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隨著群體性事件頻發(fā)，黨群干群關系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文章從避免群體性事件發(fā)生，促進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角度思考，通過分析新形勢下黨群干群關系存在的問題，尋找到群眾與黨員干部緊密聯系的關系所在，以期為實現黨群干群關系和諧發(fā)展，全面彰顯黨內執(zhí)政能力的獨特性和權力性提供理論幫助。

【關鍵詞】群體性事件　黨群干群關系　影響

當前黨群干群關系存在的突出問題

群體性事件是指多人參與，以滿足某種需要為目的，使用擴大事態(tài)、加劇沖突、濫施暴力等手段，擾亂、破壞或者直接威脅到社會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多發(fā)性事件。由于在實際發(fā)生過程中，群體性事件具有一定的破壞性和有些可能受不可告人的目的操縱，因此，目前群體性事件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社會穩(wěn)定和諧發(fā)展的一個突出矛盾。國際形勢風云變幻，市場經濟發(fā)展錯綜復雜，導致群體性事件在我國各地區(qū)內部多發(fā)，在此情形下，可以看出事件的發(fā)生與當地黨委、政府的重視程度和工作情況有著直接關系，也直接或者間接反映出黨群干群關系的矛盾所在。隨著國內外形勢不斷變化的趨勢更加明顯，在群體性事件多發(fā)的背景下，黨群干群關系總體上趨于改善，但仍然存在較多的突出問題，需要多方位、多角度給予重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黨群干群關系已成為當前最為基礎重要的問題，走群眾路線，積極努力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成為當前群體性事件多發(fā)背景下的首要問題。①

民主化程度始終未能建設到位。隨著社會的發(fā)展進步，傳統(tǒng)意義上思想落后的農民群眾自身對于民主發(fā)展的意識普遍增強，在知識層次和政治地位逐漸提升的情況下，也逐漸產生了對于民主權力落實的迫切需要，尤其是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和監(jiān)督權等“五權”的落實中，已經逐漸成為民主權力要求的重要群體。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工作的全面啟動，“民主法治村”建設工作逐漸成為這一進程中的核心內容，農村村容建設、經濟發(fā)展、政治民情、思想領域等各個方面都在不斷與時代接軌，并且隨著新農村建設經驗推廣進行，逐漸在我國大部分地區(qū)普及。

時至今日，村務公開、村內民主決策以及民情民意溝通機制等制度都已經建立，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普遍存在落實不到位的情況，個別基層干部自身素質有待提高，素質低下導致官本位思想嚴重泛濫，工作作風霸道、不近人情，甚至存在獨斷專行、肆意妄為的行為，對于集體重大事項的決策，往往是“群體決策走形式，真正決策一人定”的形式主義作風，在日常村務管理、財務管理等工作中存在監(jiān)管不力、監(jiān)督缺失等問題，村干部以權謀私、侵占集體資產現象時有發(fā)生，部分基層黨組織建設猶如散沙、名存實亡，根本不能發(fā)揮黨組織的領導和服務職能，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的家族化管理代替黨組織管理等現象已不再是簡單的個別現象。這樣一種純粹個人意識享受為主導的工作狀態(tài)，必然會嚴重激發(fā)黨群干群關系，根據國內不同地區(qū)的區(qū)域性信訪統(tǒng)計顯示，最近幾年，由于村內民主管理產生的信訪案件呈現逐漸增加的情況，每年類似的事件增加比例呈現逐漸上漲的趨勢。

群眾個人利益與政策利益不到位息息相關。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保護群眾個人利益的政策時有出臺，而在實際對待群眾利益過程中，個別的地方政府以及相關領域內的領導干部對于群眾切身利益完全不顧及，在制定政策的操作過程中缺乏科學考量，執(zhí)行政策缺乏平衡性，工作措施不夠全面得當，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群眾的自身利益，傷害了群眾的感情，逐漸引起群眾的不滿情緒，類似上訪案件持續(xù)不斷，在個人利益盛行的今天，一些黨政機關逐漸將群眾的基本利益拋在腦后，而更多的是一味追求如何保護自己參與的利益集團的利益，這樣的工作思路和態(tài)度已經深深影響到地方群眾與黨政機關的和諧所在，在個別地方已經激化成矛盾和沖突，消極影響不可低估。

貧富差距過大引發(fā)群眾對官員腐敗行為的深惡痛絕。在市場經濟發(fā)展過程中，由于利益分配不均衡產生的問題，已經成為社會中非常不穩(wěn)定的“顯性”因素，而這些因素中相當大的一部分，直接表現在黨群干群關系之中，利益成為了影響黨群干群關系的關鍵詞，更多的群眾對于黨員領導干部的貪污腐敗行為深惡痛絕，其中低收入群體更加關注黨員領導干部的貪污腐敗，這源于低收入群體對貧富差距過大的強烈不滿，他們自身無法享受到基本的住房、醫(yī)療、教育、養(yǎng)老等社會保障待遇，一些領導干部卻在這一領域中大開方便之門，方便自己的利益，置群眾利益于度外。

黨群干群關系矛盾趨于復雜化、多元化。隨著我國改革發(fā)展的進度和深度加大，黨群干部內部矛盾從單一性逐漸轉向全面性，表現形式更加多樣化。一是矛盾參與主體發(fā)生的領域呈現擴大化的趨勢，從以前的離退休、農民群體，逐漸擴展到在職職工、自由經營者內，例如，在贛州信訪群體中就曾經出現礦業(yè)工人、參加過對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的退伍戰(zhàn)士、“4050”在崗離職的企業(yè)內部員工，以及1982年離職的鄉(xiāng)村教師等一些特殊身份的群體。二是涉及的領域更加多樣化，以往曾經高度集中的經濟領域內的矛盾，現在逐漸演化成在政治、文化大領域內，村鎮(zhèn)、社區(qū)等小區(qū)域內的矛盾也在逐年增加，增長的比例呈現較大趨勢的上升，讓農村和城市之間的關系更為緊張，更多的群眾對于政府的信任程度在逐年降低，甚至是愿意采取極端行為而引起政府的關注。三是矛盾的群體性、有預謀性逐漸增加，最近幾年，有一部分群眾確實有內在的需求，在對自身利益保護申請的過程中，更多的是愿意集中更多的人參與，并采取一定的策略進行有針對性地組織，這也成為目前黨群干群關系的一項顯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