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擯棄非理性的種種文化霸權理論，實現(xiàn)人類不同文化群體和平共處的真正途徑或條件是什么呢？我們認為，這個條件其實就是人類古已有之且成為現(xiàn)代許多有識之士共識的“公平”與“正義”。中法兩國建交，應該就是“自由、平等、博愛”理念從個人之間和社會集團之間的層面，擴大到不同意識形態(tài)之間層面的成功例子，也就是在“公平”“正義”基礎上的人類個體與個體、群體與群體之間“公平”、“正義”關系準則的體現(xiàn)，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如春秋和戰(zhàn)國時就已出現(xiàn)的《竹刑》、《法經》這樣的典籍）中“仁愛”、“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求同存異”等文化觀的體現(xiàn)。如果說中法建交開創(chuàng)了當代世界范圍內更廣泛“公平”“正義”國際關系的先河，并集中體現(xiàn)了兩國源遠流長的“博愛”文化，那么，中法建交的實踐，更是兩國文化中尊重多樣性、“適度”處理“一”與“多”辯證統(tǒng)一國際關系的典范。

在中西文化（當然包括法國文化）中，如何處理“一”與“多”共存的辯證關系，還有一種哲學或智慧是至關重要的，這就是“適度”。“寬容”和“適度”的行為方式或道德，是與“一”、“多”和平共存的人類社會“公平”、“正義”的道德尺度相互補充和制約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不走極端，對不同意見抱以寬容態(tài)度，適度地處理精神乃至物質爭端的文化價值觀和“共存”智慧，是人類和平共處的重要倫理基礎，也是新中國處理國際關系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理論基礎，當然也是新中國處理中法關系諸多問題的理論基礎。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所謂“適度”也許是一個模糊概念，但卻往往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東西方均有的智慧。在多樣文化共存的今天，“適度”也許是處理那些本來就不是用數(shù)學公式般方法所能解決的復雜問題的好辦法。是否可以說，從外交智慧甚至社會政治的角度而言，中國儒家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和西方先賢亞里斯多德的“中道”（Juste milieu）思想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呢？而法國近現(xiàn)代文明的“自由、平等、博愛”之社會政治文化價值基礎上形成的“法國文化學派”的文化智慧中，是否也包含著亞氏“中道”呢？若是，那么在中國“仁愛”、“公平”、“正義”文化理念基礎上形成的，并在中法兩國50年相互關系中得到檢驗的文化理念，是否也可以與法國文化學派并列，稱之為“中國文化學派”，成為東西方兩大主張人類多樣并存的文化理論之一呢？如果是這樣，那么我們就完全可以說，中法兩個學派之文化思想無疑同為人類文化發(fā)展中積累起來的寶貴精神財富，值得我們大書特書，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和法國特色的東西兩大文化學派，為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新世界做出應有的貢獻。在世界文化思想領域里，雖然“中國文化學派”還是個新詞，但是“中國文化學派”所主張的“仁愛”、“公平”、“正義”等文化價值觀，是和“法國文化學派”一樣最具公平、正義價值的，也就是具有普世價值意義的文化觀念。因此，無論是對這兩種異曲同工文化學派之“同”“異”的研究，還是對中法兩國關系50年中之“同”“異”及其處理智慧的研究，也許都是我國的法國研究者們艱巨且極具意義的工作。

法蘭西的理想與現(xiàn)實

無論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還是一個文化圈或一個種族的價值觀，往往不是一成不變或貫徹始終的，是會隨著世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變化而出現(xiàn)“修正”或“變異”的，而且同一種文化圈中往往也會有多種流派，這些流派的文化價值觀往往不盡一致甚至截然相反。例如在中法文化中都有“人之初，性本惡”和“人之初，性本善”等完全相反的學說。而這兩種觀念，在兩國不同的歷史時期，往往在人們的顯意識和潛意識中發(fā)揮作用，指導人們的一言一行甚至國家行為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