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于當代以美國為代表的超級大國，謝爾登·沃林從福利化、公司化和極權化三個層面展開深入的批判。在他看來，強勢的福利國家會引發(fā)公民危機，造成公共領域急劇萎縮，致使政治被經濟綁架；越界的公司化國家模糊了政治與經濟的傳統(tǒng)界限，結果經濟與政治同化，公民被弱化甚至虛化；“顛倒的極權國家”則導致被刪除的公民、被豁免的權限、被顛倒的極權主義、被閹割的公民教育、被無限驅動的擴張本能的出現(xiàn)。警惕大國發(fā)展的歧路，是沃林國家觀的最大啟示。
【關鍵詞】全球性大國 福利國家 國家公司化 顛倒的極權主義
【中圖分類號】D0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5.21.002
每個時代都有夢想。對于當下中國而言，大國夢、強國夢就是這個時代的夢想。夢想雖是想象之物，但總要有現(xiàn)實的藍圖或范本。關于何為大國的討論隨即應運而生。其實，人類歷史的畫卷中從不缺少大國的身影；每個大國崛起衰亡的背后必然承載著某種文明跌宕起伏的命運。從城邦時代的雅典，到帝國時代的羅馬，再到“海上馬車夫”荷蘭，世界文明的重心從愛琴海到地中海再到大西洋沿岸一再偏移。然而，大國運勢的真正變遷是伴隨著“日不落帝國”英國的橫空出世而發(fā)生。從此，大國不再只意味著狹窄地域內的區(qū)域強國，更代表著疆域遼闊的洲際大國。
自20世紀中葉，美國逐漸取代英國等其他歐洲諸強成為代表資社兩大競爭陣營中的一方霸主。冷戰(zhàn)結束后，伴隨著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資本化、民主化和私有化大潮，美國作為唯一的全球性超級大國的態(tài)勢逐漸鞏固。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美國就是當代全球性大國的現(xiàn)實范本。任何一個做著大國夢的后發(fā)現(xiàn)代化國家皆無法繞開“言必稱美國”的理論窘境。那么，美國版本的大國是最理想的嗎？它會是唯一的嗎？它有無致命缺陷？無論答案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何為全球性大國的構成性要素都是一個難以回避的時代課題。顯然，以列舉法來羅列全球性大國的要素是一個便捷的分析路徑，如在當下的全球格局和未來的全球化進程中，體現(xiàn)為經濟領域的舉足輕重、政治領域的領袖風范、文化領域的中心地位、道德領域的普適價值，等等。且不說這一要素清單無法窮盡，更何況美國未必是全球性大國的唯一范本，各國的歷史、現(xiàn)狀與國家建構路徑也各不相同。因此，本文試圖另辟蹊徑，借用薩托利“民主不是什么”的逆向推論，以辭世不久的一代大師謝爾登·沃林的國家觀為參照系，首先探討全球性大國不應是何種國家，或者說在走向全球性大國的進程中應警惕哪種發(fā)展路向這一問題，以期為當下中國的大國想像提供某種借鑒和啟發(fā)。
全球性大國不是強勢的福利國家
謝爾登·沃林是當今最具影響力的政治思想家。但他的國家觀又遠不能用傳統(tǒng)的左右標準來衡量。從沃林對全球化進程對國家主權削弱的擔心，對國家公司化和公司國家化的憂慮，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總統(tǒng)選舉的揭露，以及對當代社會發(fā)展對傳統(tǒng)政治觀念的沖擊和解構的警示來看，其思想顯然具有鮮明的左派特征。而從他對大眾民主的懷疑，對帝國、超級大國和“顛倒的極權主義”的批判，對社會控制的鞭撻，以及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公民教育的推崇，其思想又具有典型的自由派特征。他如此評價當下的選舉政治：“20世紀后期的總統(tǒng)政治被平滑地塞入一種為了給‘自由世界的領袖’登基舉行涂油將民主等同于‘自由選舉’而緊湊安排的生產……選舉極其鋪張的景象使人民群眾感到無比榮幸，而同時，通過金錢力量的純粹攀比和展示，又使他們想起自己的無能為力。”①由此可見，沃林的國家觀是一種超越傳統(tǒng)左右路線的中道國家觀。
對于國家在社會中的地位與作用，沃林堅持傳統(tǒng)自由主義的消極國家觀，堅決反對國家權力的無限性。顯然，他無法接受羅爾斯式的基于“差別原則”而賦予國家的干涉經濟權力的方案。在他看來，一個強大的國家，不應把政治目標投注在福利政策之上，因為在福利國家的框架下，任何“社會問題，除去其政治實踐，得到自由主義的承襲，首先被重新構思成各種社會福利計劃，并最后被具體化為一個‘偉大社會’，自吹自擂是一種連續(xù)擴展的經濟，巨大到足以容納所有的人，并重新給那些不能‘達到預定目標’的人們分配收入，而不是具體化為一個力求既有社會福利又有政治民主的社會。”②另外，福利政策的現(xiàn)實推行，極容易帶來一個“超限的國家”，而實際上，“應該將國家的能力約束在合理的界限中，超限的國家能力是隨時可能會引爆國家失效的定時炸彈”。③
作為西方社會與文化的主流思潮，自由主義歷經數百年歷史與現(xiàn)實的洗禮，逐漸完成了以約束和制衡政治權力為基本訴求的制度設計。然而，現(xiàn)代化進程卻率先在經濟和文化領域突破了傳統(tǒng)的國家權力邊界，這種突破表面上看是經濟力量與文化力量在合力侵蝕政治領域，但其相互交融的發(fā)展態(tài)勢表明，其實質卻是從反向加強了國家的職能和權限。換句話說，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強調個人權利的至上性和國家權力的有限性，因此主張將權力存放起來，高置于“圣堂”之上，而現(xiàn)代化進程則主張國家權力的無限性，被憲法所限定的政府權力開始與藐視傳統(tǒng)界限的經濟和文化力量聯(lián)手協(xié)作，共生共強。對此，沃林深惡痛絕。他將這一現(xiàn)象稱之為一種“物質奇跡”，這一奇跡的結局只能是“資本主義依靠消費者，它同時正在作為民主想象中的公民得到安置。問題是要避免同前者疏遠而不激怒后者成為一名被平民主義仇恨喚起的有自我意識的群眾。解決辦法則是要把兩種文化都表現(xiàn)為集中于自由選擇。至高無上的公民和至高無上的消費者一樣可以在兩個選擇之間‘進行挑選’，盡管他們從未制定任何一個。人民權力至上論被吸進經濟的重要性，而消費者權利至上論則被吸收進政治的重要性”。④
福利國家的理論與實踐原本不是新生事物。對這一制度的批判與反思自制度建立之日就從未停歇。“20世紀五六十年代，當福利國家得到最充分發(fā)展的時期，其意識形態(tài)具有高度一致性?，F(xiàn)在，與這種情況相反，福利國家不再被認為是解決資本主義社會、政治問題的有效答案了。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對福利國家的制度安排做出了極度渲染和極為根本的否認評價。”⑤但在20世紀后期，福利國家漸漸與市場經濟結合且與民主并存，這是最初福利國家政策所沒有遇到的新境況，從而也引發(fā)了新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對于這種新型福利國家的政治后果，沃林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一場聲勢浩大的公民危機，是福利國家最直接的后果。在沃林看來，從某種程度來講，福利國家是社會生產與政治過剩的重要表現(xiàn)。高度發(fā)達的市場經濟只需要臨時工人，而超級大國只需要“偶爾的公民”。置身于福利政策之下的人們從生活上看體面而風光，但在政治上卻是無限被動，因為他們不再被當作是擁有至高無上地位的人民中的一員，而是成為“政策的對象”，接受福利的恩惠、靠扶植和救濟求生度日、反過來又足以證明官僚體制合理性的對象。福利國家的實質是打造出一個可被操縱的、可有可無的群體，“他們的出現(xiàn)表明，如果不是在法律上也是在實際上，公民中的一個相當可觀的比例業(yè)已被改組為臣民”。⑥沃林還注意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實行種族隔離的學校和居住區(qū)開始重新流行，“這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倒退的標志，還不如說是一個政治控制的先決條件”。⑦沃林多次重申他心目中福利國家的形象：“福利國家是這樣一個國家的直接繼承人，這個國家已歷經從新政社會安全國家到動員起來的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大規(guī)模民主軍火庫，到與共產主義斗爭的全國安全國家，到許諾要在全世界根除恐怖主義的超級大國的變化。”⑧從這個角度來看，福利國家的盛行，必然帶來公民群體的瓦解與公民意識的式微，這是公民危機的明顯征兆。
公共領域的急劇萎縮，是福利國家的又一后果。福利國家絕不僅僅意味著國家權力的有限擴張，更意味著更大程度的社會控制。在這種強大的社會控制下，公民日益被塑造成富有依賴性的階級和群體，自由也被矮化為某種意識形態(tài)的自由意志幻想，實際上被束之高閣。在19世紀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學家眼中，國家干預是對市場法則的危險干擾。雖然20世紀后半葉，社會現(xiàn)實的發(fā)展越來越需要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但福利國家卻在實質上加劇了公共領域的萎縮。對此，沃林的分析一針見血：“面對公共領域——屬于共同關心和優(yōu)慮的事物——不斷萎縮的實體和他們無法控制或甚至與之匹敵的力量，以及被迫憑借只有公司贊助才可能提供的財政資源從事選舉和立法競爭，政治家們在兩種路線之間作出抉擇：不是在一批徹底不抱幻想和表示輕蔑的選民面前表演一種墮落的和赤裸裸的階級取向的政治，就是把由選舉產生的職位換成一家游說活動商行。”⑨
政治被經濟挾持甚至綁架，這是福利國家最為嚴重的后果。沃林部分承認馬克思經濟決定論的合理性，但他認為當代國家福利政策的發(fā)展趨勢可能會帶來比決定論更為嚴重的后果：在一個“高度先進”的社會中，出于對現(xiàn)實生存的考量，民眾已被強使屈從，而受利益與利潤的挾持，作為現(xiàn)代政治根基的人民主權都可能成為一句空話。沃林的擔心不無道理，20世紀福利國家的發(fā)展歷程證明，福利政策首先是一種經濟政策而非政治策略，它不會產生任何傳統(tǒng)意義上的政治伴隨物，反而會帶來新的政治結果，如公司價值觀的反平民性、集中的公民權力的反民主性以及以獎勵制度為代表的反平等主義傾向等。20世紀后葉，美國出現(xiàn)了一種引人注目的社會變化：美國國力強盛，但醫(yī)療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成就卻遠遠落后于其他工業(yè)化的國家。這一反?，F(xiàn)象反映出這一超級大國在維持那些傳統(tǒng)的如提供福利等國家職能的無能與無力。一些具有公益性質的國家職能被轉讓，醫(yī)療保健等事務皆由各類保健公司掌管，學校教育被各類受控制的商業(yè)廣告所充塞，廣告費卻被拿來用于補充因“納稅人的反抗”所減少的學校預算撥款。這一變化最具戲劇性和諷刺性的高潮一幕被沃林如此傳神刻畫：“當今治國才能的戲劇場景中的頂峰是聯(lián)邦儲備銀行，在那里帝國的機密得到炫耀：當一個國家的全體股票持有人都屏息不作聲時，這個銀行年邁的哲人踉踉蹌蹌地出來宣布利率將被提高0.05%，降低百分之0.02%，或保持不變。”⑩
全球性大國不是越界的公司化國家
這個世界正在發(fā)生著深刻的變革。首當其沖的是全球化進程中的經濟領域。新現(xiàn)象層出不窮，新事物此起彼伏，這些都持續(xù)沖擊著人們早已習以為常的經濟體制和觀念。傳統(tǒng)的經濟邊界被模糊，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政治邊界、社會邊界和文化邊界的模糊。
首先，公司日益呈現(xiàn)明顯的政治特征。如今的公司無法再用簡單的經濟標準（如贏利、市場份額、股份制等）來描述，經濟的意義擴展到了利潤之外的廣闊領域。借助信息、科技裝扮起來的“新經濟”強烈淡化了消費者與選民、大眾授權與人民主權之間的界線，混淆著員工權利至上論、股東民主制中的經濟元素與政治價值。不僅如此，沃林還提醒人們注意：“各種電子技術（電腦、錄像、互聯(lián)網）代表著個人自由與能力的幻覺和這位個人作繭自縛的結合，要從這只繭子中逃脫似乎是一種不連貫的想法。”?顯而易見，公司的政治化或國家化，正在逐漸消解國家作為社會最高權力的至高威信。
其次，公司與國家的合作正在深化。雖然國家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經濟結構中繼續(xù)起著一種不可忽略的作用，但是跨國公司所擁有的資源和權力卻使得它們之間的合作不可或缺，無論是在在國內政治、國際政治還是軍事政治中。國內競爭與國際對抗往往發(fā)生在國與國之間、公司與公司之間，卻很少發(fā)生在國家與公司之間。于是，“不僅國家和公司成為合作伙伴，而且在此過程中，各自均開始模仿歷史上被認為與對方相同的職能（一個從事飛機制造的公司同時經營公家出資的福利計劃；眾多公司在廣泛從事管理罪犯、經營醫(yī)療保健業(yè)務）”。?隨著公權私有化的繼續(xù)和國家威信的降低，與國家的深度合作，使公司正在分享著傳統(tǒng)國家的威信；政府權威的天平開始向遠離國家的那一端傾斜。“當金融政策和社會福利這些公開的政治問題被轉換為與金融貨幣政策有關的技術問題——利率和債務管理后，與其息息相關的聯(lián)邦儲備系統(tǒng)、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歐盟等組織的重要性就變得空前高漲。”?
最后，國家正在不可避免地公司化。這雖與上述變化方向相反卻又是上述變化的必然結果。在公共職能私有化與私人運營公有化雙重夾擊下，傳統(tǒng)的公域與私域的理想格局被徹底撕裂。以前負責管理公民補貼的公益服務部門現(xiàn)在開始以贏利為目的，與此同時，政府正在努力趕超公司的作風。彼得·希夫在反思“國家為何會崩潰”時竟然歸罪于政府管得太多：“社會保障和醫(yī)療保險都是政府越界的最好例證，這些政府計劃的本質終歸會使其拖累本已疲態(tài)盡顯的美國財政。”?這是何等的具有諷刺意味！而這一殘酷現(xiàn)實的理論影響則是：“政治范疇與‘社會范疇’或‘經濟范疇’之間的傳統(tǒng)差別也被取代；經濟范疇被同政治范圍連接從而形成對于所有領域來說都一樣的混合和共性。”?
面對上述這些變化，無論是自由主義陣營還是左派思潮抑或新興政治思潮，都顯得有些措手不及。在經濟全球化的語境中，曾經強大無比的民族國家的命運是終結了，重構了還是擴張了？區(qū)域經濟共同體、國際經濟組織以及跨國公司攜手構建的全球格局是否會加速國家的公司化進程？人們往往各持已見，難達共識。而在沃林看來，無論前景如何，至少當下的國家公司化趨勢有百害而無一利，這是任何一個具備成為全球化大國的國家都應警惕的危險。國家公司化，意味著國家公共權力的自我放棄，自掘墳墓。他具體分析了國家公司化的政治影響：
第一，國家成為一種不倫不類的“合成物”。傳統(tǒng)意義上的公司活動如項目競爭、投資策略、股權之爭及市場支配等無不具有政治意蘊，均屬“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而在描述曾經是政治世界內的行動和關系如課稅優(yōu)惠、工會政策、競選捐款、院外集團等又無不具有經濟意蘊，某種程度上這就是一種“經濟政制”。國家領域與經濟領域之間的界線高度重疊、交叉直至模糊。這與強調“五大特征”的鄧利維和奧利里心中的國家相比已相去甚遠。?
第二，公民被邊緣化、弱化甚至虛化。在國內政治中，公民的德行被重新定義為經濟的合理性，而在國際政治中，公民似乎又與帝國分離。結果，“公民，這位在民主理論中的至關重要的行動者，和經濟人結合在一起，而且如同憲法一樣得到合成（“投你皮夾子的票！”）”。?而這兩種趨勢直接導致了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不斷增長。
第三，經濟行為與政治行為高度同化。在公司國家化和國家公司化的框架下，經濟與政制、消費選擇與政治選擇、經濟行為與政治行為之間逐漸同化，“分配和運用權力的能力最張會成為決定經濟繁榮的基礎……”?那些曾一度只屬于帝國時代的利已之心、競爭性、等級制度、不平等和權錢同謀等等觀念已經能為資本主義時代道德高尚的公民（帝國人）所能接受。正如斯科特所言：“全球的資本主義可能是推動同質化最強有力的力量，而國家有時成了地方差異和多樣性的保護者。”?
第四，財政開始界定政治。這是國家公司化最危險的地步。在當代歐美政治中，原本來自公司的成百上千萬美元被注入立法過程和競選運動，政府決策越來越依靠公司力量而非自己的公民們，甚至自馬基雅維利時代后一直備受推崇的國民軍隊都已時過境遷，因為他們的重要性正在為那些能夠持續(xù)研發(fā)、熟練使用最新款式武器的眾多軍事專業(yè)人員所取代，甚至一些軍事范疇的事務和活動如國防合同、武器銷售、成為公司主管的退休將軍等都已納入公司經濟的領域。
如果說，現(xiàn)代化進程將民族國家一步步推進全球化的邊緣，而國家公司化，則可能將民族國家指向一條不歸之路。對這一發(fā)展趨勢，沃林慨嘆道：“馬克思和杜威都曾夢想過有朝一日社會及其成員們的生活將會建立在科學技術及其生產應用的理性組織的基礎上。那一關于社會的無政治意義的構想現(xiàn)正處于得到實現(xiàn)的過程之中，盡管并沒有按照馬克思和杜威曾想象的平等主義的情況，而且也不是以個人的較少工作鐘點和更多閑睱時間的形式。”?
全球性大國不是“顛倒的極權國家”
從19世紀末的自由放任政府到20世紀50年代的福利國家，從20世紀80年代的超級強國再到90年代的超級帝國，這就是當代超級大國的成長軌跡。9·11之后，一個“新世界”的出現(xiàn)。一種近似于美蘇爭霸格局，以美利堅超級大國與基地組織恐怖主義分子之間的對抗格局橫空出世。
何為“超級大國”呢？沃林給出了如下的刻畫：“超級國家，衰弱國家的確切對立面。它代表一種國家力量，‘超級大國’，據說超越了關于國家被限制在其邊界內并有義務尊重其他國家的邊界的現(xiàn)代觀念。用弗洛伊德的術語來說，超級大國有可能被描述成由只帶有來自一個意志薄弱的超我（準則或良心）有溫和抗議的本我（基本的力量驅動）所驅動的自我。”【21】沃林將20世紀的暴政劃分為兩個版本：一個是軟弱的權力主義，一個是強硬的極權主義，而超級大國是另一個嶄新版本，也或者說這是第二個版本的突變體。
與跨國公司、歐洲聯(lián)盟、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一樣，超級大國的特性與行為方式對傳統(tǒng)以民族國家為基本框架的政治觀念提出了挑戰(zhàn)。進入20世紀末，美利堅這個超級大國，再度上升、演化，實際上已遠遠超出它在冷戰(zhàn)期間的權能。對此，沃林認為有五個重大變化值得關注：一是出現(xiàn)了一種至關重要的事態(tài)發(fā)展，大公司在黨派政治、政府決策和高級國家公職的任命方面的重要性日俱增，甚至已經有實質的介入；二是政治力量的“技術化”，輿論的量化、通過電視和互聯(lián)網進行的競選、公關小組的策劃等，已使政治操縱的藝術轉變?yōu)橐婚T科學；三是一種支持超級大國的大眾文化的出現(xiàn)，這種新型文化以其開放性、時尚性、國際化、變革化風靡青年群體，與傳統(tǒng)文化相比，更熱衷于溝通和表達，更能夠借此科技發(fā)展與信息技術；四是超級大國營造了一種懷舊的社會氛圍，反對自羅斯福新政以來的社會福利計劃；五是超級大國培育了一種保守的意識形態(tài)，開始宣揚兩種原教旨主義，一種是宗教的，一種是愛國主義的，后者的成份十分復雜，“不但包括實質上對國家的無條件忠誠，特別在國家的危急關頭和戰(zhàn)爭年代，而且還包括對一種形式的政治原教旨主義的熱誠效忠，即對一個理想化的早期美國的忠誠。政治原教旨主義渴望恢復到神話的過去。它竭力主張美國憲法應當逐字逐句得到實施”。[22]
這樣的超級大國能夠得到什么樣的政治結局呢？沃林依憑自己的觀察從五個方面表達了自己的擔心。
第一，被刪除的公民。既然是在自由放任的消極國家時代，一個小得無法再小、弱得無法再弱的國家理論上仍是自由主義者心中的戒備對象?，F(xiàn)如今，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已發(fā)展到帝國的空間規(guī)模，其權限與影響力更是空前巨大，相較而言，一個單個的公民該是何等的相形見絀，結果“公民作為一個獨立的集體行動者則幾乎被刪除”。[23]更可怕的是，美國政府還鼓勵美國人要成為一個由告密者組成的民族：要把關于鄰居、同事或全體公眾成員的任何可疑的情況記錄下來并報告有關當局。
第二，被豁免的權限。超級大國和帝國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它們的權威與行為模式不在憲法的規(guī)定和限制之內，其權限“均被視作在立憲主義所使用的合法地位的計劃之外并因而被豁免受其約束”。[24]超級大國唯我獨尊，自行其是，全然無視盟國的存在，若發(fā)現(xiàn)過往的條約義務礙手礙腳時就宣布廢除，若國際條約或國際組織限制其行動自由時便拒絕簽署或加入，反過來卻極力維護其針對任何它認為危險的國家進行入侵或發(fā)動戰(zhàn)爭的權利。
第三，被顛倒的極權主義。美式超級大國的發(fā)展態(tài)勢遠比那些早期帝國的更強勁，因為它結合了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態(tài)勢。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的歐洲諸帝國都和資本主義密切相關并很容易受其影響，不過那時的資本主義全然不能和二戰(zhàn)后的資本主義同日而語。由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所代表的極權主義版本是通過壓制自由主義的政治實踐來強化權力，超級大國卻代表一種朝向總體性的驅動，這種總體性來自自由主義和民主政體得到確立達兩個世紀之久的環(huán)境。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美式超級大國，就是一種被顛倒過來的納粹主義，或“顛倒的極權主義”。[25]當然，沃林也承認，雖然超級大國是一種渴望總體性的制度，但它是被成本效益而非統(tǒng)治意識、被物質而非理想所驅動，因此它可能不會重復納粹式的苦役制度來剝削它的工人們。沃林將純粹主義和“顛倒的極權主義”做了仔細的甄別。首先，前者把一個動員的政權強加給它的公民；后者竭力使它的公民非政治化，虛情假意地恭維以前的民主化經驗。其次，前者力求給群眾一種集體力量和信心的意識，即通過歡樂的力量；后者則促成一種弱小、集體無用的意識，這種意識登峰造極于民主信仰的受蝕、對政治的無動于衷和自我的私有化。再次，前者想要的是一個連續(xù)不斷地得到動員的社會，毫無怨言地支持其主子并在被操縱的公民投票中滿腔熱情地投票“贊成”；后者的精英則想要一個政治上松散的社會，極其難得參加投票。在“顛倒的極權國家”中，一切看起來都那么與眾不同，匪夷所思。小布什總統(tǒng)在9·11后的表現(xiàn)就是一個絕好的例子。作為一位民選總統(tǒng)，當美國遭受恐怖襲擊后，小布什并未像一般民主國家的領袖們在戰(zhàn)時所表現(xiàn)的那樣，動員全體公民，鼓勵他們的信心，勸勉每個人努力團結起來，警告他們即將到來的犧牲，相反他卻默許甚至慫恿了一種恐懼和懷疑的社會氛圍，結果是：“一種由政府控制的、帶有色標的恐懼氛圍和官方所贊許的消費享樂主義生活方式同時并存看來好像有些悖理，然而事實是，一位神經緊張的臣民業(yè)已取代了公民。”[26]
第四，被閹割的公民教育。美國的公民教育在20世紀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從世紀初按杜威觀念將教育視為公民自我實現(xiàn)的潛在手段的樂觀起點，到世紀末根據全國統(tǒng)一標準教化學生的無奈結局。公民教育已面目全非，它不再教育公民去主動成長，而是教育公民去被動接受。這一轉變帶來社會的是：“結果是慣于批評的獨立的知識分子看來像是一個瀕于滅絕的物種。鑒于納粹黨對于大眾傳媒的控制，在美國最為不詳的事態(tài)發(fā)展就是持不同政見的呼聲實際上已從新聞媒體中普遍消失。報紙以及無線電與電視臺的所有權集中在相對少數人的手里已造成文化和見解的一種近乎同質性。媒體所有權集中的最終結果是把公民的想法裝進一個相當于密封的圓屋頂之內。”[27]
第五，被無限驅動的擴張本能。美式超級大國的特長在于其無窮無盡的動力，只要有指望獲得更多的報償或更多的利潤機會，它就會產生無窮的驅動力。在“反對恐怖主義的戰(zhàn)爭”概念提出后，超級大國和全球化資本都聲稱擁有一個權力與財富可以無限增長的領域，而且沒有任何已知的界限。于是，令人始料不及的一幕出現(xiàn)了：“超級大國，因吸收了技術革新和日益增加的生活力，當它在全世界竭力尋找在逃的恐怖主義分子、新的市場和新的能源時，它就難以接受所限定的范圍。”顯然，吉登斯也注意到了這一點：“美國的確已成為一個帝國，這是控制世界、攫取其他國家資源的一種形式，美國絕非一個為世界帶來仁慈的國家。”[28]
任何一個全球性大國的崛起都會是一條漫長的探索之路，不可能畢一朝一夕之功而為之。內外環(huán)境影響，機遇挑戰(zhàn)并存，每一個抉擇都可能加速或延緩崛起的進程。沃林的國家觀也許并未高屋建瓴指出超級大國的未來命運，并未深度詮解全球性大國的構成性要素，也未給晚近崛起的后發(fā)大國的興起提供建設性意見，但是，他對超級大國發(fā)展軌跡的梳理，對美式超級大國的批判，對當代國家福利化、公司化和極權化的反思，鞭辟入里，引人深思。對于當下中國的大國夢，不知該走向何方也許不是個好事，但知道一定不走向何方一定不是壞事。警惕大國發(fā)展走上歧路，是沃林國家觀的最大啟示。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國家理論跟蹤研究”和北京哲學社科規(guī)劃項目“西方政治思想的傳播與當代中國政治意識的變遷”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編號分別為：14BZZ007、12KDB024）
注釋
①②④⑥～[12][15][17][20]～[27]［美］謝爾登·沃林：《政治與構想》，辛亨復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第677～678、680、707、708、707、708、709、710、726、726、727、727、728、729、691、728、729、729、731、732頁。
③龐金友：《國家為何不能超限：當代西方國家限度理論的邏輯進程》，《國外理論動態(tài)》，2015年第7期。
⑤［德］克勞斯·奧菲：《福利國家的矛盾》，郭忠華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頁。
[13]［美］史丹利·阿若諾威茲、［美］彼得·布拉提斯：《逝去的范式：反思國家理論》，李中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頁。
[14]［美］彼得·D.希夫：《國家為什么會崩潰》，劉寅龍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88頁。
[16]［英］帕特里克·鄧利維、［英］布倫登·奧利里：《國家理論：自由民主的政治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歐陽景根等譯，2007年，第1～2頁。
[18]［美］德隆·阿西莫格魯、［美］詹姆斯·A.羅賓遜：《國家為什么會失敗》，李增剛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第67頁。
[19]［美］詹姆斯·C.斯科特：《國家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王曉毅譯，2004年，第9頁。
[28]［英］吉登斯：《全球時代的民族國家》，郭忠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0頁。
What Is Not the Global Power
—Three Development Tendencies the EmergingPowers Should Stay Alert To
Pang Jinyou
Abstract: For the contemporary superpowersrepresented by the US, Sheldon Wolin has done a thorough criticism of them fromthe welfare, corporatization, and totalitarianism perspectives. In his view, astrong welfare state will lead to the crisis of citizens, resulting in thepublic domain reducing sharply and politics being kidnapped by the economy; across-domain corporatized state blurs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boundaries, causing the economy and politics to assimilate each other and the citizensto be weakened and even become insubstantialized; an inverted totalitarianstate will lead to the demobilization of the citizenry, immunized authority,inverted totalitarianism, castrated civic education, and limitlessly drivenexpansive instinct. Staying alert to the development cross-road of great powersis the biggest insight gained from Wolin’s outlook on nation.
Keywords: global powers, welfare state,corporate state, inverted totalitarianism
【作者簡介】
龐金友，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系主任、教授、博導，中國政治學會理事。研究方向為西方政治思想史與政治學理論。主要著作有《自由多元主義》《現(xiàn)代西方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西方政治思想史》《國家為何不能超限：當代西方國家限度理論的邏輯進路》（論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