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性審視英國福利國家時期社會政策的演變歷程，可以發(fā)現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矛盾是影響社會政策演變的關鍵因素，文章嘗試以英國福利國家時期社會政策演變?yōu)楸尘?，圍繞政府與市場兩個主體的博弈與契合，理性審視英國福利國家時期社會政策演變的內在原因。

【關鍵詞】福利國家    社會政策    演變    審視

【中圖分類號】D034                　  【文獻標識碼】A

英國作為西方早期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一，其社會政策制定堪稱西方社會發(fā)展的典范，尤以其社會福利等一系列社會保障政策聞名于世（本文討論所指“社會政策”即指其有關社會福利、最低社會保障以及社會保險等一系列社會保障政策）。福利國家時期是英國社會政策發(fā)展的全面繁榮階段，福利國家是二戰(zhàn)后西方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普遍選擇的一種社會制度之一，學界普遍認為1942年貝弗里奇所著的《社會保險及相關服務》公開報告是福利國家制度的開端，福利國家通過強化公共政策，強力干預經濟，直接管理社會高額稅收和再分配實現收入均等化，縮小貧富差距以及社會福利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究其社會政策的繁榮實質，一方面福利國家制度的日趨成熟為社會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平穩(wěn)的運行環(huán)境，另一方面社會政策的發(fā)展又在一定程度上繼續(xù)推動福利國家制度的擴張，二者形成有效且必要的張力。因此，基于福利國家時期為時代背景研究社會政策的演進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際意義。

回顧英國福利國家時期社會政策的演進方向，可以發(fā)現，其初期的社會政策具有明顯的平等主義傾向，均等化色彩濃重，扶弱濟貧思想凸顯，這一特色為二戰(zhàn)后亟需休整的英國經濟和縮短貧富間階層差距起到巨大的修補效應。但隨著工業(yè)社會向現代工業(yè)，乃至后工業(yè)社會的過渡，英國社會結構發(fā)生了不可抗拒的巨變，福利國家制度也隨之陷入桎梏，早期的社會政策也逐漸顯露出其自身的弊端，福利國家初期旨在解決社會矛盾的社會政策，無法解決社會發(fā)展和轉型帶來的社會問題。由此，英國社會政策在福利國家中后期進入了一個不斷變革和改良的漸進階段，從撒切爾時代到布萊爾政府，英國社會政策的改良在一定程度上都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其內在矛盾，社會問題只是得到初步緩解而非真正解決。因此，本文以英國福利國家時期為理論背景，通過分析政府與市場這對矛盾的發(fā)展變化和博弈過程，理性審視英國福利國家時期的社會政策發(fā)展演變。

在古典經濟學和政治哲學框架內，政府與市場一直被認為是兩種不同的經濟調節(jié)形式，圍繞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的爭論也長達幾百年。同樣在社會政策制定的演變過程中，依靠政府作為提供社會福利的單一主體，還是引進市場機制成為福利國家社會政策演變的過程中的核心問題。社會政策的制定者在處理社會福利提供主體的問題上，陷入了非“政府”即“市場”的兩難困境。無論是政府成為提供社會福利保障的單一主體，還是引進市場機制發(fā)揮作用，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弊端。在對政府與市場之間關系的調整過程中，也推動了福利國家社會政策的不斷向前發(fā)展。從提供社會福利的主體層面審視英國福利國家時期社會政策演變的歷程，可以發(fā)現爭論核心和焦點在于選擇政府制度來實現社會公平價值，還是選擇通過自發(fā)競爭來促進社會正義的實現，即是選擇政府，還是選擇市場為主體來推進社會的發(fā)展進步。但是，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選擇不是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涉及到在不完全的政府與不完全的市場之間選擇的兩難困境。于是，政府與市場之間總是處于一種不斷博弈境況中，其博弈的結果決定了福利國家社會政策的演變方向。

責任：以政府為主體的社會政策發(fā)展

英國進入資本主義發(fā)達社會后，其社會政策長期受到古典自由放任主義的影響，政府以消極“守夜人”角色自居，盡可能避免干預經濟生活、社會生活領域，其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主要依靠市場“看不見的手”來調節(jié)。但隨著社會分工的日益細化，社會結構的上下分化以及貧富階層差距的擴大，市場在某一領域發(fā)揮的調節(jié)和修補作用是有限且不穩(wěn)定的，尤其涉及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等領域，其作用更是微乎其微，市場難以使各類資源達到最優(yōu)配置，這種公平正義價值的缺失狀態(tài)往往稱之為“市場失靈”。隨著市場失靈弊端的日益蔓延，政治家和理論學界嘗試從理論入手，對政府發(fā)揮主體作用提供理論和實踐支撐。英國新自由主義認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主張在機會面前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應該有平等的機會去發(fā)展自己能力，而政府應當為此提供條件，扶助社會貧弱底層以及賦予其機會平等的權利就成為政府的責任，創(chuàng)造公平發(fā)展的機會，制定指向性和公平性較強的社會政策。社會民主主義的重要派別—費邊社會主義即主張政府應當主動承擔責任，提供積極的社會保障政策，其理論出發(fā)點即在論證政府干預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主要依據是市場存在著頻繁的、大量的缺陷，迫切需要政府來彌補市場的種種不充分。于是，政府角色由“守夜人”政府向全能型政府轉變，福利國家制度便是這一轉變的產物。

基于此，與其說是政府主動承擔社會政策制定的責任，毋寧說是市場潛在缺陷或不公平誘因促使政府主動承擔責任，導致政府在某種程度上被動產生以公平為導向的市場干預行為，政府成為提供社會福利的唯一主體。在市場失去作用的前提下，政府作為社會政策制定和社會福利提供的主體責任逐漸顯現，通過制定指向性不同的社會政策，尤以社會福利政策等為主，對社會經濟生活領域進行全面干預。政府之于社會經濟生活的全面影響和干預，無疑為社會政策的全面發(fā)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促使社會政策多方位繁榮發(fā)展，政府采取多種干預行為來調節(jié)社會福利政策，諸如救濟扶助貧弱、制定最低收入標準、擴大基礎醫(yī)療和教育等方面發(fā)揮積極的作用。因此，在英國福利國家初期，政府通過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險和社會救濟系統(tǒng)對公民進行保障，擴大政府在教育和公共住房方面的責任等措施進行干預。進行醫(yī)院的國有化改革，由國家來提供全民的醫(yī)療保健服務；大量興建住房，為戰(zhàn)后流離失所的人們提供廉租房，使人們的住房能得到基本的保障，以“普遍福利”為特征的福利國家制度全面興起，以政府為主導的社會保障制度得到迅速而全面的發(fā)展，“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計劃成為資本主義自我辯護、自我完善、自我改良的真實寫照。因此，政府被看做是提供社會福利的唯一主體。政府干預被看作是彌補市場不足的特效藥，政府通過承擔更多的責任，降低市場經濟所帶來的風險。這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社會平等，也使戰(zhàn)后國家的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