喚醒論的由來
在中國,拿破侖睡獅論可謂婦孺皆知??墒牵S多西方學者曾經(jīng)徹底翻檢過與拿破侖相關的原始資料,發(fā)現(xiàn)“無論法文或其他語言的任何一手資料,都沒有記載拿破侖曾經(jīng)說過這句話”。美國學者費約翰建議將喚醒中國論的發(fā)明權歸于曾國藩的長子、著名外交家曾紀澤。
1887年,曾紀澤在歐洲《亞洲季刊》上發(fā)表“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中國先睡后醒論),文中提到,“愚以為中國不過似人酣睡,固非垂斃也”,鴉片戰(zhàn)爭雖然打破了中國的安樂好夢,然而終未能使之完全蘇醒,隨后乃有圓明園大火,焦及眉毛,此時中國“始知他國皆清醒而有所營為,己獨沉迷酣睡,無異于旋風四圍大作,僅中心咫尺平靜。竊以此際,中國忽然醒悟”。據(jù)說此文發(fā)表之后,“歐洲諸國,傳誦一時,凡我薄海士民,諒亦以先睹為快”。
但是喚醒論并非曾紀澤的發(fā)明,也不是針對中國的專利,日本、印度、韓國等東方國家,全都不約而同地被西方基督教文化所“喚醒”過。喚醒論是東西方對峙的文化語境中,基督教文化對于整個東方文化的一種居高臨下的論調(diào),是“文明社會”對于“前文明社會”優(yōu)越感的表現(xiàn)。曾紀澤是個基督徒,他借用了喚醒論作為話題入口,目的在于闡述中國溫和而不容欺侮的外交姿態(tài)。
據(jù)一位美國學者的大略統(tǒng)計,從1890年到1940年間,美國有60余篇論文與30余部著作在標題中使用了“喚醒中國”這樣一種表達方式??墒?,這些標題中所提及的喚醒對象往往是“中國龍”或“中國巨人”,從未有過“中國睡獅”的意象。那么,睡獅意象又是誰的發(fā)明呢?
寧選睡獅不選飛龍
梁啟超1899年的《動物談》講了一則寓言,第一次將睡獅與中國進行了勾聯(lián)。梁啟超說自己曾隱幾而臥,聽到隔壁有甲乙丙丁四個人正在討論各自所見的奇異動物。某丁說,他曾在倫敦博物院看到一個狀似獅子的怪物,有人告訴他:“子無輕視此物,其內(nèi)有機焉,一撥捩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 還說這就是曾紀澤譯作“睡獅”的怪物,是一頭“先睡后醒之巨物”。于是某丁“試撥其機”,卻發(fā)現(xiàn)什么反應都沒有,他終于明白睡獅早已銹蝕,如不能更易新機,則將長睡不醒。梁啟超聽到這里,聯(lián)想到自己的祖國依然沉睡不醒,愀然以悲,長嘆一聲:“嗚呼!是可以為我四萬萬人告矣!”
雖然曾紀澤從未將中國比作睡獅,可是,梁啟超卻多次談到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后醒論》,指實睡獅論出自曾紀澤。梁啟超是清末最著名的意見領袖,文風淋漓大氣,筆鋒常帶情感,在清末知識分子當中極具影響力。而曾紀澤論文的文言版雖曾在報紙刊載,但并沒有收入《曾惠敏公遺集》,事實上很少有人能讀到原文。
梁啟超寫作《動物談》時,正流亡日本,因而睡獅論最早是流行于日本留學生當中的。1900年之后的幾年,待喚醒或被喚醒的睡獅形象已經(jīng)被賦予了喚醒國民、振奮民族精神的象征意義,反復出現(xiàn)于各種新興的報章雜志,尤其是具有革命傾向的留學生雜志。
清末民族主義者之所以寧選睡獅不選飛龍,除了將龍視作腐朽朝廷的象征物,還與龍在清末所負載的各種負面形象相關,正如丘逢甲詩云:“畫虎高于真虎價,千金一紙生風雷。我聞獅尤猛于虎,勸君畫獅勿畫虎。中國睡獅今已醒,一吼當為五洲主。不然且畫中國龍,龍方困臥無云從。東鱗西爪畫何益?畫龍須畫真威容。中原豈是無麟鳳,其奈潛龍方勿用。乞靈今日紛鉆龜,七十二鉆謀者眾。安能遍寫可憐蟲,毛羽介鱗供戲弄。”在詩人心目中,龍這條東鱗西爪的可憐蟲,早已成為供人戲弄的對象,只有威武的獅子,才能用來代表祖國的形象。
睡獅論的傳播
庚子事變之后,新興知識分子萌生強烈的啟蒙欲望。喚醒睡獅,以醒獅作為未來國旗、國歌的形象,逐漸成為清末革命家的共同理念。許多著名文人如高燮、蔣觀云等,都曾創(chuàng)作《醒獅歌》。1904年4月出版的《教育必用學生歌》,收錄了18篇“近人近作新歌”,其中就有《醒獅歌》兩篇、《醒國民歌》一篇、《警醒歌》一篇。
20世紀最初幾年,東京留學生明顯掌握了民族主義革命的啟蒙話語權。鄒容和陳天華兩位烈士的宣言式遺著,不約而同地使用了“睡/醒獅”以象征亟待崛起的中華民族。這是清末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兩本必讀書,影響非常大。
鄒容《革命軍》直接將中國比作睡獅:“嗟夫!天清地白,霹靂一聲,驚數(shù)千年之睡獅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獨立!”據(jù)說此書在上海出版之后,“凡摹印二十有余反,遠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兩購之,置籠中,雜衣履餈餅以入,清關郵不能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