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結

前面提供的大量數據證明，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的夢想，在社會保護方面，中國在過去10余年確確實實經歷了一次史無前例的“大躍進”。為了使這個大躍進一目了然，圖18展現了2000～2012年間的兩組數據：一組是中國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60 另一組是該支出占GDP的比重。我們看到，在短短13年間，前一組數據從不到5000億增至近55000億，增加了近11倍。也許有人會說，這組數據之所以增長率高，是因為中國經濟在此期間快速增長。這固然沒有錯，中國的經濟總量確實在此期間翻了好幾番;但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與GDP并不是同步增長，而是比本來就增長很快的后者增長速度高得多。這使得該支出占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5%猛增至2012年的10.5%。

圖18將當今的中國與十幾年前的中國進行對比，顯示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面經歷了一場大躍進。這個大躍進還可以從與其他國家的比較中看出。圖19中有關其他國家與地區(qū)的數據來自《世界社會保障報告(2010～2011)》，61 中國的數據來自筆者的計算。它顯示，2000年時，中國社保支出占GDP的比重與印度現在的情形相仿;到2005年，中國超越亞太地區(qū)現今的平均值;到2010年，中國超越世界當今的平均值;到2012年，中國超越拉美與加勒比地區(qū)的平均值，也超過了中東地區(qū)的平均值。在過去10余年的時間里，中國連續(xù)跨過三道門檻，現在正在追趕俄羅斯與巴西目前的水平。除個別例外，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面的支出現在僅低于兩類經濟體，即歐美發(fā)達經濟體與前蘇東經濟體。在138個有數據的經濟體中，可以排在60位左右。

無論是與中國自身的歷史作縱向比較，還是與其他國家的進行橫向比較，都可無可爭辯地表明，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面經歷了一次波瀾壯闊的大躍進。有人在2000年前后說中國是“低福利”國家，那是有依據的，因為當時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面的公共支出確實比大多數國家低。但如果這些人今天依然說中國是“低福利”國家，那等于說，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是“低福利”國家。問題是，如果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是“低福利”國家，多低才是低、多高才算高呢?高低總是相對的，沒搞清客觀的衡量標準便奢談“高”、“低”，無異于信口開河。

西方那些不了解中國的人也會想當然地認為中國是“低福利”國家，因為西方有關社會保護與福利文獻往往將競爭性的選舉看作決定社會保障廣度與力度的關鍵因素，似乎只有在競爭性選舉的條件下，政府才可能回應選民的呼聲;似乎只有引入競爭性選舉才構成加強社會保護的必要條件。62 圖19證明，這種看法毫無根據。否則便無法解釋，在社會保護方面，為什么一大批被貼上“民主”標簽的國家(如印度、菲律賓、印尼、韓國等)卻落到了中國的后面。因不能否認中國社會保護的程度有所提高，用西方主流思維方式進行思考的人也許會爭辯說，中國之所以這么做僅僅是為了保住政權。保住政權當然對各種政體都至關重要，但如果僅僅是為了一己之私而保住政權，當權者理性的選擇應當是緩步提高社會保護水平，因為在社會保護方面，開弓沒有回頭箭，一旦享受了某種程度的社會保護，民眾是難以接受倒退的。“保住政權”說也許可以用來解釋那些社會保護緩慢、逐步擴大的例子，但它顯然無法解釋中國過去10余年在社保方面的大躍進。

其實，只要不受西方主流思潮的束縛，要解釋這個大躍進并不難。社會保護是人類生活的內在需求，63 也是中國廣大老百姓的熱切期盼;“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yī)、老有所養(yǎng)、住有所居”是現階段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在2000年前后處于“低福利”狀態(tài)，并非如有些人所說，是中國的制度特征。實際上，正是因為新自由主義一度影響中國的政策思路，才使得中國在1990年代短暫地經歷了“市場社會”的夢魘，才導致“低福利”局面的出現;但“低福利”局面也催生了此后蓬勃的反向運動。64 自新世紀以來，一個人口如此眾多、內部差異性如此巨大的國家，能在如此短的時期里，推動如此廣泛深刻、順應民心的變局，這表明，中國的政治體制對變化的環(huán)境具有相當強的適應力，65 對民眾的需求具有相當強的回應性。今天，中國在社會保護方面還存在大量深層次的問題，民眾對進一步加強社會保護還有十分強烈的愿望。只要這種壓力繼續(xù)存在，只要中國體制的適應力與回應性不退化，可以預期，中國夢未來定會一步步變成惠及億萬百姓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