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建設要突出思想建設

十八大強調文化建設，就是要滿足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要求“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文化建設和文化體制改革，當前要明確三個問題：一是文化建設主要是精神建設，二是文化自覺和自信，三是樹立核心價值觀。

(一)文化建設主要是精神建設

“文化”是一個范圍相當廣的概念。從大的方面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最廣義的是大文化，是和自然相對應的概念，泛指人類創(chuàng)造的一切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第二個層次是中文化，主要是指人類創(chuàng)造的精神財富和意識形態(tài)；第三個層次是小文化，“文化產(chǎn)業(yè)”中所說的基本上屬于小文化。我們現(xiàn)在說的文化建設的主要含義就是指人的精神建設，也就是滿足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意識形態(tài)的改革，就是“改思想”，直接地說，就是要形成適應當前世界形勢和國內改革形勢的新的主流思想和主流文化，提高我們的文化軟實力，為經(jīng)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生態(tài)文明建設提供精神文化支撐。

“當今世界，人類的精神陷入了深沉的困惑：一方面，現(xiàn)代化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另一方面，地球已經(jīng)百孔千瘡，人類似乎面臨滅頂之災的現(xiàn)實危險”[1]，如同意大利歷史學家維科在論述歷史時所說：“人類首先感到必需，接著追求效用，再接下去就是講求舒適，尋樂，然后在奢侈中變得淫逸，最后發(fā)狂，浪費他們的資產(chǎn)。”[2]

現(xiàn)在主導人類生存發(fā)展的是西方文化，集中表現(xiàn)在美國的立國精神和美國的生活方式或稱美式文明中。內容主要包括人類中心論、無限理性論、科技萬能論和消費至上論。“人的價值、理性和科技對人類的生存和發(fā)展都是至關重要的，對實現(xiàn)人的幸福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當這種文化軟實力不是用于為人類造福而是被自封為世界霸主的強國用于凌弱逞強時，原來正確的理論必然被扭曲變形，成了導致世界危機的理論。”[3]

過去的數(shù)百年間，西方世界一直以機械的思維范式為基礎，認為自然和社會都是“機器”，人有能力按自己設定的目標改造這部“機器”。在思考和處理人類社會的問題時，機械思維是不行的，應將社會放在自然、生命、社會的統(tǒng)一的系統(tǒng)演化過程中來看待。順應自然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最佳途徑，我們只能唯自然之道是從，背道而馳只會導致災難性的后果。

(二)文化自覺和自信

“文化自覺”就是要知道自己的文化是什么，“自信”則是要相信自己的文化是優(yōu)秀的。中國建設文化強國的根基在深厚的文化底蘊，傳承和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需要我們對文化底蘊形成清醒的認識和理解，也就是要有文化自覺和自信。

文化自覺首先要明確認識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是什么?，F(xiàn)代著名學者任繼愈先生提出，儒、釋、道三家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三根支柱。其實，儒、釋、道三根支柱形成的三足鼎立，又立根于堅如磐石的根基之上，才使傳統(tǒng)文化延續(xù)數(shù)千年不衰。三根支柱的根基，表現(xiàn)為儒、釋、道三家的融合，體現(xiàn)三家融合的則是“道”文化。貫穿五千年林林總總的文化，就凝結在一個“道”字中。

“道”文化不僅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而且早已在世界上扎下根基。在世界100多種語言中，代表道文化的老子的《道德經(jīng)》已經(jīng)有90多種語言的譯本?，F(xiàn)在，聯(lián)合國秘書長、俄羅斯總統(tǒng)、美國總統(tǒng)等許多政要，在他們的講話中都引用《道德經(jīng)》原文，說明《道德經(jīng)》是好東西，世界都認為是好東西，我們更要對“道”文化有自信。

(三)樹立核心價值觀

價值觀是人們用來判斷好壞、美丑、善惡、有用還是無用、有利還是沒有利等等的標準觀念。一件事，人們認為是好的就會去做；反之，就反對，就不會去做。個人是這樣，一個國家或社會組織也是這樣。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都受價值觀的支配。

社會轉型時期價值觀的混亂是不可避免的，但這種狀況不能長期持續(xù)下去，因為價值觀的混亂造成人們干什么都無所適從。因此，我們要通過大討論，形成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或者說核心價值觀。

黨的文件中說：“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又說要“切實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轉化為人民的自覺追求”，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的最終目標，也就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將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轉化為人民的自覺追求，也就是將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的最終目標轉化為人民自覺的行動，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的最終目標才能實現(xiàn)。我們從領會十八大文件的精神實質去看，創(chuàng)新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應是“一切以造福人民為綱”。現(xiàn)在看來，將幸福作為評價社會全面進步的指標，首先作為評價各級干部政績的指標，正是打破改革的困局的切入點。

四、切實加強社會建設和社會體制改革

十六大和十七大都提出“更加注重社會建設”、“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十八大對這個問題作了更加具體的闡述。在當前社會各類群體性事件頻頻發(fā)生，對政府社會管理形成巨大壓力的形勢下，更加注重社會建設和社會體制改革刻不容緩。

(一)社會建設的歷史回顧

“社會”有大概念和小概念之分。大概念的社會是指與自然界相區(qū)別的人類社會，小概念的社會是指在國家中與政治、經(jīng)濟、文化相區(qū)別的社會領域。社會建設，指的是小概念的社會。社會體制，也是相對于經(jīng)濟體制和政治體制而言的。一個國家，與生產(chǎn)和企業(yè)相關的組織結構和制度構成經(jīng)濟體制，與國家權力機構相關的組織結構和制度構成政治體制。此外，還有既不是企業(yè)，也不是國家機構的各類組織，比如事業(yè)單位、行業(yè)協(xié)會、中介組織、民間組織、慈善機構等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的結構和制度構成的就是社會體制。

在我國的歷史上，社會組織是長期存在的，社會上很多事情都由社會自己管理，政府基本不管或很少去管。比如廣大農(nóng)村，主要是由家族管理，許多民族地區(qū)的社會事務，由土司頭人管理。教育、醫(yī)療、住房、就業(yè)等具體事務，國家也管得不多。從歷史來看，中國的社會組織如家族、商會等比較發(fā)達，對社會的管理也發(fā)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國家將社會事務都管起來，是近代國家興起以后的事情。

近代以來建立的國家，國家權力大為擴展，國家管理幾乎涵蓋了社會的方方面面。新中國成立以后，1956年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把政府以外的社會組織幾乎完全“改造”完了，形成的是國家管單位，單位管個人的國家、單位、個人三層結構，國家權力覆蓋了全部領域，自我管理的“社會”沒有了。社會主義改造的目的是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但在我們的國家中卻只有國家權力，幾乎沒有社會權力，我們“改造”出來的是沒有“社會”的社會主義。

在我國改革的30多年中，也注意到了發(fā)展社會組織和建立社會體制。僅從社會組織的數(shù)量來說，全國性的社會組織就建立了2000多家，地方性的社會組織更以十萬計。針對社會體制方面存在的問題，我們也明確提出了“政社分開”。然而，在這方面，無論從思想重視程度還是從實際措施的效果來說，都還有許多不足之處。

我們必須承認，出于“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需要，政府采取“不留社會的空白點”的管控思路，嚴格限制社會組織的發(fā)展。從國家權力和社會權力的對比來說，社會權力相當弱小，形成的是強國家—弱社會結構，甚至是極強國家—極弱社會的結構。在這樣的結構下，社會群體和政府之間缺乏溝通的渠道，公民的訴求得不到有效的申訴，暴發(fā)群體性事件不可避免。許多社會利益群體沒有相應的組織來代表他們申訴利益，在出現(xiàn)矛盾和沖突時，政府要出面協(xié)調也找不到談判的對象，為了控制事件，有時就不得不采取強硬手段，結果反而更加深和擴大了矛盾。現(xiàn)實已經(jīng)清楚地表明，注重社會建設和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必須提上議事日程，必須列為深化改革的一個重點。

(二)承認“社會權力”至關重要

在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很多地方論述到“社會力量”、“社會組織”、“社會權力”。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一文的結論中，在講了中世紀和資本主義社會后，接下來講無產(chǎn)階級革命時，就明確指出“無產(chǎn)階級將取得社會權力”[4]。其實，從權力方面說，封建社會就是土地權力至上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就是資本權力至上的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則應是社會權力至上的社會。當然，在現(xiàn)實中，由于我們是在生產(chǎn)力相當落后和市民社會異常弱小的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權力至上的社會主義社會只能經(jīng)過漫長的道路才能實現(xiàn)。所以，我們不可能沒有國家權力，在一定階段上，還必須強化國家權力。但如果我們明確了真正的社會主義是社會權力至上的社會制度，那么我們就要朝這個方向努力，也就是要通過一系列的改革去發(fā)展社會組織，加強社會建設，擴展社會權力，健全社會體制。這就說明，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體制改革方向，應該是國家權力向社會放權分權，努力進行社會建設，推進社會體制改革，不斷壯大社會自我管理的能力。

長期以來，在我們的理論語境中，“社會權力”一詞極少出現(xiàn)，許多政府官員也只知道自己握有的一定的行政權力，將社會只看作是行政權力作用的對象，只能服從自己的行政權力，根本沒有想到社會還有權力與自己博弈和抗衡。因此，我們在思考社會建設和社會體制改革時，有必要對社會權力作一簡要的分析。

社會權力具有作用范圍廣、作用強度大和作用方式多等特點。

首先，從作用范圍來看，國家權力和經(jīng)濟權力的范圍都是比較明確的，比如，政府的行政權力，就受法律的嚴格限制。由于社會權力主要是通過影響力或壓力而實現(xiàn)的，它可以作用到國家權力范圍中，比如監(jiān)督國家權力的行使；也可以在經(jīng)濟權力范圍內起作用，比如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至于社會生活本身，更是社會權力發(fā)揮作用的廣闊天地。

其次，社會權力作用的強度可大可小。小到處理民間糾紛，大到迫使政府改變某些政策甚至推翻國家的政權。現(xiàn)在世界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某些國家的權力更迭，就是在群眾示威游行的壓力下出現(xiàn)的。

最后，社會權力的作用方式多種多樣。從社會權力作用的方向看，可以沿著維護國家利益與社會秩序的方向發(fā)揮建設性的作用，與國家權力互補；也可能對國家利益和社會秩序起破壞性作用，比如很多地方存在的黑社會組織就屬此類。正因為如此，法治社會應將社會組織的活動置于法治之內，使它沿著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秩序的方向發(fā)揮作用，對破壞性的社會權力則必須制裁。

社會權力的存在是無法否認的，這就在政府面前提出一個問題：是讓社會存在無數(shù)的個體自發(fā)而又無序地發(fā)生作用，政府則運用強制手段去管控呢；還是通過社會建設形成社會多元主體的良性互動？這關系到社會治理模式的轉型和創(chuàng)新。

如果承認社會權力，就應建立多權力中心的新的社會治理模式。這種模式意味著社會上存在分散而又交叉重疊的多元權力中心。在多元中心中，政府則是其中最大的一個權力中心。對各權力中心范圍內的管理事務，政府原則上不作干預，只有在當事人之間或權力中心之間的糾紛不能通過協(xié)商解決時，政府才以仲裁者的身份出面進行協(xié)調或裁決。這樣，社會上的各種各類社會組織分別享有一定的自治權，政府作為一個最大的權力中心與其他權力中心對社會進行合作共治。這就既保證了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公共性和集中性，又充分利用了社會組織的回應效率高、行政成本低的優(yōu)勢，從而形成綜合多種主體、多種手段的公共事務治理的新模式。

(三)當前社會建設的重點是形成四個機制

當今社會，物價、住房、醫(yī)療、教育、養(yǎng)老等民生問題相當突出，諸多民生問題，都要靠加強社會建設來解決。頂層設計中，已經(jīng)提出要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xié)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和權益保障機制。形成這四個機制，是當前社會建設的重點。

在重建社會管理機制時，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是要重建利益協(xié)調機制。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xié)調機制一定要有全局思維，系統(tǒng)思維，只從某一點去做是難以達到目的的?？偟囊笫抢鎱f(xié)調機制必須體現(xiàn)公平。最主要的是不能讓既得利益集團控制了政策的制定。

當前出現(xiàn)諸多社會問題的直接表現(xiàn)是訴求表達機制不通暢。改善社會管理，重建訴求表達機制很重要。中國有訴求表達的人很多，要盡可能滿足，例如領導親自接訪等，但這些辦法解決的問題很有限。有效的途徑是建立多種多樣的社會組織，群眾的訴求通過社會組織來反映。

許多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又無處訴求，引發(fā)大量社會問題，暴露出各種社會矛盾，矛盾要通過重建調處機制來解決。“矛盾調處”的提法雖然很好，卻不易做到。這里有一個人們的習慣性思維問題。怎樣解決矛盾？用“二者必居其一”的辦法解決矛盾的觀念是許多人的習慣性思維。如果不認真自覺地改變這種習慣性思維，用調解的辦法來處理矛盾是很難做到的。我們要努力形成用平衡去解決矛盾的新思維，只要我們注意形成各方面的平衡，許多矛盾并不難解決。

重建利益協(xié)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說的是用公平、包容、平衡等辦法。這些辦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帶柔性、軟性?，F(xiàn)在柔性軟性的東西太少，有點事就是采取強硬手段。我們在重建社會管理機制時，一定要注意柔性管理。社會管理主要要采用柔性的辦法，但柔性的辦法也不是唯一的辦法。在有些問題上，剛性的辦法也是必需的。用法治的辦法去重建社會保障機制，就帶有剛性的性質。

法治是剛性的，但剛性的法治對象首先是政府，就是建設法治政府，規(guī)范行政權力。在政府依法行政時，推進政府管理方式創(chuàng)新，則是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完善調解制度，提高調解效能，這些又是柔性的。在社會管理中，法律管政府要剛性，政府管社會主要靠柔性，不能顛倒。重建權益保障機制，就是要從機制上保證政府在制定政策時，要注意用政策去使公民的權利得到實現(xiàn)。人民的權益很廣泛，比如個人財產(chǎn)受法律保護，就是公民的權益受法律保護，就是不受侵犯。

我們的社會建設和社會體制改革應建立多元權力中心的新的社會治理模式，最終目標是建立高度自治的社會，形成政府掌握公共權力、市場掌握配置資源的權力、社會掌握自治權力的三元結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