滁州：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6個地市中位列第12。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機會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位于中下水平（在16個地市中均位列第10），但底線公平度在16個地市排名靠后（位列第15）。進一步分析底線公平度下的兩個二級指標，我們發(fā)現，底線公平度的偏低，主要是由城鄉(xiāng)低保人數占常住總人數比重過高造成的。為此，對于滁州市，采取積極的就業(yè)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淮北：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6個地市中位列第13。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前（在16個地市中位列第5），但底線公平度和機會公平度排名靠后（在16個地市中分別位列第12和第13）。通過進一步分析底線公平度和機會公平度下的四個二級指標，我們發(fā)現，該市城鄉(xiāng)消費支出水平差距偏大、義務教育普及率偏低、中高等教育完成率偏低，導致底線公平度和機會公平度排名靠后。為此，對于淮北市，縮小城鄉(xiāng)消費水平的差距、繼續(xù)鞏固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率，以及繼續(xù)提高中高等教育完成率，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三個重點。

蚌埠：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6個地市中位列第14。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分配公平度處于中等水平（在16個地市中位列第8），但底線公平度和機會公平度排名靠后（在16個地市中分別位列第13和第11）。通過進一步分析底線公平度和機會公平度下的四個二級指標，我們發(fā)現，首先，底線公平度之所以較低，與該市城鄉(xiāng)消費支出水平差距較大有關（城鄉(xiāng)消費支出比得分在16個地市中墊底）；其次，機會公平度之所以排名靠后，主要與該市義務教育普及率偏低有關。為此，對于蚌埠市，縮小城鄉(xiāng)消費支出水平的差距，以及繼續(xù)鞏固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率，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兩個重點。

阜陽：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6個地市中位列第15。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前（在16個地市中位列第4），但底線公平度和機會公平度排名靠后（在16個地市中分別位列第14和第16）。通過進一步分析底線公平度和機會公平度下的四個二級指標，我們發(fā)現，首先，底線公平度較低與城鄉(xiāng)低保人數占常住總人數比例過高有關；其次，機會公平度排名靠后與義務教育普及率偏低、中高等教育完成率較低均有關。為此，對于蚌埠市，采取積極的就業(yè)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以及進一步鞏固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率和繼續(xù)提高中高等教育完成率，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三個重點。

宿州：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6個地市中排在末位。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底線公平度、機會公平度和分配公平度均排名靠后（在16個地市中分別位列第16、第15和第16）。通過進一步分析各二級指標，我們發(fā)現，首先，底線公平度較低與該市城鄉(xiāng)低保人數占常住總人數比例過高、城鄉(xiāng)消費支出水平差距較大均有關（低保人數占總人數比重得分在16個地市中墊底）；其次，機會公平度排名靠后主要與該市中高等教育完成率偏低有關（得分在16個地市中墊底）；再次，分配公平度偏低主要與該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較低和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偏高兩個方面有關。為此，對于宿州市，采取積極的就業(yè)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縮小城鄉(xiāng)消費水平的差距、進一步提高中高等教育完成率、采取積極的就業(yè)措施來提高勞動報酬在各要素所獲報酬中的比重，以及縮小城鄉(xiāng)收入水平的差距，均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可能產生的誤差及后續(xù)可開展的研究說明

各地市所處的發(fā)展階段不同。測評結果可能和人們對安徽省各地市經濟社會發(fā)展狀況的直觀印象存在略微的偏差，不乏一些經濟水平居中的地市，在測評結果中排名相對靠后。我們認為，這主要是由各地市處于不同的發(fā)展階段所造成的。例如，按照經濟學中的經典“U”型曲線，隨著一個地區(qū)經濟發(fā)展水平的不斷提升、人均生產總值的不斷提高，該地區(qū)的經濟社會公平度很有可能經歷一個先下降、再上升的過程，因此對于處在不同發(fā)展階段的地市，相互之間在經濟社會公平度方面并不完全具有絕對的可比性。

數據可得性帶來的限制。在六個二級指標的指標數據選取方面，主要是以數據的可獲取性為導向的，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指標數據對于指標的準確反映水平，因此測評得到的結果與各地市的實際情況存在略微偏差在所難免。

更為深入的實地調研有助于對測評結果進行補充和修正。除了數據的可得性會給指標體系的構建和指標數據的選擇帶來限制之外，現實中處于不同發(fā)展階段的各地市，有其自身不同的發(fā)展特色、發(fā)展重點和難點，因此評價地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的指標體系應盡量避免千篇一律。在本次測評的基礎上，若能就相關問題在16地市廣泛開展實地調研，不僅有利于準確把握各地市所處的實際發(fā)展階段，而且有助于根據各地市發(fā)展重點等，針對不同地市設計不同的指標權重，進而對測評的結果進行修正和補充。

如若可以獲取更為詳實的各地市經濟社會發(fā)展數據，將能夠在構建地市經濟社會公平度影響因素的計量模型之基礎上，從實證的層面更深一步地探索究竟還有哪些經濟社會發(fā)展方面的因素，會促進或限制安徽省16地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的提升。

（執(zhí)筆：董惠敏 趙鑫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