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經濟依舊緩慢復蘇和中國的攻堅改革全面啟動的2013年，國內外對多年來一直熱議的新自由主義的反思和評析仍在繼續(xù)。針對全球經濟的緩慢復蘇，有人繼續(xù)推崇新自由主義的魔力，面對世界經濟發(fā)展的不公平加劇，有人痛批新自由主義的造孽，美國聯(lián)邦政府部分“停擺”凸顯自由競爭與追求平等這兩種思潮的較量，基于歐債危機和“休克療法”陰影下的“疑歐”思潮大有阻攔一體化步伐之勢，《新自由主義不死之謎》對新自由主義不死條件下的無奈給出了富于啟發(fā)性的建議，俄羅斯前總理直接把2013年俄羅斯經濟增長放緩的主要原因歸咎于新自由主義。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論壇深刻剖析了新自由主義與世界不平等的加劇。國內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后，思想異常的活躍，圍繞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一改革之核心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2013年新自由主義思潮的這些新動向，對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可持續(xù)發(fā)展都有可能產生重要影響，值得密切關注和認真研究。

破新自由主義“市場神話”基礎上的政府和市場關系重構

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所有市場經濟國家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也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問題。

新自由主義認為，市場是完美的，而政府是低效的。因而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梢粋€完美市場的存在，需要滿足一切物品皆可被定價、進入市場無障礙且存在無數(shù)廠商和消費者、持續(xù)存在大量的交易愿望、市場參與者信息完全對稱、經濟和政治分離等五個條件，而事實上這些條件是無法滿足的。因此，多數(shù)學者和政要都清醒地指出，市場并非完美。我們既要承認市場的有效性，又要看到市場的不能；既要看到政府干預的必要性，又要防止干預的過度。

正是基于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正確認識，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此后，圍繞“決定性”作用和“更好”作用的關系，也有各種解讀，但主流聲音是在充分發(fā)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政府要更好地“有為”：不缺位、不越位，調控和服務到位。經濟發(fā)展既需要有效的市場也需要有為的政府。特別是處于經濟社會轉型中的國家，有為的政府尤為重要。回顧二戰(zhàn)以來的發(fā)展歷史，之所以絕大多數(shù)發(fā)展中國家長期陷入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其主要原因就是沒有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而少數(shù)經濟體取得了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市場有效”并“政府有為”。

有專家指出，在我國社會轉型分化更加劇烈，體制性障礙更加凸顯的緊要關頭，十八屆三中全會與時俱進地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意味著需要消除對市場所遺留的一些不當干預和扭曲，以便讓資源由市場進行配置。這樣既能讓經濟更好地按比較優(yōu)勢發(fā)展，又可以解決改革開放以來遺留的社會、經濟問題，是推動中國順利闖過險灘、走出“轉型陷阱”的歷史性抉擇。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還應該發(fā)揮好的作用，保護產權，維持宏觀穩(wěn)定，克服市場失靈，因勢利導地推動技術、產業(yè)、制度等結構的變遷。

總之，國內的一個基本共識：走中國道路，實現(xiàn)中國夢，既需要“看不見的手”激發(fā)活力，也需要“看得見的手”構建和諧。只有這兩只手在各自的邊界內各盡其職又相互配合、有機結合，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公平又效率”之優(yōu)越性的充分發(fā)揮。

解新自由主義不死之謎基礎上的期待

金融危機、政府對銀行的救助、公共開支的減少、失業(yè)增加這些問題，在《新自由主義不死之謎》的作者、英國沃里克大學商學院政府與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長克勞奇看來，都是主張新自由主義的結果。作者認為，當政府減少對企業(yè)的干預，將更多行業(yè)甚至是那些具有公共服務性質的行業(yè)也交給市場去規(guī)制時，由于市場機制并不完美，企業(yè)尤其是那些巨型的跨國企業(yè)就會采取為所欲為的冒險行為，而這些巨型企業(yè)強大到足以影響甚至到了綁架政府的地步，迫使政府用納稅人的錢為企業(yè)的冒險行為埋單。由此，政府不得不削減公共開支，減少公共服務，裁減大量公職人員或減薪。

既然如此，新自由主義為何不死呢？作者認為，一方面，是因為新自由主義還具有以下幾方面積極意義：一是為政府主導的社會提供了一定突破口，使得人們有了更多選擇；二是解決了大型復雜社會特有的政府行為集權化或孤立化的問題；三是相比其他思想體系和政治哲學，顯示出較強的兼容性。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不死的原因還在于：他所代表的大企業(yè)、大金融家“不倒”。在新自由主義驅逐凱恩斯主義的同期，英美等國的金融資本主義正在勃興，經濟全球化特別是金融全球化格局也在形成。這種背景下，被解除了絕大多數(shù)監(jiān)管束縛的金融業(yè)，有著極強的冒險沖動去開展風險交易。當然，即使舊式監(jiān)管不被廢除，也很難對日趨復雜的金融體系進行有效的監(jiān)管。而凱恩斯主義留存下來的一個最大遺產，是市場主體普遍相信，金融冒險及由此造成的損失如果足夠嚴重，最終政府將出面兜底，即所謂的“大而不能倒”。而凱恩斯主義的危機，恰恰是它所代表的階層——西方工業(yè)社會的體力勞動者——的社會影響正在出現(xiàn)歷史性衰退。

基于對新自由主義不死之條件下的市場、企業(yè)和政府三者關系失衡的失望和無奈，作者建議引入第四股力量——社會力量，以求重新建立起平衡。作者認為，盡管社會力量是分散的，但卻最能真正體現(xiàn)多元性，同時也是無處不在的。因此，有了社會力量，才能將市場、企業(yè)和政府有效地連結起來，才能發(fā)揮出四方力量互相制衡的作用。

可事實上，社會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撬動另外三方的良性互動，也是眾說紛紜。當今的世界經濟問題并不能只有一種解決辦法，新自由主義固然不會死，可也難再大行其道。但倘若對政府包辦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歷史教訓不充分汲取，那只會幫助新自由主義再度流行。應該說，在現(xiàn)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發(fā)達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其市場、政府、企業(yè)和社會力量都需要找到自己應有的邊界。區(qū)別在于，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發(fā)展階段、不同的矛盾和任務，其各自的邊界不盡相同而已。

反思新自由主義“小政府”基礎上的新國家干預主義構想

盡管有人一看到世界經濟有所復蘇，就又吹起了新自由主義的神話，但面對復蘇的緩慢和艱難，西方的最強聲音還是“摒棄新自由主義，實行新的國家干預主義”。很多學者和政要清醒地認識到，新自由主義與當前危機有著內在因果關系，發(fā)出了“該是破除對新自由主義迷信和崇拜的時候了”，必須重啟國家對經濟的有效干預，以盡政府彌補市場失靈之職。當然，國家干預也有風險、也有代價，但不干預的風險可能會更大、代價會更重。正如原來有新自由主義傾向的英國前首相布朗在被危機事實震醒后所嘆：“不行動的代價要遠遠超出采取行動的代價。”

美國“奧巴馬經濟學”明顯傾向于新國家干預主義。一年來，美國兩黨持續(xù)爭斗并引發(fā)多次財政危機，最終導致聯(lián)邦政府部分關門數(shù)日。于是，奧巴馬力推的幾項政策主張也因此而無法得以順利實施。究其原因，就是在債務深重、經濟復蘇乏力、社會加劇兩極分化的背景下，“自由—不平等—適者生存”這種與新自由主義精神高度契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在美國強力反彈。共和黨人開始更加強調自由競爭和私有經濟，反對政府干預及“大政府”。當然，盡管如此，決心在醫(yī)保、移民等問題上留下政治遺產的奧巴馬不會放棄努力，而且他所致力于的借國家干預以實現(xiàn)的 “社會變革”，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占領華爾街”折射出了99%的呼聲。

在歐洲范圍內出現(xiàn)的懷疑歐盟制度甚至反對歐洲一體化的“疑歐”思潮在廣大民眾中蔓延。據(jù)歐盟委員會官方民調機構“歐洲晴雨表”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60％的歐洲受訪者傾向于不信任歐盟，遠高于2007年歐洲債務危機尚未爆發(fā)時的32％不信任比例。這種“疑歐”情緒之所以演變成一種社會思潮，其癥結在于歐債危機及其“休克療法”起了推波助瀾的催化作用。特別是在歐洲南部國家，失業(yè)率上升，民眾的收入和福利普遍減少，生活水平明顯下降，致使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這些無疑是“疑歐”情緒升溫、發(fā)酵進而演變成思潮的客觀基礎。為發(fā)泄不滿和憤怒，他們不僅邁開雙腳走上街頭發(fā)動示威游行、罷工和占領等抗議活動，而且利用手中的選票將10多個國家的原執(zhí)政黨統(tǒng)統(tǒng)趕下臺。當然，一些新興經濟體卻迅速崛起，這也使得歐洲民眾對歐盟的前途和當局的治理能力更加缺乏信心。

2013年5月，以“不平等與世界資本主義：分析、對策及行動”為主題的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八屆論壇在巴西召開。與會者一致認為，新自由主義加重了世界不平等。有學者指出，當前全球居民戶財富分配比收入分配差距更大，全球財富的集中度極高并遠高于收入的集中度。最近40多年來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推行，加重了世界和各國的不平等與貧富差別現(xiàn)象。以財產公有和人民共富為主要經濟特征的科學社會主義之路，是超越資本主義的必由之路。財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主要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國家調控不力導致的。論壇倡議，在一個國家的所有制結構改革中注重發(fā)展和壯大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重點從企業(yè)產權、微觀層面和初次分配解決不平等和貧富對立問題。同時呼吁，各國政府針對緩解貧富分化和收入分配差距進行立法或行政規(guī)定，制訂合理的收入變動指導線，以有效緩解不平等現(xiàn)象的加劇。

俄羅斯前總理普里馬科夫在回望過去一年經濟走勢時明確指出，2013年俄羅斯經濟增長放緩的主要原因是新自由主義思想。他認為，俄羅斯的市場機制并不能保證經濟的增長，只有國家公司才擁有足夠的資金實施大項目，促進經濟增長，根本不能指望中小企業(yè)成為俄經濟增長的火車頭。而新自由主義者希望加快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根本不考慮俄經濟發(fā)展水平和特點，也不借鑒2008年金融危機后后世界各國的經驗。

總之，雖然新國家干預主義的構想受阻，雖然有些西方學者和政要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是現(xiàn)實的或是短暫的，但在今后可預見的一個歷史時期內，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會繼續(xù)深入，新的國家干預主義會成為主流。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和對新國家干預主義的構想，無疑將有助于世界各國正確把握和處理政府、市場、企業(yè)之間的關系，有助于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運行，特別是有助于經濟社會轉型國家有效規(guī)避轉型陷阱之風險。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責編/馬靜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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