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道主義與民族主義是讓·饒勒斯(1859～1914)哲學體系的兩大核心主題。饒勒斯文化中的人道主義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道內(nèi)涵基本一致，指的是與崇拜上帝的神學相對的人文思想，即對希臘時代和拉丁時代的詩人、演說家和歷史學家的研究。饒勒斯設想，參與了民族、社會和宗教解放過程的人道，將會意識到其自身是具有活力的統(tǒng)一體。當個人的價值不再依據(jù)其財富、出身、宗教授職，而是根據(jù)人的身份來評判的時候，人道本身便受到了尊重。在一個被新自由主義理論認為是經(jīng)濟全球化的世界中，人道主義和民族主義需要被重新考量。

【關鍵詞】讓·饒勒斯  人道主義  民族主義  人文主義

100年前，在1914年的八九月間，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法國青年為了保家衛(wèi)國而戰(zhàn)死沙場，僅僅在8月22日這一天，就有36000人犧牲。

今天，在世界一體化的時代，人們很難理解和接受這樣的犧牲和代價，以至于前法國總統(tǒng)希拉克曾宣稱，那些在那場大戰(zhàn)中犧牲的法國人和德國人“死無所值”。然而在當時，至少是在戰(zhàn)爭初期，部分戰(zhàn)士曾被灌輸要為一種比個人更高的價值獻出生命：即為祖國和民族而戰(zhàn)。民族主義能否兼容另外一項法國的偉大傳統(tǒng)——人道主義和《人權宣言》？民族主義在今天有何意義？在全球化時代，“民族認同”、“法蘭西認同”又意味著什么？如果說人道主義是一種普世價值，那么它在全球化時代又扮演著什么角色？

法國人的民族與自由

為了說清楚這個問題，讓我們先回到1914年的那個夏天：在戰(zhàn)爭爆發(fā)前夜的7月31日，一個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刺殺了社會主義者的代表讓·饒勒斯。行刺者想要除掉這位法蘭西的“內(nèi)敵”，因為饒勒斯曾試圖阻止這場戰(zhàn)爭。這一事件激化了源自啟蒙哲學傳統(tǒng)的饒勒斯的人道主義，與其對手宣揚的將每個人的人性歸屬于一個民族、一片故土的民族主義之間的對立。然而，法國大革命卻同時宣告了人權宣言和民族主權。

由于法國大革命推翻了國王路易十六，許多歐洲的國王都聯(lián)合起來助其復辟。由職業(yè)兵組成的德奧聯(lián)軍，在數(shù)量上四倍于法軍。聯(lián)軍勢如破竹，迅速推進到距離巴黎200公里的地方。法軍士兵雖多數(shù)是缺乏經(jīng)驗的志愿兵，但卻熱情高漲，于1792年9月20日，在香檳地區(qū)的瓦勒米（Valmy）成功阻擋住了聯(lián)軍的腳步。他們在進攻前高喊著“民族萬歲”，同時用步槍挑著軍帽揮舞，正是這樣的嘶喊聲“使大地震顫”，讓敵人望而生畏。這些法國人由此表明，他們不再是某位國王的臣民，而是一個民族的公民。這場勝利挫敗了外國王室麾下的聯(lián)軍的進攻。君主制被廢除，9月21日，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宣告成立。對于這些年輕的戰(zhàn)士而言，保家衛(wèi)國并非是民族主義行為，因為他們希望廢除貴族特權和個人自由這些法國大革命的原則，能傳播到整個歐洲乃至全世界。他們要把人權和公民權推廣到整個世界：“崇高的自由占據(jù)了人們的思想……大革命讓人們發(fā)出這樣的吶喊：為了解放自己的手足同胞寧愿赴湯蹈火。”（雨果）。要把歐洲人民從封建等級制和宗教中解放出來，以便建立一個根植于人類理性的新社會。這些志愿軍戰(zhàn)士為保衛(wèi)新生的法蘭西而戰(zhàn)，她的核心價值是人的尊嚴與自由。

法蘭西第一帝國承襲了法國大革命的革命熱情。的確，拿破侖通過頒布《拿破侖法典》把被征服地區(qū)的民眾從封建制中解放了出來，但他卻任命自己的親屬或部下為意大利、德意志、奧地利、荷蘭和西班牙等地的君主或王后。他們負責為法蘭西帝國發(fā)動的戰(zhàn)爭征稅征兵。在帝國的統(tǒng)治下，革命戰(zhàn)士解放同胞的熱情轉(zhuǎn)變成了一種狂熱而排外的征服者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這個詞來源于一位拿破侖的士兵尼古拉·沙文（Nicolas Chauvin）的英雄事跡，他在戰(zhàn)斗中身負重傷，呼喊著“法蘭西萬歲！皇帝萬歲！”的口號殉國。“拿破侖并不遵循法國大革命的那些理念，而是歪曲了它們。在他的統(tǒng)治下，對自由的渴望變成了對專制主義的臣服。”（利奧奈爾·若斯潘（Lionel Jospin）《拿破侖之惡》（Le Malnapoléonien））

在法蘭西第一帝國鐵蹄蹂躪下的歐洲國家中，民族主義得到了加強，尤其是在備戰(zhàn)的德意志地區(qū)?？傊?，第一帝國把法國大革命時期偉大的人道主義夢想引入了歧途。最終，那些在1792年被挫敗的歐洲君主制國家，在1815年又再一次聯(lián)合起來，在法國復辟了王權。在十九世紀，先后有兩位法國國王被1830年和1848年兩次失敗的共和革命所推翻，拿破侖三世締造的法蘭西第二帝國，直至1870年9月4日才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所取代。共和派一經(jīng)掌權，就不得不面對得到天主教和軍隊支持的君主派的激烈反對，然而共和國最終勝利了。

對于年輕的法蘭西共和國而言，民族問題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性，因為法國在1870年敗于德國，失去了兩個意欲收復的省份。共和主義者在理性和《人權宣言》原則的基礎上，建構(gòu)了一種民族的思想體系。他們根據(jù)這種精神，來改造對下一代的教育：1882年的一項法令規(guī)定了“免費、世俗化和義務制的”學校教育。經(jīng)過幾代人，科學、文學和歷史教育應該傳授給予年輕人，以此取代天主教教義的知識。那些從抵抗羅馬人征服（公元前一世紀）的高盧首領，到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zhàn)爭時期的民族英雄，在法國歷史中有了重要地位。學校也教育孩子們那些源自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哲學的人道主義的普世價值，即：信仰自由，尊重每個人的尊嚴，重視每個獨特的個人及其內(nèi)心，強調(diào)個人在集體中的責任等。

上述這些價值與民族主義之間的緊張沖突，一直延續(xù)至今。這種現(xiàn)象肇始于法國大革命，當時在宣揚所有人都享有人權的同時，卻為了資產(chǎn)階級的寡頭統(tǒng)治而沒收貴族和教會的財產(chǎn)和土地。第三共和國時期的人道主義價值也不能自圓其說，隨著十九世紀工業(yè)革命的急速發(fā)展，大量農(nóng)民和手工業(yè)者淪為無產(chǎn)者，在極為惡劣的工作條件下勞動。“美好時代”（1890～1914）的法國是極不平等的：2%的人口占有差不多一半的財富。“自由、平等、博愛”這句共和國的口號，對于工人、手工業(yè)者和貧苦農(nóng)民是毫無意義的。對那些從12歲起就在煤礦或紡織廠工作，每周勞動超過60個小時的工人來說，也是沒有自由的。對勞動者的經(jīng)濟和社會壓迫，與通過全民普選（1870年成年男性獲得了普選權，而成年女性的普選權直到1945年才獲得）實現(xiàn)對勞動者的政治解放之間構(gòu)成了矛盾，這曾經(jīng)困擾著共和國。在當時，社會問題構(gòu)成了對共和制度的最大挑戰(zhàn)，工會組織和各種不同的社會主義政黨為爭取社會公正而抗爭。而饒勒斯則在國民議會里延續(xù)著這種斗爭，使其通過了每天十小時工作制和65歲退休的法案。那么，饒勒斯是如何通過其深受人道主義影響的文化，把社會參與和保家衛(wèi)國這兩個方面聯(lián)系在一起的呢？

饒勒斯：一種“全球化”的人道主義的倡導者？

讓·饒勒斯（1859～1914）出身于法國南部一個普通的商人和農(nóng)民家庭。以優(yōu)異成績結(jié)束了其在巴黎的哲學課程之后，他先后任教于中學和圖盧茲大學。26歲時當選為國民議會代表。饒勒斯文化中的人道主義取其原先的含義：文藝復興時期（十六世紀）的人道主義指的是（與崇拜上帝的神學相對的）人文思想，即對希臘時代和拉丁時代的詩人、演說家和歷史學家的研究。對于古代語言、文學和藝術的復興始于十五世紀的意大利。人類生活的重心從神（在人死后拯救人的靈魂）重新回歸到了人：拉丁詩人泰倫提烏斯的詩句“涉及人的一切皆與之有關”概括了人道主義的精髓。這意味著一種關注人、重視個性和世俗文化的思想傾向。饒勒斯也同樣反對中世紀時期（六至十五世紀）基督教對古希臘人所崇尚的自然以及人類的身體的蔑視。隨著對自然科學研究（例如，在十六世紀，對地球自轉(zhuǎn)和人體血液循環(huán)的發(fā)現(xiàn)）的逐步深入，一些神學教義也逐漸受到了人們的質(zhì)疑。人道主義者堅定地要成為現(xiàn)代人，但同時也把目光投向古人。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饒勒斯都注意從古希臘和拉丁歷史學家們身上獲得啟發(fā)，來思考當下，迎接未來，他寫到：“在內(nèi)心沒有喚起對過去的深深共鳴，就不可能面向未來。”

自十六世紀以來，人道主義者關心的是地球上人類的境況：人類的居所并不局限于“房屋或城市這樣促狹、封閉的空間”，而且還延伸到“所有適宜居住的土地和適合航行的海域”（十六世紀詩人龍沙）。人道主義者的思想是普世性的。對于像伊拉斯謨（Erasme）和蒙田（Montaigne）這樣的十六世紀歐洲的大人文主義者而言，人性是世界性的。他們關注人類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文明與文明之間相互平等，但文明的多樣性豐富了人性。蒙田確信，每一個民族都會把身著不同服裝的異族稱為蠻族。十六世紀，歐洲人遠征美洲，在這第一波世界化的潮流中，人們對于生活方式、思想和社會組織的多樣性進一步發(fā)生了興趣。蒙田研究了那些關于墨西哥、秘魯和巴西的游記，然后得出結(jié)論：“野蠻人對于我們，也正如我們對于他們一樣感到驚奇。”

關于社會結(jié)構(gòu)，蒙田也并不否認從勞動者到國王這樣的社會等級劃分，但他堅持認為，關鍵之處在于像禮貌、自主、淡泊名利、守信、誠懇、善良、寬容這些社會各階層都具備的人類品質(zhì)。這些個人品質(zhì)并不取決于民族、社會階層或教育程度。此外，蒙田并不確信學者會比其他人更優(yōu)秀。比如，眾多歐洲知識分子都曾與納粹有涉，就很好地證明了蒙田的斷言：“沒有德行的科學，其他別的科學皆是有害的”。同樣，十六世紀的許多人道主義者，在一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戰(zhàn)亂頻仍的年代，通過自己的作品和個人影響，努力維護和平。他們之中的許多人，正如瑪格麗特·尤瑟納爾在那本著名的小說《苦煉》（L'œuvre au noir）中所描寫的那樣，為此獻出生命，喪失自由，也貢獻了寬容。

法國大革命受到啟蒙哲學的影響，而人道主義文化則塑造了啟蒙哲學。然而，歷史的觀念發(fā)生了變化。十六世紀的人道主義者曾認為，完美的古代文化已經(jīng)無處尋覓了，因為現(xiàn)代人并不希望跟古代人完全一樣。蒙田認為，自從公元一世紀羅馬共和國瓦解、羅馬帝國建立以后，歐洲就已經(jīng)走向衰落了。相反，十八世紀的那些哲學家卻認為，由于有了理性的啟蒙，人性的進步是可能的。科學和技術知識有助于從總體上改善人類的生活。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狄德羅（Diderot）主持編纂了26卷的《科學與藝術百科全書》（L'Encyclopé die des Sciencesetdes Arts，1750～1772）。這部《百科全書》匯總了不同學科的知識（例如，歷史、哲學、文學和自然科學等學科），以及不同工藝的技術（書名中藝術指的就是工藝）。人們認為，這部鴻篇巨制推動了政治、科學和技術的進步。

1789年的革命者想要建構(gòu)一個能保證公民享有自由和社會公正的社會。他們把歷史視為一個進步的過程，盡管他們參考了古希臘（公元前五至四世紀）的民主制（法文démocratie的拉丁詞源是：demos=人民，cratos=權力）和古羅馬（公元前五至一世紀）的共和制（法文république的拉丁詞源是：res=事務，publica=團體），來構(gòu)造法蘭西共和國。因為他們?yōu)檫@項千秋偉業(yè)而狂熱，瓦勒米的志愿軍就曾喊出了“民族萬歲”的口號。

不過，饒勒斯在《法國大革命的社會主義史》這部作品中，堅持認為人性的完全解放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從1792年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建立至1870年，只完成了第一階段，但是距離人類的徹底解放還有漫漫長路。他繼承了1789年《人權宣言》的精神：不再是神的旨意，或是歷史的慣例，而是人成了制定法律的依據(jù)。每一個從宗教和封建等級制中解放出來的個人，能夠為公共事務盡情工作。

饒勒斯并不認同保守主義者把過去理想化的做法。與同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同，他并不認為社會主義就要同資產(chǎn)階級共和國決裂，相反卻是后者進一步發(fā)展的結(jié)果，他寫道：“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就背離了人性。”他認為，新社會萌芽于民主共和國，生長出來的社會主義這個分枝要嫁接到《人權宣言》這個牢固的主干上。1789年的革命者已經(jīng)奠定了關于自由和財產(chǎn)的基本原則，饒勒斯在這些價值觀之外又增加了社會正義。他說：“法國的社會主義將是共和主義的，它同社會正義和自由中的經(jīng)濟問題不可分離。”他預言，全世界的歷史是一個進步的過程，每個地方的經(jīng)濟和政治壓迫終將消失。歷史應當走向“人類的最終解放，在解脫了奴隸制和農(nóng)奴制的桎梏后，人類也希望擺脫雇傭制的束縛。”他堅持認為工薪階層生活狀況異化，因為在高強度的勞動下，工人的生活并不能由他們自己來掌控，也不會有希望，“一直以來，數(shù)以萬計的工人被裹挾進資產(chǎn)形成的巨大而幽深的漩渦，變得形容枯槁，最終墜入死亡的深淵，卻并不能達到自由、光明之境”。饒勒斯對貪婪的資本家和財閥把持共和國的各種機構(gòu)，特別是國民議會感到忿忿不平：“自私自利的階級，已經(jīng)讓共和國背離了自己的精神和使命”。不過，他卻并不反對個人財產(chǎn)，因為個人財產(chǎn)能讓人安居樂業(yè)、廣結(jié)善緣；此外，“關注自我”也能有助于思想和心靈的發(fā)展。他設想，工人們能像從事生產(chǎn)一樣，很好地對工廠進行集體管理，按勞取酬，他們也有閑暇組織社會生活，利用晚上的時間進行閱讀。

他想象一種能使個人的尊嚴得到充分尊重，人的體力、心理、智力、社會情感和道德得到全面發(fā)展的社會，他說：“每一個人都應該把人道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來崇敬。”“每一個人”，無論是何社會出身，從事什么職業(yè)，有著什么宗教信仰和國籍，“都應該不受任何限制和擺布，個人要不斷地發(fā)展和完善自我，挖掘出自己的最大潛力……同時也要盡己所能。”因此，社會主義將是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尋求絕對的公正。這種論斷把饒勒斯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主義作了區(qū)分，后者是根據(jù)人在社會中的有用性來評判個人的，而不是依據(jù)人的各種才能的全面發(fā)展。在饒勒斯看來，正是個人才是評判諸如祖國、家庭、財產(chǎn)和人道等一切事物的尺度。在民主制中，每一個個人無論其出身、財富或?qū)W歷如何，都在公共事務中有著相應的權利與義務。

歷史的終極目的是使所有人的人道得到充分發(fā)展（饒勒斯在1904年創(chuàng)辦了《人道報》）。他寫道：“自有史以來，每個個人身上全面的人道，第一次受到財富、自由、光明和歡愉的召喚。”饒勒斯設想，參與了民族、社會和宗教解放過程的人道，將會意識到其自身是具有活力的統(tǒng)一體：“當個人的價值不再依據(jù)其財富、出身、宗教授職，而是根據(jù)人這個身份來評判的時候，人道本身便受到了尊重。然而，這樣的例子畢竟乏善可陳，那么以各種形式表現(xiàn)出來，有著無限發(fā)展可能的全面的人道，就都值得追隨。”這種人道主義的“世界一體化”，意味著人與人之間富有成果的互通有無，是均一化的反面形式。他認為，正是民族和文化的無限多樣性，構(gòu)成了人道的豐富性：“一個和平的世界，要比動蕩、充斥著野蠻的個人征伐和種族沖突的世界更加豐富多彩。正如戰(zhàn)爭是呆板單調(diào)、令人壓抑的：五彩斑斕的和平彩虹，要比暴風驟雨時烏云與閃電之間的強烈色差更加多姿多彩。”饒勒斯希望，人類歷史能夠通達一個與自然和宇宙和平共處的世界：“有了情同手足的公正，人道便會漸次得到提升，猶如我們邁著步子悄悄走向布滿星星的天際。”

那如何來實現(xiàn)這個夢想呢？這樣的一個新社會，不會根據(jù)機械的經(jīng)濟法則突然降臨，相反卻要由那些被有效組織起來的人人為建構(gòu)出來的。饒勒斯的方法是讓對立的階級，組成一個會自行彌合階級對立的統(tǒng)一組織。這樣，當資產(chǎn)階級在為實現(xiàn)共和國口號中所提出的社會平等努力時，無產(chǎn)階級也就成長起來了。饒勒斯并非是暴力革命的擁護者，暴力革命的結(jié)果通常是一種形式的寡頭政治取代另一種形式的寡頭政治。他認為，那些能被資產(chǎn)階級所接受的改革，能逐漸減少社會不平等，而民眾通過輿論引導，學校教育，對書本知識的學習，以及社會責任感的灌輸，也能對沖動和狂熱有了抵抗力。倘若全世界都朝著這個方向發(fā)展，則戰(zhàn)爭會最終消失：“特別正是社會公正的發(fā)展，會消除人與人之間那種民族間的不公平。”

饒勒斯把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獻給了和平事業(yè)。他致力于保衛(wèi)祖國免遭外敵入侵，但是他也與那些把祖國理解成是一種排外而野蠻的力量的人作斗爭。民族是必須的，因為她把在政治國際主義中彌散的集體行動組織聯(lián)合起來。饒勒斯不再相信，超越民族框架的抽象意義上的世界大同主義，而是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要把世界組織起來民族是必須的，但是祖國并不超越于良知，并不超越于人。當她某天轉(zhuǎn)而反對人權、自由和人的尊嚴的時候，她也就喪失了身份。

他竭力揭發(fā)“特權階級”和“軍事寡頭”之間的共謀，他看到“生意亨通的資產(chǎn)階級”，渴望大發(fā)戰(zhàn)爭橫財，這對共和國構(gòu)成了威脅。他也抨擊在非洲的殖民暴力：“歐洲人的良知會被瞬間吞噬，然后去從事那些為其自身所詬病的野蠻勾當。”早在1905年，他就預言：“從這場歐洲戰(zhàn)爭中……走出來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場戰(zhàn)爭帶來了激烈的反抗，愈演愈烈的民族主義，令人窒息的專制統(tǒng)治，殘暴的軍國主義，原始的暴力和仇恨以及復仇和奴役。今天歐洲的和平對于人類的進步是必須的。”遺憾的是，二十世紀的歷史被其不幸言中!

到了1912年，饒勒斯突然變得愈加不安了。當其他人都翹首企盼成為英雄時，饒勒斯發(fā)出了一場現(xiàn)代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的警告。他引用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話說：“世界會說讓一次類似的戰(zhàn)爭再度爆發(fā)的那代人，是愚蠢的一代人”（1912年12月1日《人道報》）。既不是政要，也不是將軍們想要采用工業(yè)時代的戰(zhàn)爭措施；大多數(shù)人從拿破侖戰(zhàn)爭的時代，就已經(jīng)開始談論這個問題了。他饒勒斯卻是個現(xiàn)實主義者：他預見到，新的技術手段在戰(zhàn)爭中的運用會造成可怕的后果。在所有國家里，決定戰(zhàn)爭的政客和將軍們所關心的，并不是他們要為之負責的民眾，而是他們自身的榮耀（在軍隊參謀長之間也存在著激烈競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擊碎了饒勒斯偉大的人文主義夢想。倘若他曾意識到，必須要與“粗野的本能、陰暗的精神、懷恨的靈魂、怯懦的意志”進行不懈斗爭，那么他就會直面那些在戰(zhàn)前十年不曾預見的主要困難：“隱藏的權力和金錢至上的地位”（饒勒斯），已經(jīng)深入到議會民主制中，以至超過了相應的社會進步帶來的影響。國民議會拒絕采納，諸如征收收入稅這樣的有利于社會公正的舉措，這導致了受到專制宗派馬克思主義者鼓動的工人進一步激進化。學校提高了社會的識字率，但報刊上赫然刊登的血腥的犯罪圖片，也能激起人的殘暴，這助長了種族主義和仇恨。反動分子反對社會公正的要求，用種族主義宣傳來排斥猶太人和外國勞工（尤其是在意大利）。民族主義的刊物煽動對“德國人野蠻行徑”的極端仇恨。饒勒斯的《人道報》被這些大發(fā)行量的刊物淹沒了。1913年，《人道報》的發(fā)行量是7萬份，而被金融大亨控制的民族主義日報《小日報》卻有著百萬份的發(fā)行量。饒勒斯在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雄心壯志，被受到大資本家資助的普通民眾的大眾文化吞噬了。被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和排外情緒，戰(zhàn)勝了對和平的渴望。這是另一個正在醞釀的“世界一體化”過程：戰(zhàn)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