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建設大東亞新秩序，大川周明提出了“復興亞細亞構(gòu)想”。1922年大川周明就曾寫下《復興亞細亞諸問題》一書，并發(fā)誓要成為“把復興亞細亞作為生命的戰(zhàn)士”。他對近代東洋的萎靡不振耿耿于懷。他認為，在“西洋”還沒有登上歷史舞臺時“東洋”便已完成了文化體系的構(gòu)筑。“東洋的傳統(tǒng)精神就其本質(zhì)而言，具有極其高貴的一面。亞細亞的復興不單單是擺脫歐羅巴取得政治上獨立的問題，它同時也是亞細亞各民族在精神領域?qū)糯鈽s的復活。”⑨大川周明指出，“亞細亞復興的真正意義”在于同時取得精神與政治上的雙重獨立，而不應單純地模仿西歐的革命運動?？梢哉f，大川周明對亞洲“精神獨立”的強調(diào)是他在闡述亞細亞主義理論時勝人一籌之處。但他同時又得出結(jié)論說，日本正是為了這一“莊嚴的使命”而戰(zhàn)。把日本侵華給偉大的中華文明所帶來的嚴重破壞與復興東洋精神混為一談。他一邊盛贊中國、印度作為“東洋偉大中心”的歷史地位，一邊把“日本精神”作為現(xiàn)代“東洋精神”來解讀。這種魚目混珠的做法，使正確與錯誤、真理與謬論相交織?？v觀大川周明的理論，往往是從正確的論點出發(fā)，經(jīng)過一番是是而非的論證后導出錯誤的結(jié)論。實際上，東洋精神與日本精神在近代不僅無法統(tǒng)一，甚至處于極其尖銳的矛盾對立之中。因為近代日本將自己的國家利益凌駕于亞洲各國利益之上，其所謂“日本精神”已無法與和諧的東洋精神同日而語。

當然，在強調(diào)日本精神的同時大川周明也承認中華文明與印度文明的歷史意義與作用。他認為，日本人的“東洋意識”(即“三國意識”)一直比較強烈，但中國“幾乎不把日本人放在眼里”、“印度大概也無視日本的存在”，盡管如此，日本自己還是由衷地汲取中國和印度的文化。這預示著將來有一天日本將肩負起對亞洲的“偉大使命與責任”。而這一天“終于來臨”。大川周明把“東洋精神”即“三國魂”看成“東亞新秩序建設的精神基礎”，并認為“大東亞共榮圈”正是“三國魂的客觀化”。至此，大川周明最終完成了其從政治經(jīng)濟到思想文化對“大東亞秩序建設”的理論架構(gòu)。他的理論體系比較龐大，尤其是對東洋文化的論述有聲有色。但令人遺憾的是他的論述往往犯邏輯上的錯誤。其原因在于他把復興亞細亞的美好理想與日本侵略亞洲的大東亞共榮圈視為同一。這不僅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jù)，同時也使他的亞細亞主義理論成為空中樓閣，失去了應有的思想光彩。

大川周明強調(diào)，要把日本的統(tǒng)一與中國的復興作為“實現(xiàn)東亞新秩序不可分割的整體課題”。所謂“日本的統(tǒng)一”是指日本的殖民統(tǒng)治，而“中國的復興”在日本鐵蹄踐踏之下只能是幻想。關于日本在亞洲的領導權(quán)以及其對亞洲的殖民統(tǒng)治大川周明是這樣解釋與辯解的：由于“日本做出的犧牲最多”，所以，亞洲各國才“把大東亞共榮圈的領導權(quán)賦予日本”。這里所說的犧牲主要是指日本在日俄戰(zhàn)爭中所遭受的損失，也包括“日本志士”“大陸浪人”在朝鮮以及大陸開展各項“活動”時所做出的“努力”。在近代日本，確實有所謂的志士赴大陸或朝鮮，為中朝兩國革新舊政出謀劃策，甚至置個人利益于不顧。但同時，為擴張日本領土而四處奔波的所謂“日本志士”也大有人在。

大川周明認為，“由于滿洲事變的爆發(fā)，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形成的世界秩序的一角”，因此，對其持肯定態(tài)度。他尤其對日本敢于擺脫“盎格魯·撒克遜世界制霸機構(gòu)”—國際聯(lián)盟大加贊賞。認為這是日本敢于打破世界舊秩序的保壘、一舉超越對英美的依賴、在外交上發(fā)揮“自主精神”的勇敢行為。大川周明的這種想法代表了當時一大批反對日本依附西方、與西方殖民主義者搞“協(xié)調(diào)外交”的人們的思想主張。大川周明把關東軍參謀長在1936年談到“協(xié)和會的使命”時說的一段話，即“王道滿洲國”已經(jīng)建立，接下來的是“解放東亞各地被壓迫、被征服的民族，逐次建設王道樂土”⑩作為“東亞新秩序及大東亞共榮圈”建設的開始。大川周明把大東亞共榮圈的理念定位在“解放”亞洲上，但是，大東亞共榮圈的實質(zhì)卻是對亞洲國家的侵略。大川周明的歷史觀導致一部分日本人至今仍對其侵略亞洲的歷史認識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