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唐代中葉至宋元時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安史之亂”后，為緩解國家財政燃眉之急，唐代宗于大歷元年下詔在青苗時即征收稅錢，而不是像過去那樣等秋收時才征，史稱“青苗錢”，后又分夏、秋兩季征收，是“兩稅法”實行之先聲。唐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楊炎建議推行兩稅法，即以戶稅和地稅來代替難以為繼的租庸調制，且每年分夏、秋兩次征繳。“兩稅法”盡管存在加劇貧富懸殊、利商不利農等弊端，歷史上對此也褒貶不一、毀譽參半，但卻不僅為宋元時期所沿用，而且其影響一直延續(xù)到民國時代，是中國古代賦稅及土地制度的重要分水嶺。一方面，“兩稅法”遵循“量出為入”的原則，改革了與租庸調制相配合的授田征租制度，實行了新的征租但不予授田的制度，自此國家更加關注財稅收入，而較少關注田地的公平分配，等于放棄了限田、均田的政策，也就取消了地主的占田限制，使得“私田”得到了發(fā)展，并逐步占據了主導地位。在宋朝初期，宋太祖一改過去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推行比較自由的土地買賣和民間借貸政策，導致地主豪強不斷兼并土地。隨后實施的王安石變法也只是暫時抑制了豪強地主的兼并勢力。另一方面，“兩稅法”在實施中推行的“唯以資產為宗”“認田不認人”等做法，使得國家放松了對農民人身的控制，有利于佃農身份的合法化，中國歷史上租佃制的普遍化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租佃制的普遍化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自由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更好的條件。

總的來看，這一時期國家對地主占有田地的限制有所放松，土地兼并加劇，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了比較充分的發(fā)展，土地占有也更多地從依靠政治權力向依靠經濟權力轉變，租佃關系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逐步在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關系中占據了主導地位，較為完全的土地私有制開始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