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空間治理的未來：在博弈中謀求合作

當前，全球網絡空間的治理仍然處于美國的掌控之下，但是經過國際社會十余年的推動，美國的這種優(yōu)勢地位正受到嚴峻挑戰(zhàn)，網絡空間治理體系正處于演變的關鍵階段，而各國對話語權和規(guī)則制定權的爭奪也更加激烈。由于壟斷網絡核心技術和關鍵資源的需要，加上存在基本價值觀念上的分歧，在網絡空間治理需要建章立制的關鍵時期，短期內國際社會關于網絡空間治理的矛盾可能會加劇。在聯合國主導的網絡治理進程不斷獲得進展的同時，網絡發(fā)達國家則在2011年啟動了“倫敦議程”，經歷了“倫敦會議”“布達佩斯會議”和“首爾會議”。兩種治理路徑在多種場合展開交鋒。2012年，在第66屆聯合國大會上，中俄兩國聯合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向大會提交了“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提出網絡空間主權概念，指出網絡空間治理要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也要尊重各國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多樣性等，但遭到西方國家的強烈抵制。2012年召開的國際電信聯盟大會上，89個發(fā)展中國家和55個發(fā)達國家就“成員國擁有接入國際電信業(yè)務的權利和國家對于信息內容的管理權”這一條款出現嚴重分歧，導致發(fā)達國家拒絕在大會通過后的《國際電信規(guī)則》簽字，這說明了當前國際社會在網絡空間治理上展開合作的難度。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指出了推進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變革的四項原則，即“尊重網絡主權、維護和平安全、促進開放合作、建立良好秩序”，表達了中國的原則立場。面對復雜形勢，中國作為網絡發(fā)展中國家，需要認真謀劃，維護自身權益和構建全球互聯網治理的良好秩序。

首先，中國應該高舉“網絡主權”大旗，捍衛(wèi)自己的網絡空間。當前圍繞國際網絡空間治理的爭論的核心議題就是網絡空間是否具有主權屬性，如果網絡主權不能得到確認，就意味網絡空間只能是有利于網絡發(fā)達國家的“全球公域”，在發(fā)展中國家既缺乏核心技術又缺乏關鍵資源的情況下，就沒有任何參與國際合作的資格。中國應該利用各種機會，積極聲言并主張自己的網絡主權，爭取他國的認可，在此基礎上維護好利用好自己的網絡主權，對任何侵犯自己網絡主權的行為要堅決反擊并大聲疾呼，尋求國際社會對自己網絡主權的尊重。在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的模式選擇上，應該支持以聯合國為主導的治理模式。

其次，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努力構建網絡空間治理的統一戰(zhàn)線。由于各國在網絡資源和核心技術占有份額不同、價值觀念不同、針對的問題不同，在互聯網治理上的立場會有很大不同，例如在反對毒品走私、人口拐賣等網絡犯罪問題上，中國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能找到共同立場，很容易在網絡空間展開聯合治理；在網絡關鍵資源如ICANN管理權的國際化等問題上，包括歐洲國家在內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對美國獨攬全球互聯網的控制權感到不滿，很容易展開合作；而在價值觀念問題上，中國與主張文化多樣性的非英語國家更容易找到共同語言；由于發(fā)展階段相近，中國與發(fā)展中國家在網絡主權、經濟利益、網絡技術等方面更容易找到共同立場。要善于在分歧和矛盾中找到共同利益，拓展共識。

再次，利用好現有的制度平臺，推動網絡空間新型機制建設。當今世界在聯合國主導下的國際電信聯盟是推動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的主要制度平臺，具有廣泛性和較強的合法性，是宣傳自己主張、維護自身權益的主要舞臺。同時，也應該利用包括西方網絡發(fā)達國家主導的林林總總的機構和論壇，表明自己的立場。中國還應該利用好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現有機制在網絡空間治理領域的價值和作用。此外，還應該創(chuàng)設自己主導的國際網絡空間治理平臺。中國從2012年起創(chuàng)辦新興國家互聯網圓桌會議，并從2014年起召開了烏鎮(zhèn)“世界互聯網大會”，這些論壇的定期化和常態(tài)化表明中國正在積極參與網絡空間的新型機制建設，這對國際網絡空間治理體系的完善、對維護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利益具有積極的意義。

第四，加強本國網絡空間治理，增強參與國際網絡空間治理的資本。通過對國內的網絡空間治理，可以為參與國際網絡空間治理合作提供經驗支撐，同時也可以將跨國網絡空間問題產生的消極影響降到最低，而針對影響國家安全和社會穩(wěn)定的信息內容的需要進行堅決攔截，對于網絡攻擊則應堅決回擊，這樣在凈化網絡空間、維護社會穩(wěn)定和國家安全的同時，也能夠起到宣示網絡主權的作用。網絡治理更重要的一項內容是內容建設，國家應該加強文化建設，增強本國的文化軟實力，提升本國人民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抵制外來侵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