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基本支持者大多轉而支持政治民主派。這種主張認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改革與保守的矛盾、是市場與計劃的矛盾、是法治與人治的矛盾。

在他們處于上升期的時候，他們本有機會成為民族命運的擔綱者，把他們的利益訴求普遍化為整個民族的要求，使自己成為民眾的領袖。但他們錯過了歷史的機遇?；蛟S在內心里，他們也在期盼一個拿破侖式的強人，為他們打開通向未來的大門吧。他們從沒有想過成為自己的主人。

由于溫和國家主義派的逐漸得勢，這種主張從一種隱性的、背景式的普遍信仰成為一個單獨的派別。它的作用在于凸顯精英集團內部的矛盾。但從總體上來說，這種主張的內部整合程度并不如溫和國家主義派，或許因為后者是以反對派、挑戰(zhàn)者的面目出現的，因而更容易界定自己的邊界。而自由市場派似乎還沒有在這個挑戰(zhàn)者面前清醒過來，它還在用老的辦法，比如指責對方反對改革，來打擊對手，而沒有實現真正有效的思想更新(針對如何實現強大國家，如何讓民眾生活幸福等等問題)、組織收縮(在政治上，與溫和國家主義者鮮明決裂，而不是把矛頭對準對改革有怨氣的民眾)。因此，這一派別下落的態(tài)勢似乎還沒有終結。

三、政治民主派

這個派別主要有兩個來源，其主流是從文革后期西單民主墻以來，始終在中國社會時隱時現的反對派力量。1989年是這一派別影響力的最高峰。此后因為受到巨大的打擊和迫害，他們逐漸從主流社會的視野中消失潛隱。另一個源泉是從1992年以來，不斷被體制擠出的激進人群，他們或者因為生活遭際，或者因為個性原因，被迫脫離了生活的常規(guī)，并敏銳地將個人的遭遇與整個體制的弊端聯系起來，從生活經驗出發(fā)對現行體制產生了強烈的反抗情緒。

他們常常把自己的思想先驅追溯至反右、民國的知識分子及其政治代表。在思想上，他們往往以自由主義的正宗傳人自居。在實踐上，有偏向政治革命的激進派和偏向改良的溫和派兩種。他們毫不掩飾對于一黨專政的厭惡，對于多黨制民主的向往，可以說這是他們最為核心的追求。與自由市場派相比，他們更為接近底層，特別是在改革過程中遭受損害與侮辱的群體，甚至和訪民、宗教徒結合在一起，對于這些底層民眾給予極高的同情，并開始有意識地通過接觸，來動員和組織他們。這個派別通常認為底層苦難不幸的來源是政治上的專制、缺乏自由、沒有法治。因為他們中很多人在生活遭際上與這些底層人有類似經歷。經過多年艱苦的努力，他們獲得了有限的成果。有時，他們也會用底層的革命來嚇唬和威脅統(tǒng)治者，促使他們開始政治改革。不過，從根本上講，他們基本上不太認同與執(zhí)政者合作的漸進改良道路。由于真誠的理想主義，敢于向強權挑戰(zhàn)，甚至不惜為此付出個人代價，他們常常得到媒體的高度認同和道德褒獎。在所有的政治派別中，他們身上保留了最多的公民的勇敢德行。

這是一個特殊的人群，他們是從正常的生活常態(tài)中溢出的，因此雖然脫離了和其他階層的聯系，但在個人交往上，他們卻可以深入到每個階層，并因其敢于犧牲的理想主義，受到較之其他派別更多的同情和幫助，并據此建立了廣泛的社會網絡。在這些網絡內部，他們之間的熟悉程度和相互認同程度較高。可以說雖然很少有人有勇氣追隨他們，但對他們的同情遍布四方。這種主張對于民眾，特別是城市中的中低階層，有極大的潛在號召力。

由于幾乎沒有回頭過正常生活的可能，因此，他們非常堅決和勇敢，行動能力非常強。因為80后和90后的加入，他們的行動更為靈活多樣，也更為積極主動。雖然89年的悲劇依舊是他們的心結，但其救國救民的悲情意識在不斷退，對于普通民眾的冷淡抱有較強的寬容性減，更多的參與者愿意把反抗定義為個人的意愿。在反對政府對于市場的干預，特別是大型國企的壟斷地位上，他們和自由市場派有著高度一致性。但總體來說，對于財富和資源的分配，他們沒有太多明確的主張。

他們對于現實的批判往往從個人經驗出發(fā)，非常有穿透力;對于種種掩蓋真相，打壓反抗者、侮辱受害者總能感同身受，常常自發(fā)援助圍觀，有時甚至能對事件產生較大影響。而在這兩個方面，他們都得到了媒體的有力支援。同時，他們往往和社會的自組織力量形成友好同盟，從業(yè)主委員會、環(huán)保組織各種民間NGO到中小企業(yè)的自發(fā)組織都會是這種政治主張的同情者，也都可以指望從他們那里得到實質性幫助。

在現實的政治格局中，他們實際上是自由市場派的激進形態(tài)。與自由市場派強調利益不同，他們更為關注權利。權利與利益密切相關，但二者也有著鮮明差別：利益是具體的、特殊的，而權利是抽象的、普遍的。從總體上來說，兩者在思想主張上有很多接近之處，但各自依賴的階級基礎則有很大差別。他們的思想批判力、政治行動力要遠遠高于自由市場派，在網絡上和媒體上與溫和國家主義展開有效論爭和爭奪群眾的是他們，而不是自由市場派;采取種種抗議行為捍衛(wèi)產權、公民自由的也是他們，而不是自由市場派。他們很少得到來自自由市場派的資源和道義支持。

他們認為當下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是不受制約的權力與缺乏基本人權的個人之間的矛盾，其他的種種矛盾則是這種矛盾的衍生和變化。在他們看來，官民沖突的前景必然是整個國家的民主化。

總之，與20年前相比，他們在政治上更為成熟，也更為堅韌。他們不再對上層給予幻想，也不再急切地追求民眾的認同，在精神上較為自足和獨立。

他們或許是在民情上最為接近中國現實的政治派別，因為他們不鄙視民眾的牟利追求，而是鼓勵民眾改善自己的生活，往往以扶危助困的形象登場。隨著政治分歧的加劇和演化，這個派別和自由市場派的結合會非常容易。而這兩派在政治上的整合將使兩者形成巨大的互補，其政治能量將大大增加。

四、社會革命派

這個派別就是通常所說的毛派，其活躍者是一些知識分子。他們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中國社會出現較為嚴重的貧富分化之后。雖然他們有時把自己的政治譜系追溯到晚期的毛澤東、文革中的造反派、四人幫等等，但實際上并沒有太多的組織和思想聯系。這個派別因其激進和偏狹，基本上完全為主流社會所排斥。他們激烈否定中國的改革開放，認為這個過程造成了中國的貧富分化，形成了對工農群眾的新的壓迫和剝削。并認為暴力革命，或者階級斗爭將是改變現實的有效手段。其活躍分子多為老特權階層及其后代、國營工廠的老工人，以及年輕的知識分子。

他們的核心主張是對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雖然表面看起來，他們希望重新回到毛澤東時代，但那只是一部分人的向往，對其擁護者而言，僅僅是一種情緒表達。是否重回毛澤東體制，是否要展開階級斗爭、暴力革命，是否要無產階級專政，擁護者們并沒有太多認真的思考。民眾只是不滿當下的腐敗、貧富分化，以美化過去的方式來凸顯當下的邪惡。只有一小部分知識分子在進行系統(tǒng)地理論努力，這種努力很難得到民眾的有效呼應。

在網絡上和輿論上，他們有一定的影響力。但這種影響力，很大程度上是民眾對于貧富分化、特權腐敗的厭惡情緒的一種宣泄。而且這種影響力，很可能會被溫和國家主義派收割。因為他們的大多數主張都能被溫和國家主義派所覆蓋，而后者又有他們根本無法比擬的強大行動能力和資源分配能力。在對自由市場派的斗爭中，他們和溫和國家主義派走在了一起。其可悲之處也在于，隨著溫和國家主義派逐漸成為主流，他們將與五毛黨越來越難以區(qū)分。也越來越難以真正站到底層民眾的立場上來說話。雖然在現實生活中，現在很多人依然同時主張溫和國家主義和社會革命，而不自覺兩者之間的天塹鴻溝。但當社會沖突更為激烈尖銳的時候，尤其是當溫和國家主義成為現實的時候，這個派別會出現分化，一部分會追隨溫和國家主義，另一部分會和政治民主派結合在一起，成為底層的代表。

作為一個政治派別，他們在言辭上極為激烈，行動能力卻很難低下。甚至很難組織起有效的抗議行動，尤其是與真正的底層抗議者很少結合。因此，雖然他們的面目讓整個主流社會震驚，但事實上，他們并沒有多大的政治能量。這個政治派別完全依賴民眾的興起，但無論從政治上，還是從思想上，他們都不具有掌握民眾的能力。

五、打開政治的大門

請允許我再強調一次，現在精英之間的分歧是實質，是中國政治最大的矛盾。但這種分歧只是政治危機的開始，如果精英之間不能達成某種程度的和解的話，民眾將涌入政治的場域，其前景將是民眾和精英的矛盾。

在此前的改革進程中，精英之間的矛盾始終存在，但他們始終維持著一種斗而不破的政治局面。這種政治張力保證了中國政治的活力，使得改革能兼顧、平衡多種利益訴求，而且一定程度上能使執(zhí)政者超越自身利益束縛。最為經典的政治組合就是鄧小平和陳云之間的政治合作。但隨著利益集團逐漸成形，各個集團之間逐漸喪失了相互之間的政治信任，舊有的處理利益沖突的機制、政治威望、意識形態(tài)漸次失效。精英們開始嘗試動員民眾。而民眾正在由猶疑的圍觀走向試探性的呼應，正在從克制上訪、有限泄憤，走向有意識的報復和破壞。

如果精英們不能再依照舊有的游戲規(guī)則決定中國的未來：在華麗會議桌下拳打腳踢，在桌上冠冕堂皇地一致通過協議，一旦動員民眾的大門打開，政治的未來就不完全取決精英集團。他們所掌握的各種權力的、金錢的、思想的資源，也就必須經受民眾的考驗。誰都知道，精英集團的公開分裂是政治變革的開始。一旦這扇大門打開，中國政治將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其結局并不一定就是慘不忍睹的。

最后，我要再次強調，所有這些政治思想，都有著偉大的傳統(tǒng)，他們之間也沒有絕對的對錯高低，正如所有的利益之間沒有高尚低賤一樣。或許我們需要的智慧和力量是，勇敢面對這些不同的利益和激情的沖突，并在沖突中學會理性的解決沖突。不過羅馬人說過：愿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愿意的人，命運拖著走。從這點上講，我是樂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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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很多人認為改革是在不爭論、政治高度統(tǒng)一的前提下實現的。但事實上，自改革以來，無論是高層還是民間的政治，始終充滿分歧和斗爭，極具張力，有時沖突還非常激烈。這種政治爭斗，是改革的一部分，或許也是改革得以實現和推進的前提。這也是中國與東歐國家、以及一般威權國家不同的一個重要特征。這種政治斗爭的性質、模式和意義，現有研究還非常薄弱，我們尚無法勾勒出一個大致的框架。

[②] “溫和國家主義”這個概念，最初筆者使用的概念是“溫和法西斯主義”，其靈感來源于2004年余世存先生“次法西斯時代”的提法。很多師友對這一概念提出了頗多質疑，并認為應該用國家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等提法。對應于現實，法西斯主義、國家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威權主義都不是那么準確，很難做到名實相符。尤其有研究德國史的學友指出，法西斯本身比國家社會主義更為復雜，其所指非常明確。經過權衡，筆者放棄了“溫和法西斯主義”這一提法。當然，對于未來中國而言，法西斯主義的前景并非完全沒有可能。

[③]雖然受自由市場派影響的人群數量和范圍都非常廣大，但因為僅僅是一種理想化的未來而不是利益把大家團結在一起，而且始終未能得到公開表達的空間，只能用影射、私下傳話等扭曲的方式傳播、溝通，因此這些主張者很難產生集體行動，缺乏有效的整合，甚至連有效整合的努力都很少看到。這是我們和臺灣以及其他東亞民主國家的重要差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