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電子證據法律可采依據知悉不夠。目前多數機構認為只有紙質方式保存才能保證數據內容的可信性，不了解或不相信電子證據法律可采的依據。目前我國關于電子證據法律可采的依據主要有兩個：一個是2004年發(fā)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規(guī)定“當事人約定使用電子簽名、數據電文的文書，不得僅因為其采用電子簽名、數據電文的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另一個是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發(fā)布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電子數據是指通過電子郵件、電子數據交換、網上聊天記錄、博客、微博客、手機短信、電子簽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儲在電子介質的信息，存在介質中的錄音資料和錄像資料，使用于電子數據的規(guī)定，可以視為民事案件中的證據。這部司法解釋于2015年2月4日起正式實施（最高人民法院，2015）。

其次，國家相關部門對電子文件歸檔雙套制管理的規(guī)定嚴重滯后，制約了數字文件、數字信息和數字內容的可持續(xù)再用。自2002年開始國家相關部門相繼出臺了有關具有永久價值或長期保存價值或其他重要價值的電子文件需要轉換為紙質或縮微膠卷同時歸檔的要求，具體包括GB/T18894-2002《電子文件歸檔與管理規(guī)范》、國家檔案局2003年印發(fā)的《電子公文歸檔管理暫行辦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09年印發(fā)的《電子文件管理暫行辦法》和國家檔案局2012年印發(fā)的《電子檔案移交與接收辦法》。上述規(guī)定存在以下問題：對電子方式保存不信任，認為只有紙質或縮微膠卷版本才能長期保存；重點關注保管而非利用；采用傳統(tǒng)手工思維難以適應大數據應用，嚴重障礙了電子文件的自動化管理與信息化服務（陶水龍，田雷，2014）。

最后，電子文件管理及長期保存和可持續(xù)再用的國家標準尚待宣傳、持續(xù)改進并推廣應用。目前已頒布的國家標準GB/T 26162.1《信息與文獻文件管理第1部分：通則（ISO 15489-1, IDT）》、GB/T 26162.2《信息與文獻文件管理過程文件元數據第1部分：原則（ISO 23081-1, IDT）》、GB/T 29194-2012《電子文件管理系統(tǒng)功能要求》、DA/T 47-2009《版式電子文件長期保存格式需求》、DA/T48-2009《基于XML電子文件封裝規(guī)范》等為電子文件單軌方式管理提供了一定條件，但如何集成應用這些標準尚待研究。

調查研究還發(fā)現大量政府管理過程性文件沒有得到切實有效的管理，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對過程性文件的連續(xù)性管理有利于實現對文件的全生命期自動化管理、管理活動過程的網絡化控制和管理體系要素的智能化關聯，使得整個業(yè)務流程得到進一步優(yōu)化，促進業(yè)務協(xié)同，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同時對于整個數據流的安全可控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當前政府對電子政務業(yè)務過程文件缺少管理制度和規(guī)范，此類文件處于失存、失控、失信和失用狀態(tài)，沒有得到有效管理。第二，在智能城市與大數據信息環(huán)境下，大量城市管理的感知數據和視頻圖像缺少管理規(guī)范，僅存3天或1個月，難以支撐大數據聯系歷史、服務現狀和預測未來的各種應用，由于政府活動過程中所得到的記錄信息并不全面，存在帶來決策失誤的風險。

社會轉型，檔案開放利用依據無可適從，影響政府公共服務能力提升。在2014到2015年所調研的20個綜合檔案館和7個城建檔案館中，多數檔案館近年來檔案信息不僅越來越不開放，同時原來已經開放在線發(fā)布利用的檔案及目錄，也被收回不再開放利用。部分檔案館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30年開放原則，原來有60％可以開放的檔案，當前僅有3％～5％得以開放。就問題產生的原因進行調查，被訪者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1988年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2007）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2010）之間對檔案開放利用責任的要求存在沖突，令責任者無所適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