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與中國：在一種新的政治哲學中修復文化

人們已經證實了第四次危機的來臨，這是比金融、經濟和社會危機更深層次的危機，即文明、形而上學和人類學危機。因此，必須要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政治哲學。

把多重文化性聯合起來，并不意味著讓文化變得在互聯網上就“唾手可得”，或者成為上海世博會上的展品，而是要使之成為“多樣性的博覽會”和“普世性的風景”。由于各種文化只要政治正確就能同時并存，文化也就喪失了自身的特性，對每個人的精神生活也沒有了獨到的解釋，不同文化相互間也不可能擦出新的火花。請注意：這樣導致的多樣性的平庸化，會變成新的“極端之惡”。要比“宗教沖突”更可怕，也更難化解掉，因為思考的經驗會被簡化成市場的“產品”，這就會進一步使人類喪失主觀能動性。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10年10月6日至7日歐洲委員會在布魯塞爾舉辦了“中歐跨文化峰會”（Sommet transculturel Europe/Chine），會議的議題是開放的。時任中國國家總理溫家寶、歐洲議會主席赫爾曼·范龍佩（Herman Van Rompuy）和歐洲委員會主席若澤·曼努埃爾·巴羅佐（José Manuel Barroso）出席了會議，我們三十多位與會的來自歐洲和中國的藝術家、作家和哲學家，堅決主張要盡快搭建一個中歐文化經常性對話的平臺。為什么呢？

首先，盡管（或許因為）歐洲文化中充斥著暴力，甚至犯下過（或者未遂的）罪行，但正是在歐洲文化這塊紛繁復雜的大陸內部，目前對“文化風景”、“文化活力”和有可能使文化事物本身變得平庸化的“文化多樣性”產生了質疑。其次，尤其是因為中國同歐洲一樣，需要依靠其自身的文化特性，證明政治和經濟的自主性，并且通過對自身文化記憶的深入分析與“重估”（尼采語），來增強對自己文明遺產的信心。

正是由中歐學者共同參與的人文社會科學，才會重新定義和深入討論雙方文化差異中首要的核心問題，像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兩種文明的記憶，以及國際局勢。以下是其中的幾個關鍵問題：

第一，什么是民族和文化認同？歐洲創(chuàng)造了民族，然后把它留給了全球化的世界。如果納粹主義讓人們有理由譴責民族主義的話，似乎就無視了民族認同，這是把人民暴露在真正的壓迫之下，其結果是被認為陷入了身份認同的緊張。中歐之間的交流，能夠使民族主義這種興奮劑的影響和范圍更加突顯，結果是民族會根據多極化治理的一些原則來被重新定義。

由于現代對身份認同的崇拜，歐洲文化總是要面臨對身份的追尋。對于這個問題，我的中國朋友們的回答，會對這片廣袤土地上的種族性和民族性的訴求作出解釋。盡管如此，我們還是需要能夠接受這種聞所未聞，但歐洲大陸又不得不面對的發(fā)展變化。未來的歐洲人，就多層次的內在心理而言，會變成單面人嗎？因為能說多種語言的人，會變成只會說全球化英語（globish English）的人。正是從這種觀點來看，中國也同樣面臨在全球化時，方言和外語在教學中處于何種位置的問題。

第二，西方世界中兩種主導性文化模式之間的差別。在1989年柏林墻倒塌后，北美和歐洲變得不容忽視了。這兩種模式是建立在兩種不同，卻又互為補充的自由概念之上的。一種自由源自康德和清教徒主義，更多地把自由視為一個“自行開始”的過程，在“自由的事業(yè)”中臻于至境。而另一種自由更多地是對身份的追尋，強調獨特性，反對強制性經濟強加的確定性和“一致性”。盡管歐洲社會存在局部性危機，但就歐洲社會內部試圖建構全球化這一點來看，歐洲社會的危機并沒有比世界性的危機來得晚，相反卻提前來臨了，但并沒有向強大的自由主義徹底繳械投降，后者把人降格成了純粹的消費者。

第三，宗教和修行對于全球化時代消費者的誘惑，歐洲人如此，中國人也一樣，這無疑會帶來文化“重估”的可能性，以及必要的文化接合。這方面已經開始進行籌劃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上海交大的歐洲文化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European Culture），啟動了一些高難度的研究課題，并與歐洲保持密切合作。

第四，婦女和女性在中國傳統(tǒng)中的地位。經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受到道教和儒家文化影響的中國傳統(tǒng)，在當前中國的發(fā)展中賦予了中國婦女重要的角色。這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婦女的情況有著多少不同！又還有多少工作要做！母性文化、孩子的地位，甚或兩性在政治和職業(yè)平等方面的互補思想，這些都是中國經驗和歐洲經驗需要好好相互學習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