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蘇南沖突爆發(fā)前，中共在“聯蘇反帝”政策下，與南共進行了友好的學習；蘇南沖突爆發(fā)后，中共雖擱置兩國建交，但是在國家間卻保持一定程度的交往；隨著蘇南關系的緩和，中南兩國最終建立了外交關系。中共在維護社會陣營團結的前提下，堅持將意識形態(tài)分歧與國家利益分開，將兩黨關系與兩國關系分開，在外交思想與實踐中表現出獨立性與整體性統(tǒng)一、原則性與靈活性統(tǒng)一、連續(xù)性與階段性統(tǒng)一等特點，發(fā)展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關系準則。

【關鍵詞】蘇南沖突    兩黨關系    外交政策    外交思想

【中圖分類號】D801          　　    【文獻標識碼】A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呈現蓬勃發(fā)展之勢，社會主義力量空前壯大，與西歐資本主義形成了針鋒相對之勢。然而，好景不長，從1948年南斯拉夫被開除出“共產黨與工人黨情報局”開始，蘇南沖突就成為社會主義陣營走向內部紛爭、沖突的一個起點，為國際共運籠罩上了一層陰影。從40年代末到50年代后期，圍繞蘇南沖突，中共外交政策受其影響，表現出一些獨有的內容與特點。筆者擬通過分析中共在蘇南沖突前后對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變化，總結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期間其外交指導思想的變化，揭示中共的外交思想與實踐對國際共運所做的貢獻。 

蘇南沖突前中共“聯蘇反帝”方針與中南兩黨關系

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思想與政策來源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復雜、動蕩的國際國內環(huán)境既給中共的外交政策及實踐帶來了挑戰(zhàn)，也極大地豐富了其思想內容。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與國際共運保持高度一致，堅持與蘇聯實現政治聯合，增強世界民主力量與反帝力量，這一思想構成了中國共產黨外交與實踐的基本指導方針。1940年1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提出了帝國主義陣線與反帝國主義陣線的觀點“處于今天的國際環(huán)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漢們，要就是在帝國主義戰(zhàn)線方面，變成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zhàn)線方面，變成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①他又進一步的指出了中國革命的政治方向“社會主義的蘇聯和帝國主義之間的斗爭已經尖銳化，中國不站在這方面，就需要站在那方面，這是必然趨勢。”②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外交路線的概括，在黨內獲得普遍認同，成為中共外交活動的一個基本原則，“聯蘇反帝”已經成為一種時代的必然選擇。

蘇南沖突爆發(fā)前，在“聯蘇反帝”方針的指導下，中共與南斯拉夫共產黨也展開了友好的交往。聯合國成立大會期間，中南兩黨進行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觸。中共代表董必武向南斯拉夫代表介紹了中共不久將舉行第七次代表大會，同時贈給南斯拉夫代表一份關于中國解放區(qū)的備忘錄。中共七大召開后，董必武又通過英國共產黨人寄給南共一份毛澤東的報告。中共送給南共的備忘錄和報告都被南共發(fā)表在《三十天》雜志上。③中共也重視宣傳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活動，《人民日報》創(chuàng)刊號上就有對南斯拉夫爭取西方國家援助和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經驗介紹，并且表現出贊許之意。中共有意與南斯拉夫展開接觸，并考慮在南斯拉夫建立一個面向整個歐洲的宣傳中心。這既是出于進一步了解和研究歐洲兄弟黨在爭取工人階級的民主和自由斗爭中所獲得的經驗，也是想讓歐洲兄弟黨更加了解中國革命。

中共有意與南共展開接觸，既是在“聯蘇反帝”外交方針指導之下，團結各國的革命力量，將自身的革命運動與國際共運緊密相連；同時，也是為了取得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擴大自身在國際上的政治影響，爭取更多的國際支持。中共與南共的交往，既體現出其國內現實政治利益的需要，也體現出中共維護國際共運統(tǒng)一的大戰(zhàn)略。

蘇南沖突中中共對南斯拉夫采取的外交政策

蘇南沖突始于情報局建立后不久，以1948年6月南斯拉夫被開除出情報局達到了高潮，直到1957年，蘇南關系再次出現重大反復。期間，蘇南沖突幾起幾落，以此為紐帶，中共外交思想與實踐亦隨著蘇南沖突的起落，其思想內容與實踐方式都出現重大調整。

在蘇南沖突之初，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取得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在此背景下，中共亟需蘇聯物質和道義上的支持，并且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社會主義陣營作其后盾。然而當時蘇聯卻出現了將中國與南斯拉夫相提并論的說法。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以大局為重，堅持維護國際共運的統(tǒng)一，選擇了與蘇聯以及情報局保持一致。在南斯拉夫被清除出情報局之后，中共做出了《中共中央委員會關于南共問題的決議》。決議批判了南斯拉夫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叛賣行為”，全力支持情報局鏟除國際“叛變行為”的舉措。中共對南斯拉夫的批評基本上保持了與蘇聯的一致，但批評的調門較低。中共政策的出發(fā)點在于真誠維護社會主義陣營團結，鞏固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果實。

新中國成立后，中共為了適應國際共運的需要，制定了“一邊倒”外交政策。此時，在社會主義世界陷入困境的南斯拉夫，把目光投向新中國。毛澤東在鐵托眼中是個無可爭議的革命者，鐵托認為他可能會寬恕南斯拉夫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尷尬。④南斯拉夫于1949年10月6日發(fā)表聲明，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提出兩國建交的外交倡議。雖然新中國需要最大限度地擴展其國際空間，但是與南斯拉夫建交，勢必會使新中國孤立于社會主義集團之外，這使中共陷入了一種兩難的選擇中。恰值這一時期蘇南沖突進一步擴大，兩國關系急劇惡化。1949年11月，蘇聯與東歐各國相繼廢除了與南斯拉夫之間的友好條約，蘇南關系徹底破裂，這一政治格局使中共在中國與南斯拉夫兩國關系上很難有所作為。因此，中共對南斯拉夫的建交提議采取了“擱置政策”，既沒有公開拒絕，也不采取主動；既保持了特殊渠道的政治接觸，又沒有采取任何實質性舉措。1951年1月，南斯拉夫派出一個新聞記者代表團訪問中國，劉少奇接見了該代表團。在會談中，劉少奇表示中共和南共在最基本最主要的方面是一致的，雖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和形式各不相同，但在實質上，即階級實質和社會經濟的實質上卻都是共同的。⑤ 南斯拉夫代表團團長也認為，中南兩國在為共同的目標奮斗，兩國的道路雖然不完全相同，但對社會主義的總目標是有共性的。

由此可見，中南雙方既不像南斯拉夫與蘇聯、東歐各國那樣，由兩黨政治分歧完全走向兩國對立；也不像南斯拉夫與西方國家一樣，建立了經濟援助與被援助關系。中國與南斯拉夫的分歧僅僅存在于兩黨關系中，存在于對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的認識差異上，分歧與斗爭相當克制。中南雙方沒有出現蘇南沖突中兩黨惡語相加、無限上綱的情形，也沒有出現關于社會主義發(fā)展模式和國際革命理論問題的大論戰(zhàn)，這種特殊的政治局面為此后中南兩國全面建立外交關系奠定了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