)揮張載哲學所蘊涵的智慧作出新成績。

二、在問題探討上，主要集中在張載哲學的本體論、宇宙論以及一些可以歸到馬哲教科書體系的問題，如辯證法、歷史觀、人生觀等。其中尤以爭論張載哲學的立場和張載首創(chuàng)的“虛氣關系”為核心焦點。在這些爭論中，舍去政治因素的影響，往往囿于哪種解釋更符合張載的原意。這里，并不是要摒棄張載原意的意義，回歸元典是哲學研究的根基。但我們知道，簡單回復一個古代哲學家的原意，在哲學解釋學的意義上來講，幾乎是不可能的。在理解的過程中就包含著解釋者的創(chuàng)造。但是，我們在面對古代哲學家提出的哲學問題時，僅僅滿足于解釋哲學家為何說、說什么是不夠的，我們還要站在哲學家提出的問題的基礎上，在當下視域下發(fā)揮這個問題，努力將這些原創(chuàng)的哲學問題向前推進。在這一點上，古代偉大的哲學家莫不如此。如王弼在解釋《老子》時，沒有限于老子的原意去重構老子，而是天才卓出的將老子哲學推向玄學本體論的層面，大大發(fā)揮了老子哲學，同時也構建了自己的體系，為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fā)展作出了理論貢獻。張載本人以及在哲學史上有重大理論成就的哲學家在面對經典時，大多都是著意發(fā)揮，而不是著意形式重構。形式上的重構滿足不了哲學的需要。所以，與其在張載哲學問題的立場上和所謂原意上爭執(zhí)，不如努力發(fā)揮張載哲學的理論潛質，進而在新的時代下作出屬于這個時代的理論貢獻。

三、在專題研究上，尤其易學、關學等方面出現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但在其他問題上，除一些簡單的涉獵以外，沒有深入的探究。如張載頗具特色的古典政治哲學，以及張載與原始儒學和宋明理學的關系挖掘還沒有令人滿意的學術成果。這里著重談談古典政治哲學視域下的張載哲學。原始儒學，照我們當下對哲學的理解，應該主要屬于古典道德哲學和古典社會政治哲學層面的哲學。張載以復興儒學為己任，正是在古典儒學的意義上來進行的。除了為原始的道德儒學構建一個形上本體以外，張載還對古典政治儒學著力甚多，王夫之說張載之學“以禮為鵠”，正是從此意義上來講的。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新儒家的影響下，學科化之后的張載研究主要著力張載的哲學立場和心性層面，而對張載比較有特色的社會政治哲學注意不夠。質是之故，發(fā)掘、評判和發(fā)揮張載的古典政治哲學，進而以此為切入點審視宋明理學的古典政治哲學，也應該成為張載研究和宋明理學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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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昌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