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雖以“打倒孔家店”為目標，但攻擊的還是儒家的禮教倫理，對“仁”的人文與道德價值少有觸碰。

90多年來對五四運動的爭論極多，但對這一重大事件的研究一直不夠深入。狹義的五四運動是個常識，但廣義的五四運動如何定義，學界至今沒有一個相對一致的定義。總之指的是這一天的前后若干年中，發(fā)生在中國的一系列的文化、思想運動，也有學者認為包括社會和政治運動。時間跨度認識也不統(tǒng)一，最早有從1915年《新青年》創(chuàng)刊算起的，最晚有算至1926年北伐的。胡適認為五四運動，主要指1917年文學革命到1923科學與玄學論爭幾年間發(fā)生的新思想運動。

今人一說起五四運動，大多把它看作一場啟蒙運動，看重的是它的新，即對西方思想的全盤接受，看到的是它的“打倒孔家店”，即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全面摧毀。但胡適一直堅稱五四運動應被理解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在談到五四時他說：“由于接觸了新世界的科學與民主的文明，使中國的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復活起來。”他說：“刮掉其表面，你便會發(fā)現(xiàn)，它的構成要素本質上是中國的根柢。”胡適說文藝復興，強調(diào)的還是他對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是革新而非摧毀。而啟蒙運動的提法，更為看重的是這場運動的政治意味。

五四運動前，構成中國人價值與意義世界的主干是儒家文化。儒家思想中一直有兩大價值體系，一個以“仁”為中心的人文主義精神，它蘊含了人對生命價值和人格尊嚴的理解；一個是以“禮”為中心的宗法倫理，它是一種外在的社會規(guī)范。儒家遭遇的危機，主要是它強調(diào)等級尊卑、人格依附的宗法倫理，這對當時中國社會轉型來說是個大問題。明清的儒家對此早有各種反思，“以理殺人”便是戴震提出的。在維新思潮中，康有為、梁啟超等都對禮教的三綱之論有過批判，對儒家的大致態(tài)度是“存仁去禮”的思想。

康有為提出，對儒家“仁”的人文精神和對“禮”的宗法倫理要區(qū)別對待。譚嗣同在《仁學》中，將“仁”解釋為平等、大同，而對禮教的三綱持否定態(tài)度，這成為后來五四批判儒家的一個思想源頭。梁啟超對儒學變革更有明確主張，他將儒家思想分為“道德”和“倫理”兩大系統(tǒng)，認為道德的原則是亙古不變的，是一種普適和永恒的價值，而社會倫理會隨時勢而變。比如君王或一夫多妻的倫理會隨時代改變，但忠愛之類的道德古今是一樣的。儒家的這種改良論，成為五四徹底打倒孔家店的思想資源，但卻故意模糊和忽略了儒家“仁學”這一人文思想體系。

五四運動雖以“打倒孔家店”為目標，但攻擊的還是儒家的禮教倫理，對“仁”的人文與道德價值少有觸碰。他們的態(tài)度雖激進，但采取的策略無非是將“禮教”和“孔教”混為一體，避而不談“仁學”這一價值體系中所蘊含的人文精神。這種情緒化的批判方法被一代代誤讀，便成了否定儒家全部思想的理由。杜維明在言及五四時指出，五四知識分子之所以“用中國文化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的精華進行比較，為的是尋出自己文化的劣根性”。所以他們會把娶妾、纏足、鴉片諷喻為國粹，把自私、愚昧、庸俗、陳腐等社會中的奴性心態(tài)概括為國民性，丑化中國文化的目的，還是為了強調(diào)重塑國民性的重要。雖然這么做，落下了把孩子連同洗澡水一起潑掉的嫌疑。

比如五四思想者，雖然一直批判儒家的“三綱五常”，但對五常的“仁義禮智信”少有批評。在林琴南指責北大“鏟倫常”時，蔡元培還做過辯解，認為儒家的五倫五常，除君臣一倫不合時代了外，其余諸倫與五常都有普適的道德價值。蔡元培還以自由、平等、博愛，來解釋儒家的義、恕、仁。李大釗在談到國民修養(yǎng)時，有過同樣主張。胡適更是將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與康德的絕對律令相比。激進的陳獨秀，也主張對三綱倫理進行倫理和德性的區(qū)別，他認為“同一忠孝節(jié)的行為，也有倫理的情感的兩種區(qū)別。情感的忠孝節(jié)，都是內(nèi)省的、自然而然的、真純的；倫理的忠孝節(jié)，有時是外鑠的、不自然的、虛偽的。” 陳獨秀公開承認過儒家有普遍性的道德價值：“記者之非孔，非謂其溫良恭儉讓信義廉恥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士若私淑孔子，立身行己，忠恕有恥，固不失為一鄉(xiāng)之善士，記者敢不敬其為人？”

細細研究五四啟蒙者的思想很有意思，其實他們大多在以儒家的價值觀和理想在批判儒家，體現(xiàn)的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儒家知識分子的精神，并不像西方知識分子那樣強調(diào)對政治的遠離。林毓生認為“那是一種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現(xiàn)‘先天下之憂而憂， 后天下之樂而樂’與‘家事、國事、天下事， 事事關心’的精神。”

他們在激進反孔的同時，對儒家仁學的人文精神和人生理念采取的多是一種認同的姿態(tài)。余英時也有過同樣的看法，他認為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會真正熱心回應的，只有在他們自己傳統(tǒng)里產(chǎn)生回響的那些價值和理念。”杜維明認為五四運動“其結果對孔孟之道的精義不無厘清的積極作用”，它“破壞和掃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軀殼的形式末節(jié)及束縛個性的傳統(tǒng)腐化部分。它并沒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學術，反而因其洗刷掃除的功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顯露出來”。

至于五四運動為何會給大家留下全盤否定儒家的印象呢？其實，和袁世凱、張勛當年利用儒教搞復辟有關。在檢省五四對儒家的激進時，陳獨秀曾說過這樣一番話，很有意味：“譬如貨物買賣，討價十元，還價三元，最后的結果是五元……社會進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革的主張十分，社會的惰性當初只能承認五分，自然的結果只有二分五。”原來激進的姿態(tài)，是為了讓當年儒家知識分子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哪知從此儒家在中國人的生活中，就被一棍子打死了，至今也沒翻過身來。

（作者系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