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至今：上升中國、停滯日本與軟實力赤字的長期化

以優(yōu)越感支撐的好感，也會因優(yōu)越感的喪失而垮掉。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日本經(jīng)濟停滯不前并陷入泥沼。不要說超越美國，就連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的地位也于2010年正式不保。取代日本的，正是被視為學生和“小國”的中國。如此巨大的轉變下，心理不失衡恐怕只能是自欺欺人。從九十年代開始，日本國民對中國的感情迅速惡化。如果說其他西方國家同時期對中國印象的惡化源于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風波；其國民對中國的不認同也多源于政治體制的話，日本國民對華感情的惡化則有其獨特原因。在調(diào)查中，日本國民更多提到的，不是中國的政治體制，而是國防、安全和一個頗具日本特色的詞匯——“反日”。?

什么是“反日”？從日本角度講，大概是指在中國政府教導下，民眾對日本歷史問題的批評和因此產(chǎn)生的對當代日本的反感。但正如前文所述，在八十年代所謂“蜜月期”，中國已經(jīng)爆發(fā)多次反日游行。中國政府亦開展過聲勢浩大的關于歷史問題的國民教育，中國最高領導人多次、多場合譴責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倒退態(tài)度。當時，這些動向并未引起日本民眾對華負面感情的上升。日本主流媒體甚至扮演了中國政府發(fā)言人的角色，敦促自己的政府保持清醒的歷史認識。日本政府也會采取一定補救措施。所以，九十年代后“反日”陡然成為話題焦點，這“陡然”的原因更多恐怕在日本國內(nèi)。

不可否認，中國的國民心態(tài)同樣發(fā)生了變化。進入九十年代后，中國政府著力加強了愛國主義教育。這種教育不再以突發(fā)事件為契機，而是體制化、長期化，貫穿從兒童到成年整個教育過程。諸多舉措，如發(fā)布“百部愛國主義電影”，從國家到地方建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等，將近代中國的屈辱史和抗爭史牢牢打入了國民集體記憶中。【21】與此同時，迅速增強的國力也提升了國民的自信。自信和屈辱感混合，再加上九十年代中后期和西方尤其是美國發(fā)生的一系列沖突，造成了一種“一洗前恥”的躁動和急迫。而一個停滯失落并在歷史問題上翻云覆雨的日本，只可能把這種急迫更加放大化。從這個角度講，中日彼此國民感情的惡化，不是突發(fā)或偶發(fā)，而是結構性變化下的必然結果。套用鄧小平的話，就是在中日力量轉化和歷史糾葛下，國民感情的惡化“一定要來”，不值得大驚小怪。

中日關系另一個結構性變化，就是以“人脈”著稱的領導人間的個人私誼蕩然無存。相反，領導人間的沖突，尤其是對于歷史問題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變得公開化。1998年，中國國家領導人江澤民訪日。由于日方拒絕將對歷史的“道歉”寫入公報，這一趟國事訪問成了中國國家領導人在歷史問題上“敲打”日本之行。中國最高領導人在歷史問題上批評日本不是新聞。成為新聞的，恐怕是日本態(tài)度的變化。八十年代曾自愿替中國立場鼓與呼的日本媒體，此次開始表現(xiàn)得不耐煩。在他們筆下，中國在歷史問題上的批評儼然成了史無前例的舉動。連中國領導人著中山裝參加宮廷晚宴，也被解讀為在歷史問題上表示不快?！?2】事實上，中國領導人此前參加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舉辦的國宴時，同樣著中山裝。中國外交部也表示，領導人國宴著裝早有安排。日本媒體的解讀已到捕風捉影的地步。這恰恰反映了日方從官到民對華和對歷史問題心理的巨大變化。

此時期另一個顯著變化，就是中韓高層在歷史問題上加深合作。他們的標的，自然是歷史上對兩國造成重大傷害的日本。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對日本在歷史認識上進行譴責，漸成中韓首腦會談的例行話題。而日本方面，對中韓所遣責的事實采取了反擊而不是反思的態(tài)度。瀏覽一下日本主流媒體報道，更多是從中韓結成“反日同盟”角度著筆。在越來越多的日本精英眼里，歷史事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反日”這一態(tài)度。態(tài)度決定一切，因為它沖擊了已經(jīng)越來越脆弱的日本對自身未來的信心。輸不起的日本也越來越認不起錯。

進入新世紀后，中日關系繼續(xù)惡化，國民感情越行越低。以我行我素著稱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任期內(nèi)年年參拜靖國神社，把日中、日韓關系逼入死角。更令人擔憂的是，小泉挑戰(zhàn)與周邊國家關系底線的舉動，贏得了相當多日本民眾的支持。對歷史問題的“不耐煩”和認不起錯的心態(tài)，顯然也在日本國民中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