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整體框架下，“一體”和“多元”兩方面不可偏廢

費孝通先生在1989年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框架，明確提出，中國“五十多個民族單元是多元，中華民族是一體”，兩者是辯證統(tǒng)一的“不可分割的統(tǒng)一體”，“多元”與“一體”二者不可偏廢。從這個基本框架出發(fā)，我們在思考如何進一步加強“中華民族”共同意識的同時，對56個民族所呈現出的“多元”必須給予足夠重視，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與歷史傳統(tǒng)，切實保障這些文化遺產的繼承與發(fā)展，努力關注少數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各項具體問題。忽視了“多元”，就無法建立鞏固的“一體”，唯有在共同發(fā)展、共同繁榮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夠真正鞏固和發(fā)展各民族對“中華民族”的政治認同、經濟認同和文化認同。

在實施“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的進程中，由于歷史原因造成的發(fā)展基礎薄弱、語言障礙和教育差距，西部一些群體在現代化進程的強烈沖擊下處于“邊緣化”的處境，在激烈的實業(yè)和勞動力就業(y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當地民眾收入水平與沿海地區(qū)的差距在迅速拉大，當地民族語言和文化觀念等也受到大量來自東部沿海漢族人口的沖擊，少數民族干部和民眾對此十分焦慮。關于民族地區(qū)工業(yè)化發(fā)展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及其對民族關系格局的影響，在20多年前費孝通先生就注意到并提醒我們應予關注，但我們的學術界和一些政府部門至今尚未真正領悟費先生的關注。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一些少數民族(如維吾爾族、藏族)在族群分層結構(受教育結構、職業(yè)結構、專業(yè)分布等)的比較中居于明顯劣勢，而且這一相對劣勢在2000－2010年期間進一步加劇。對于這些帶有基本社會結構性質、真正關系到民族平等、民族發(fā)展權利的重大問題，中央政府和全社會必須給予關注，及時制定出改善和解決的具體措施。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歷史時期，中央政府需要對少數民族社會中存在的就業(yè)和貧困等問題予以切實的解決和改善，重視推動當地少數民族民眾對西部開發(fā)各項事業(yè)的參與和發(fā)展成果的分享，在國家整體社會經濟發(fā)展和民族平等、共同繁榮二者之間保持平衡和兼顧，否則，建設和諧社會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對于新中國成立以來實行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和對少數民族實行的各項優(yōu)惠政策，實施60多年后形成強大歷史慣性。我們在反思和分析這些制度與政策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效果時，應當尊重這些制度初創(chuàng)時的歷史條件和選擇空間，對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和相關政策在初建時對一些地區(qū)加快和平統(tǒng)一、促進政治整合的積極作用給以客觀評價。同時需要對這些制度和政策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區(qū)實施的社會效果進行系統(tǒng)深入的調查總結，注意傾聽各地各族干部民眾的反映和建議，思考探討今后引導我國民族關系的整體方向。在此基礎上，根據形勢發(fā)展和客觀效果的分析，因地制宜地進行切實必要和循序漸進的政策調整。我認為應當先拾遺補缺，再矯正過枉，絕不能貿然啟動劇烈的政策變動。尤其是對基本制度的調整，必須在已形成基本社會共識、得到大多數少數民族民眾認同和支持的前提下進行，同時把握好方向，根據民眾反應掌握進度節(jié)拍，謹慎小心地“摸著石頭過河”。蘇聯和南斯拉夫解體后，我們看到斯大林民族理論和蘇聯體制在實踐中的慘痛教訓。我們今后的目標，就是如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經濟條件下，在思想日漸開放、輿論逐漸寬松、信息越來越暢通的環(huán)境下，努力團結各族干部民眾，建設一個和諧、繁榮的現代國家。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我們沒有任何現成模式可以照搬，中國的歷史和國情決定了我們要走的是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只能在實踐中不斷探索。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絕大多數生活成長在漢文化氛圍中的人很容易忽視我國各族之間存在的文化差異，頭腦里有“一體”的意識，卻很少感知“多元”。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學校教育和文化宣傳長期堅持“政治掛帥”，突出意識形態(tài)的指導作用，要求全民統(tǒng)一思想。這樣一種文化氛圍和“一元化”的思想方法使得一部分中國政治和文化精英們缺少理解和處理多元文化的基本素養(yǎng)和能力，很容易忽視少數民族傳統(tǒng)文化(語言、宗教等)的特殊價值和意義，缺乏尊重民族多樣性的文化倫理，總想盡快推動以漢族文化為基準的“民族交融”，即使不公開講出來，內心仍然存在“漢化”的潛意識。有的人總認為只有加強政治控制才能保障國家統(tǒng)一，只有完善行政安排才能有效保障少數族群權益，忽視了少數民族在選擇發(fā)展模式和路徑上的自主性。這是中國社會兩千多年長期滯留在傳統(tǒng)專制制度下、至今公民社會尚未發(fā)育成熟的一個具體體現。這種過于強調一致性、忽視甚至不理解多樣性的思想定式，成為今天中國邁向政治文明新臺階的主要障礙。

二、必須尊重族群之間的多樣性和社會發(fā)展的漸進性

在工業(yè)化和現代化進程中，一個國家內部不同群體之間出現大規(guī)模的人口跨地域流動、各群體在相互交往和學習過程中逐步融合，這是人類社會整體的發(fā)展趨勢，也是任何現代化國家發(fā)展的方向。經濟全球化必然推動世界各國間的人口流動、文化交流和經濟融合，歐盟的建立和歐元的實踐是這方面的積極嘗試。歐洲在應對近期債務危機中更加深刻地顯現出要求加強一體化的新趨勢，歐洲必須克服各民族國家分散治理的局限性，才能擁有克服危機、持續(xù)發(fā)展的后勁。我國各族精英都應當看清這一歷史發(fā)展大趨勢，思考我們是否需要重復歐洲人經過400年分分合合、付出慘痛代價后否定的道路。

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域遼闊、族群眾多的國家，由于歷史發(fā)展進程各不相同，各群體間必然在許多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因此，在族際交往和共同發(fā)展的過程中，一定要充分考慮到各族之間的差異性。正因為存在這樣的現實情況，中央政府制訂的政策就必須充分考慮到各族群之間的差異性，各地區(qū)和各民族之間有所區(qū)別，不能“一刀切”。在中國歷史上，各朝代根據不同地區(qū)、不同群體的特點制定因地制宜的各有差異的制度和政策，一地一制，一族一策，這種尊重差異的政策取得一定的積極效果。這些方面的歷史經驗，今后我國根據國內外形勢發(fā)展的需要對民族政策進行必要調整時可予以借鑒。

在一個多族群國家推動政治整合、經濟整合和文化整合的現代化進程中，中央政府必須充分考慮到不同群體在社會、經濟、文化發(fā)展路徑、水平和特點方面的多樣性，考慮到各族群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起點和各自不同的發(fā)展速度，考慮到各族群對于生活和社會的基本態(tài)度，在設計和調整相關政策時要注意設定發(fā)展目標和發(fā)展進度的漸進性，要為不同地區(qū)、不同對象設立有所差別的政策、提出不同的發(fā)展規(guī)劃和目標，采用不同的發(fā)展速度推進。在許多時候，不顧客觀條件，不尊重當地民眾的意愿，單憑主觀愿望來推動社會發(fā)展和族際交往，其結果往往是“欲速則不達”。20世紀20年代列寧曾明確反對把俄語定為“國語”并以行政手段強制推行，我們必須牢記決不做“揠苗助長”的蠢事。在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qū)如何推動族際交往和政治整合的具體做法和步驟，需要在大量實地調查和廣泛征求當地干部民眾意見的基礎上來確定，因地制宜，因族制宜，設計必要的過渡性措施和階段性目標，謹慎推進，并隨時總結經驗和調整措施，一定要避免“一刀切”的粗糙政策和“大躍進”式的政績工程。

三、堅定地尊重和依靠少數民族精英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邊疆各少數族群始終存在很強的向心力，在清末抵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瓜分的斗爭中，毋庸諱言，有些民族上層人物在帝國主義利誘下曾有分裂祖國的活動，但是同時也有許多少數民族精英人物堅定維護國家統(tǒng)一并和分裂勢力作斗爭。在中國近代史中，愛國始終是少數民族精英的主流，這也是西北、西南廣大少數民族聚居區(qū)在國家力量衰微的20世紀早期仍保持對國家的忠誠、在40年代后期得以迅速解放的重要原因之一。

現在活躍于國家建設各行各業(yè)的我國少數民族精英們，包括廣大干部、知識分子、社區(qū)領袖、宗教人士、企業(yè)家等，絕大多數在1949年后出生，在黨領導的學校里接受現代學校教育，在各級政府和不同的社會機構中發(fā)揮作用，他們在廣大少數民族民眾中有很大的影響力。多年來政府推行的民族理論教育和民族干部選拔體制，也使少數民族精英一般具有較高政治素質和較強民族意識及責任感。在當前社會發(fā)展和國內族群政治格局下，民眾也把繼承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維護本民族經濟利益的期望寄托在少數民族精英身上。由于他們長期接受黨的教育，在思考中國民族關系和現存實際問題時，他們既有對本民族前途和利益的深厚感情與關切，又具有較寬理論視野和現代知識，可以從比較理性的角度思考本民族的眼前利益和長遠發(fā)展前途。因此，在各級政府和學術界開展有關民族問題和政策的討論時，少數民族精英的實質性參與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說，他們的全面參與是這些政策能否成功的關鍵。如果少數民族精英群體對政策調整的具體做法不接受，內心有疑慮，情緒上有抵觸，那么這些做法就很難在實施中取得真正積極的效果。

我國老一輩革命家們在制定有關民族問題的政策時，始終非常關注少數民族代表人物對于這些政策的接受程度，把與他們的溝通作為推進各項工作的前提。例如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中明確規(guī)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2］20世紀50年代后期如果在康區(qū)和青海藏區(qū)也能按照這樣一個精神，在條件成熟時再推動改革，這些地區(qū)的“民主改革”進程可能會順利平穩(wěn)得多。我們在推動各項工作時不能只從良好意愿、主觀認識和價值判斷出發(fā)，不征求少數民族精英的意見和建議就貿然從事。各級政府必須認識到，少數民族干部和知識分子是在民族地區(qū)推動各項工作中的重要力量，要充分信任他們和依靠他們，使他們成為少數民族現代化的領頭人。

我國漢族人口占總人口90%以上，漢族地區(qū)在社會經濟文化等領域相對較發(fā)達，這樣一個態(tài)勢使許多漢族人一提到“中國”和“中華民族”時，頭腦里想到的似乎只有漢族，在許多重要事務和敘事中忽視甚至漠視少數民族的存在和感受。這樣一種自覺或不自覺的思維定式，對于構建國家層面各族共同的政治文化和“中華民族”認同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列寧、毛澤東都曾經反復告誡要關注“大民族主義”的危害性。列寧曾強調指出：“在我們大俄羅斯共產黨人當中，稍微有一點點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表現，就應當極其嚴格地加以追究，因為這種表現根本違背共產主義原則，會帶來很大的害處。”［3］毛澤東提出“必須深刻批評我們黨內在很多黨員和干部中存在著的嚴重的大漢族主義思想”。［4］國民黨政府對少數民族的歧視曾對我國的民族關系造成惡劣影響，我們應時刻牢記這些歷史教訓。

拉薩“3.14”事件和烏魯木齊“7.5事件”等街頭暴力事件發(fā)生后，北京等大城市曾發(fā)生了一些針對藏族、維吾爾族人員的歧視行為。這些歧視行為背后反映的是某種自覺或不自覺的大族群主義態(tài)度。這種以某個民族整體為對象的歧視或“區(qū)別對待”盡管屬個別現象，但卻使許多反對“3.14”事件、“7.5”事件暴力行為的藏族、維吾爾族干部和民眾非常寒心。今后對于在公共管理范疇內發(fā)生的以某民族群體為對象的歧視行為，政府應以具有可操作性的民事性質法規(guī)的形式堅決禁止；對于后果嚴重的歧視事件，必須嚴肅追究當事人的行政和法律責任。對民間出現的網上漫罵、出租車拒載行為，政府和主流媒體應開展嚴肅深入的教育和引導。

同時，我們必須歷史和客觀地認識中華民族內部各群體之間的血緣和文化差異。費孝通先生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一文中系統(tǒng)論述了中華各族的演變歷史，特別指出“在看到漢族在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成分時，不應忽視漢族也不斷給其他民族輸出新的血液。從生物基礎，或所謂‘血統(tǒng)’上講，可以說中華民族這個一體中經常在發(fā)生混合、交雜的作用，沒有哪一個民族在血統(tǒng)上可以說是‘純種’”。［5］我們應當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視角來看待“漢族”和各少數民族之間的血緣關系。漢族人士也不妨思考一下“什么是漢族？漢族是從哪里來的”這個問題，不妨追溯一下自己的姓氏家譜，想想祖先究竟是來自哪里的什么人，研究一下公認的典型漢人朝代如唐、宋、明朝的皇族和重臣中有多少“蠻夷”血統(tǒng)。在中華各族之間清楚劃分邊界的做法，既不符合歷史事實，在實踐中也非常有害。這種邊界劃分只會發(fā)展出各種彼此競爭沖突的族群民族主義，而不會如我們當初期望的那樣，使得各族群“親如一家”。

作為人口最多的主流群體，維護民族團結的主要責任必然地落在漢族人肩上。中國社會首先要克服的是“大漢族主義”。特別是那些在少數民族地區(qū)工作的漢族干部，必須在內心真正尊重少數民族干部和知識分子，和他們交朋友，虛心向他們學習有關當地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和經濟活動中的知識，學習當地民族的語言；在涉及當地少數民族群眾的各項事務中，認真傾聽他們的意見。不僅是那些長期在少數民族地區(qū)工作的漢族干部和知識分子應當積極學習當地民族的語言，全國的漢族干部和民眾都應當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積極了解少數民族的歷史和社會文化，這是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所必須具備的基礎知識。

我們需要時刻牢記，中國是由56個民族共同組成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如果只有漢族，就不能叫“中華民族”，也形成和保持不了今天中國的版圖。今天的中國是所有民族在數千年歷史長河中共同締造的，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所有這些民族都為保衛(wèi)和建設這個國家付出了鮮血和汗水。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關心身邊的少數民族成員，從內心里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熱心誠懇地幫助和愛護他們。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讓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qū)各族群眾充分感受到祖國大家庭的溫暖”。我們應當以此為標準來評價我們的各項工作和自己的日常行為。

總之，在維護國家統(tǒng)一、反對民族分裂活動的同時，我們必須時刻警惕“大漢族主義”的動向和危害。如果我們由于無知或者“無所謂”的態(tài)度傷害了其他各民族人士的感情和權益，導致他們對祖國產生隔閡，這種行為就是對國家和人民的犯罪。因為這種行為在客觀上就是幫助境外敵對勢力在破壞中國的軟實力，破壞中國在新世紀建設一個和諧社會并完成向現代化國家的艱苦轉型。毋庸置疑，進入21世紀后，反對“大漢族主義”仍將是中國社會面臨的一個長遠的歷史任務。大漢族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排他、狹隘的大民族主義。當然，在堅決反對大漢族主義的同時，我們也要反對一切排他和狹隘的地方民族主義。

結束語

這些年來，學者們圍繞著我國民族理論、民族政策的討論提出了許多新的視角、觀點和分析邏輯，這是我國民族理論界學術繁榮的表現。即使有些觀點不十分全面，也應該理性地分析對待，因為我相信大家都是在努力思考如何改善當前的民族關系，并為國家統(tǒng)一、民族團結的百年大計出謀劃策。所以我不太贊成對一些觀點“上綱上線”，還是主張大家相互尊重、心平氣和地開展學術討論，在學術上大家努力如何相互拾遺補缺。鄧小平同志一再告誡我們：“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6］今天我們一定要警惕“兩個凡是”的余毒，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面對我國民族關系目前出現的嚴峻形勢，我們既不能無所作為，也不能魯莽從事，應當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根據對近百年中國社會的發(fā)展進程和我黨的長期實踐的思考，對有關民族的核心概念和基本思路方面進行探討，繼續(xù)在民族基本理論和政策目標方面進行反思。同時，也需要在廣泛傾聽民意和大量深入的實證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為改善民族關系做些具體的實事。兩方面的工作不可偏廢。同時，無論是民族概念和國家建構目標的理論探討，還是改善具體民生問題的政策討論，都應當以學術討論來對待。我們需要以寬松、平等的態(tài)度，擺事實，講道理，而不要簡單地把不同的學術觀點上綱為“政治問題”。同時，我們需要充分的學術自律，對自己的言論負責，要讓自己的工作成為有效的知識積累，既可以在學術上有所創(chuàng)新，又能在實際應用中為社會發(fā)展盡一點綿薄之力。

在21世紀，中國社會面臨的是一個新的歷史轉型期，政治民主化的推進將給中國的民族關系帶來新的挑戰(zhàn)。我們唯有抓緊時間，理清我們的頭腦，明確努力的方向，盡快改善我國的民族關系，增強中華民族內部團結的軟實力。唯有如此，中華民族才會有真正的自信和底氣來從容應對發(fā)展道路上的艱險曲折和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

參考文獻：

〔1〕胡鞍鋼，胡聯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進民族交融一體和繁榮一體［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11(5)，1—12．

〔2〕丹增，張向明．當代中國的西藏(上)［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165．

〔3〕列寧．為戰(zhàn)勝鄧尼金告烏克蘭工農書［A］．列寧選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6—152．

〔4〕毛澤東．批判大漢族主義［A］．毛澤東選集(第五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75—76．

〔5〕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J］．北京大學學報，1989(4)，1—19．

〔6〕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A］．鄧小平文選(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4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