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百鳥朝鳳》出品人方勵“跪求排片”事件引發(fā)熱議。無論是“良心一跪”也好，是“道德綁架”也罷，“跪票房”已然成為一種拉動票房的有效招數(shù)。

在我看來，像《百鳥朝鳳》這樣的好電影，如果遇到的都是我這樣的觀眾，根本不用跪求，早就滿世界找著去搶看了。但對于另一撥人來說，即便因“跪求”之故踏進影院，卻并未產(chǎn)生“幸虧沒錯過”的驚喜。我身邊的80、90后，甚至覺得影院少給排片，是“太能理解了”，因為這不是他們眼中的“暢銷影片”，他們不太為主人公的遭遇所感動，認為像嗩吶這樣的樂器就該這種命運，有啥好嘆息好同情的，生活的洪流就是這樣滾滾向前……

遂說到熱播電視劇《歡樂頌》。劇中五個姑娘為前途、為金錢、為愛情的都市奮斗故事，據(jù)說極大地引發(fā)了青年人的共鳴，但對于知天命的我，卻有點隔膜，甚至覺得，在一地雞毛的“接地氣”之外，似乎缺少我想象中的那種“情懷”底蘊，“格局”不夠大。

不過，我轉而問自己：這樣作想，就一定是“正確”的嗎？換在從前，我會非常堅持自己的立場和主見。但是現(xiàn)在，我有時會“檢視自我”，自問有關“理想”和“情懷”的最終答案。比如，什么是“三觀正確”？當“三觀”落地的時候，它是什么模樣？想想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吧。一部勵志的電視劇，主人公充滿理想，執(zhí)著奮斗。結局呢？“理想”實現(xiàn)了，而那也只是讓日子比較好過而已。假如撇開那些談論“理想”的文學泡沫，讓生活落地，人們所追求的，不就是“讓自己的生活好起來”嗎？

我們老一輩生活在《平凡的世界》和《百鳥朝鳳》的年代，他們年輕人生活在《小時代》和《歡樂頌》的年代。既然彼此都是想“追求美好的生活”，怎么就可以這樣蠻橫地認定：咱們的理想是高尚的，他們的理想是世俗的呢？

而一部影視劇的成功，其顯著標志應該是：它能否最大范圍最大限度地打動觀眾？當我看到身邊的年輕朋友頻繁地談論著“安迪”“曲筱綃”“樊勝美”等角色，甚至把劇中的所謂“十句最經(jīng)典臺詞”廣為傳誦時，我清晰地看到，這部電視劇引發(fā)了他們的共鳴，他們情不自禁地進入角色，把自己的現(xiàn)實生活投射其中。

我再進一步深問自己：為什么我們習慣性地將青年人的“追求理想”和“追逐現(xiàn)實”弄成一對矛盾，甚至恨不得弄得你死我活？那個虛無縹緲的“理想”真的有那么重要嗎？我們一直喜歡做“觀眾的教師爺”，但是我們提供過什么完美的關乎“理想”的答案嗎？假如不能提供，又執(zhí)著于“三觀正確”，怎么能夠給年輕人以“說服力”？

或許，我們要對他們刮目相看：不論對事業(yè)還是愛情，他們都更為現(xiàn)實。對于“時代精神已然改變”的詰問和擔憂，我漸漸變得不再焦慮。我覺得對于“三觀問題”，不妨以寬泛的標準去衡量。主人公美麗堅強、積極向上、百折不撓的精神風貌，怎么就沒有“正能量”呢？不能因為“過多地追求物質”，就否定了她們“追求”的意義。世界名著里的女主人公，極大部分“追求物質”“貪慕虛榮”“喜新厭舊”“紅杏出墻”，但是她們的形象對于時代的“縮影”意義，卻是無比珍貴的。巴爾扎克的小說之所以成為認識法國社會的百科全書，不是因為它們有“豐滿的理想”，而是因為它們有“豐富的現(xiàn)實”。

由此推及，這五個美麗女子——海歸金領安迪、資深HR樊勝美、富家女曲筱綃、文秘邱瑩瑩、新晉實習生關雎爾，是當下“白領時代”的典型代表，她們共同譜寫的這曲《歡樂頌》，具有濃郁的時代色彩，因之也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當青年人已然成為這個社會的主角，我們的評價體系，是否也該作出某種調整？

我們不必用《百鳥朝鳳》的視角去看《歡樂頌》，反之亦然。當有些藝術片“跪求”都難以求到高票房時，一部“不求人”的電視劇能夠橫空出世奪人眼球，其間的秘密和門道，需要我們深入探究。

（作者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理事，光明網(wǎng)專欄作者）

責編/周素麗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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