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高調訪問了巴林、科威特和卡塔爾三國。這是安倍自去年12月再次出任首相后對中東地區(qū)進行的第二次訪問。

在日本外交部網站的地圖上，世界被劃為七大區(qū)域，“中東”與亞洲、歐洲、南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等純地理概念并列，日本政府對中東地區(qū)的高度重視。經濟上，中東作為世界最重要的油氣產地，對于嚴重依賴能源進口的日本來說具有天然的重要地位；政治上，中東作為沖突不斷的世界熱點，又是日本最重要盟國——美國外交戰(zhàn)略的重中之重。因此，“石油”和“美國”成為左右日本中東政策兩大要因，如何保持二者的平衡，并在中東這個極具戰(zhàn)略重要性的區(qū)域擴大影響，實現(xiàn)日本利益最大化，是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日本中東政策不變的主題。

什么在左右日本的中東政策

按照上述兩大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二戰(zhàn)后日本的中東政策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二戰(zhàn)結束到第一次石油危機，其特點是完全的“政經分離”。

這一時期，日本對外戰(zhàn)略的中心是經濟外交，即利用一切有利條件促進和保持日本經濟的高速發(fā)展。戰(zhàn)前日本就與中東地區(qū)的傳統(tǒng)大國土耳其、埃及等有密切的貿易關系。戰(zhàn)后，日本的主要能源從煤炭轉向石油，而且其86.8%的石油來自中東，日本愈加認識到加強與中東經濟聯(lián)系的重要性。1951年，日本通過美國操縱下片面媾和的《舊金山和約》，與埃及、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和敘利亞等中東國家恢復外交關系恢復，其后不久的1953年，日本就派出經濟代表團訪問埃及等中東六國，推進經貿合作。1955年，日本代表團在萬隆亞非會議之后，馬上邀請埃及等中東9國代表團訪日。日本企業(yè)在中東地區(qū)的投資不斷增加，而且也開始對中東進行經濟援助。1958年9月，日本向埃及提供300萬美元的出口信貸，這在日本的對外援助中是非常早的。

盡管日本嚴重依賴從中東的石油進口，但世界石油市場長期被美國為首的西方石油跨國公司控制，美國從中東進口的石油90%都是從這些公司手中直接購買的，與中東產油國并不發(fā)生直接聯(lián)系。這一階段日本對中東的政治問題并無特別關注，只是避免直接介入，同時在總體上追隨美國，親近以色列，幾次中東戰(zhàn)爭等重大事件發(fā)生時，日本在聯(lián)合國都支持美國的提案。

第二階段為第一次石油危機到海灣戰(zhàn)爭，其特點是開始“政經并舉”。

1973年的石油危機是日本中東政策變化的轉折點。當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zhàn)爭爆發(fā)后，阿拉伯產油國部長會議決定對親以色列的美、歐、日等國減少或停止石油供應，大幅提高油價。這對于當時中東石油依賴率高達88%，國內石油儲備僅有4天的日本來說，無異于滅頂之災。此時，日本中東政策中的石油和美國兩大因素出現(xiàn)尖銳矛盾。時任美國務卿的基辛格明確表示對阿拉伯產油國的石油禁用無能為力，日本政府只得自行解決能源供應問題。于是，田中內閣立即調整中東政策，由“親以”迅速轉向“親阿”。時任官房長官二階堂進發(fā)表著名的“新中東政策”，要求以色列從1967年占領的土地撤軍，并承認巴勒斯坦人的正當權利。之后日本派副首相三木武夫遍訪中東國家對這一政策加以說明，并在12月的聯(lián)合國表決時，首次脫離美國的束縛，站在阿拉伯國家一邊。日本的轉變收到了預期效果，不久之后阿拉伯產油國就將日本列為“友好國家”，恢復其石油正常進口。此后，日本便長期堅持“親阿”的中東政策。特別是到了80年代后，日本開始在外交中謀求“政治大國”地位，其中東政策更加積極主動，開始轉向直接參與沖突的解決進程。例如，在伊朗人質問題上發(fā)表“外務省見解”，參與對伊制裁；在蘇聯(lián)入侵阿富汗問題上，鈴木首相在1981年1月明確提出綜合安全保證政策方針。

第三階段為海灣戰(zhàn)爭至今，其特點是謀求“平衡戰(zhàn)略”。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蘇聯(lián)衰落，冷戰(zhàn)臨近終結，同時日本不斷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大國”野心讓美國疑懼日增，開始多方防止日本坐大。海灣戰(zhàn)爭爆發(fā)后，日本先后共向多國部隊提供130億美元資金，包括對埃及、土耳其、約旦等“周邊國家”的援助，占戰(zhàn)爭整體費用的（600億美元中）的1/4左右；并積極參與對伊拉克的經濟制裁、海灣危機的解決進程，以及戰(zhàn)后排雷等善后工作。但美國仍不滿意，稱日本的支持行動“太慢、太少”，由此導致海灣戰(zhàn)爭后美日關系一度冷淡。以此為契機，日本對中東政策轉向積極介入的“平衡戰(zhàn)略”外交。

所謂“平衡”，一是平衡美國因素與石油因素，既要保證日本能源安全，又不與美國發(fā)生齟齬。比如在90年代中期的對伊朗援助問題上，日本想方設法讓美對日伊密切關系“既不贊成、也不反對”。二是平衡與阿以關系。1995年村山首相訪問中東，將以色列和敘利亞列入訪問日程，核心是與阿拉伯和以色列都加強關系。

所謂“戰(zhàn)略”，即在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全面提升中東在日本對外戰(zhàn)略中的地位，將其作為實現(xiàn)日本戰(zhàn)略目標的重要場所。這個目標，就是日本在維持并加強經濟大國地位的同時，努力打造“政治大國”，最終成為“正常國家”。經濟上，日本在更高層次、更多領域上加強與中東國家的經濟合作。除了進一步參與石油生產、增加政府援助外，日本還擴大對沙特等中東國家的投資，助其擺脫對單一石油經濟的依賴，與其建立“面向21世紀的一攬子伙伴關系”。政治上，日本更加積極地調停巴以沖突，多次派特使前往斡旋，并于2007年提出建設巴勒斯坦“和平繁榮走廊”倡議，其主要目的是擴大日本的國際影響，增加自己“入常”的籌碼。軍事上，日本把中東當作海外派兵的試驗場。1991年4月，日本向海灣地區(qū)派出掃雷艦隊，這是日本突破“和平憲法”向海外派兵的開始，也標志著日本對中東事務干預的升級。海灣戰(zhàn)爭后，日本政府趁熱打鐵，借機通過《聯(lián)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合作法案》，為海外派兵制造了“法律依據”。其后，日本又借阿富汗和伊拉克戰(zhàn)爭之機擴大海外派兵范圍，名義上是支援美軍，實際是為修改“和平憲法”、獲得“集體防衛(wèi)權”創(chuàng)造條件。

但總的來說，日本中東政策在大方向上從未脫離美國劃定的框架。近年來隨著美國推行“再平衡”戰(zhàn)略，對日本的倚重增強。為鞏固美日同盟關系，日本在中東形勢的表態(tài)上更緊地追隨美國。例如在敘利亞問題上，日本從一開始就堅決站在美國一邊，在安理會幾次投票中全都支持美國。在美國做出武力打擊敘利亞表態(tài)后，就連英國都不原意參與，而安倍政權隨即表示“支持”。

日本在中東的“算盤”

從現(xiàn)狀分析，在可預見的將來，日本的中東政策仍將保持“平衡戰(zhàn)略”的方向，仍將受到美國和石油兩大因素的制約。日本目前和未來的中東政策重點在于三個方面：

第一加強對美協(xié)調，鞏固同盟關系。近年來中東動蕩不斷，因急于修補因普天間基地等問題產生分歧的美日關系，日本政府一直對美中東政策高度配合。“阿拉伯之春”后，日本積極參與美國倡導的“多維爾伙伴關系”等對中東北非國家的經濟援助活動，并派出選舉觀察團等參與其“民主化”相關活動。

第二，加深經濟合作，獲取更多利益。2012年，中東在日本原油進口中的比例為83.36%，中東對于日本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沒有任何變化。安倍上臺僅九個月，兩次出訪中東，所訪六國中除土耳其均為主要產油國（沙特、阿聯(lián)酋、科威特、巴林和卡塔爾）。其目的一是確保日本石油供應安全，二是向中東國家推銷日本的產品和技術，尤其是核電產業(yè)，為“安倍經濟學”擴大市場。另外還力爭早日重啟2009年中斷的日本—海合會自貿區(qū)談判。

第三，拉攏中東各國，擴大日本影響。日本利用經濟援助和中東和平斡旋兩大手段，謀求不斷增進與中東各國的相互信賴，培養(yǎng)其親日感情。日本抓住“阿拉伯之春”后的機會，向相關國家提供數十億美元的日元貸款，助其改善基礎設施等，并為難民提供援助。安倍再次上臺后，日本中東特使飯村豐和外相岸田文雄分別訪問中東，繼續(xù)推動巴以和平進程并推銷其“和平安全走廊”構想。此外，日本仍將中東作為其“修憲強兵”目標的海外實施支點之一。安倍8月份訪問中東期間，與科威特等海灣國家就建立工作級海上安全保障對話達成共識，為的就是給日本自2009年開始的印度洋護航的機制化開路，為允許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創(chuàng)造環(huán)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