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中國國力的迅速崛起，中美兩國之間出現“結構性矛盾”和“兼容并存”的雙重局面。亞太地區(qū)是中美互動的主要區(qū)域，域內各國都在一定程度上面臨對華、對美外交選擇的難題。韓國在中、美間實施平衡外交的做法成熟而智慧，不僅有效穩(wěn)定了美韓同盟關系和中韓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較好地維護了本國利益，而且對于促進區(qū)域穩(wěn)定和合作發(fā)生了積極的作用，可稱之為“韓國模式”。“韓國模式”對亞太和全球都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中美關系 韓國模式 亞太格局
【中圖分類號】D831.2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6.10.005
中國的“迅速崛起”和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構成了亞太地區(qū)的內在結構性矛盾，導致亞太既有國際秩序和安全架構發(fā)生重要變化。亞太區(qū)域內所有重大問題無不受此基本架構的制約，亞太各國的外交政策也都會受到中美關系的影響。域內國家大都面臨著對華、對美外交的選擇難題。韓國平衡處理對華、對美外交，具有獨到之處，可以稱之為“韓國模式”。
中美競爭面上升與亞太國家的外交選擇難題
2010年以來，美國對華戰(zhàn)略出現了冷戰(zhàn)結束以來的重大變化，中美關系中競爭面上升，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成為亞太地區(qū)國際關系的顯著特征。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對華戰(zhàn)略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①，中美關系在亞太地區(qū)的重要性隨著這三個階段逐漸上升。
第一個階段是克林頓執(zhí)政時期，美國處理對華關系的思路，是把“崛起的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這一時期，亞太地區(qū)國家對中國經濟的依賴相對有限，美國不擔心亞太地區(qū)國家會過度傾向中國。
第二個階段是小布什執(zhí)政時期和奧巴馬執(zhí)政初期。這一時期，盡管美國對中國的實力增長已有較為充分的認識，但仍然沒有將中國視為主要戰(zhàn)略挑戰(zhàn)國家。奧巴馬總統(tǒng)一開始在對華政策上存在理想主義期待，對中國采取了較為友好的姿態(tài)。在這期間，中國逐步在東亞地區(qū)推動構建了一系列合作機制，包括東盟和中日韓10+3合作機制、中國—東盟10+1自貿區(qū)、清邁倡議、東亞峰會等。中國和亞太各國以及世界其他區(qū)域的經貿關系得到飛速發(fā)展，成為其中大多數經濟體的最大貿易伙伴。針對美國的擔心，中國提出了“和平崛起”與“和平發(fā)展”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中美關系。
2010年之后，中國成為美國對外戰(zhàn)略的主要目標，中美關系發(fā)展進入了新的階段。經過兩場戰(zhàn)爭和金融危機的沖擊，美國實力受到較大削弱，開始對其優(yōu)勢地位能否保持產生憂慮。中國實力繼續(xù)保持上升趨勢，對亞太地區(qū)的經濟影響力迅速增大，使得美國愈加警惕中國可能對其霸權地位進行挑戰(zhàn)。以“重返亞太戰(zhàn)略”為標志，美國開始在亞太地區(qū)對中國采取各種形式的平衡和制約舉措。中美關系呈現競爭、摩擦、沖突加協(xié)調、磋商、合作的復合態(tài)勢。
美國為了制衡中國在亞太地區(qū)日益增強的影響力，加大了對中國和中國周邊地區(qū)事務的干預力度，主要采取了四種做法：一是鞏固與依靠美日、美韓、美新、美泰、美菲等固有同盟，實施與美國在歐洲以北約為核心的多邊同盟體系不同的雙邊同盟體系，將此作為美國亞太戰(zhàn)略的基石。二是在亞洲尋找新的戰(zhàn)略支點，在美國的非結盟國家中積極開展活動，利用它們對中國崛起的不適應與恐懼心理，甚至抓住它們與中國在東海、南海的島嶼爭端，興風作浪，形成對于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和繼續(xù)高速發(fā)展的障礙。三是加強對于亞太地區(qū)多邊機制的參與和掌控。積極參與東盟峰會，降低中國在其中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主導推進《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TPP），提出“太平洋世紀”構想等，將中國排除在外，形成對中國的制衡。四是推行“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綜合運用同盟體系、軍事霸權、經濟遏制以及價值觀圍攻等手段，拉大美國與中國距離，阻撓中國趕上或超越美國的老大地位。②
針對美國對華政策的轉型，中國提出了“新型大國關系”概念，對中美關系發(fā)展提出了“不沖突、不對抗”的底線、“相互尊重”的原則和“合作共贏”的愿景。盡管中方做出了各種努力，但美國國內圍繞對華政策還是出現了長期以來少見的大辯論，其中不乏各種“對華政策失敗論”“重新修訂對華戰(zhàn)略論”③。中美關系盡管尚未脫軌，但進入了相對以往更為曲折的階段。
雖然美國依然處于體系性優(yōu)勢地位，美強中弱的大格局在中短期內不會明顯改變，但快速崛起的中國和霸權大國美國之間在亞太區(qū)域的結構性矛盾將長期存在。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上升，必然會對維護自身利益采取更加堅定的立場，對于涉及主權等核心利益問題方面，例如釣魚島、南海島礁等，不會再做出妥協(xié)；在亞太地區(qū)的經濟合作機制安排方面，也會堅持本身和本地區(qū)的利益，不會一味聽從美國的要求或安排。同樣，美國作為亞太地區(qū)的長期霸主，很難甘心讓中國在政治、經濟和安全等領域侵蝕其地位。中美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將在各個領域呈波浪起伏的形態(tài)，并長期存在。
亞太幾乎所有的國家都處在中美關系變動引起的“結構性矛盾”和“兼容共存”的地區(qū)核心格局之中，面臨嚴竣挑戰(zhàn)和艱難選擇。就熱點問題而言，無論是朝核問題、南北韓爭議、韓日歷史爭議，還是中日釣魚島爭議，中越、中菲南海島礁爭議，中美合作都是這些問題和爭議獲得緩和或解決的前提。就地區(qū)秩序和制度安排而言，亞太各國面臨著依賴美國軍事同盟體系，還是進一步發(fā)展本地區(qū)安全合作機制（特別是由中國提出的安全倡議或者安全概念）的選擇；在經貿合作領域，亞太各國都認識到與中國經濟緊密合作，將給自身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特別是中國推動建立的很多地區(qū)經濟合作機制，確實有利于地區(qū)經濟發(fā)展，但考慮到美國也是它們的重要經濟伙伴，擔心對中國過多的經濟依賴，會帶來美國的不滿和中美權力的失衡。
在中美間“平衡”的“韓國模式”
面對中、美兩大國在亞太地區(qū)競爭日益激烈，韓國與中、美兩國又都具有重大利益關系，韓國的對美、對華的“平衡外交”表現出鮮明的特點，值得高度關注，本文稱之為“韓國模式”。
首先，面對亞太地區(qū)格局和中美關系在其中作用的變化，韓國學界展開了持久而深刻的討論，并得出應該避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結論。他們認為，亞太地區(qū)秩序正在發(fā)生快速變化，冷戰(zhàn)結束后，一直由美國主導亞太秩序的單一霸權結構，已經變化為中美兩強并立的新局面。④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目的在于維持自身在亞太地區(qū)的主導力量，防止實力日益增強的中國動搖美國主導下的亞太秩序。⑤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qū)既合作又競爭的復合型格局，給韓國外交帶來難題。美國為了保持和強化在亞太地區(qū)的主導地位，必然要強化與韓國的同盟關系，中國對此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將會嚴重壓縮韓國的外交回旋空間。在中美兩強復合型競爭的格局下，韓國須拋棄在中美之間二選一的簡單邏輯，利用韓國作為美國在東亞地區(qū)重要同盟國和中國重要經濟合作伙伴的身份，游刃于兩國之間，調解中美間可能愈演愈烈的競爭態(tài)勢，使之朝著對韓國最有利的方向發(fā)展。
韓國學界的辯論和形成的共識得到了韓國政府的認可，按照這個指導思想，韓國采取了“聯美和中”的外交政策，總體上較為妥善和智慧地處理了對美、對華關系。
第一，韓國從世界發(fā)展的大勢和自身國家利益出發(fā)，熱情歡迎中國經濟的高速發(fā)展和在亞洲和世界的崛起，樂意搭乘中國經濟高速發(fā)展的順風快車。韓國政府對于和中國建立緊密的經濟合作機制非常積極。一是積極推動建立中韓自由貿易區(qū)。中韓自貿區(qū)談判于2012年5月啟動，是中國對外商談的覆蓋領域最廣、涉及國別貿易額最大的自貿區(qū)，貨物貿易自由化比例均超過稅目90%、貿易額85%。協(xié)定范圍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和規(guī)則等共17個領域，包含了電子商務、競爭政策、政府采購、環(huán)境等21世紀經貿議題。中韓自貿區(qū)協(xié)定于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韓國成為與中國率先建成自貿區(qū)的準發(fā)達經濟體，對于鞏固韓國在亞太貿易投資體系中的地位，增強其相對于日本和中國臺灣等經濟體的競爭力具有巨大利益⑥。二是韓國政府不顧美國反對，于2015年3月27日加入中國主導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韓國政府認為，亞投行將是韓國以創(chuàng)始成員國身份參與的國際金融機構，韓國需要在國際社會積極發(fā)揮與本國經濟地位相應的作用，而亞投行將成為韓國拓展金融外交領域的重要平臺。三是韓國與中國在金融合作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包括建立人民幣對韓元直接交易機制、為彼此到對方國家債券市場發(fā)行債券提供便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中國增加韓國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等。韓國主動積極地和中國加強經濟合作，使得韓國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大的受益者之一⑦，也為韓國在亞太區(qū)域經濟事務中獲得更大話語權提供了重要路徑。
第二，韓國既發(fā)展和鞏固美韓同盟關系，又發(fā)展成熟的中韓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在美國與中國之間成功地實行平衡政策。韓美同盟一直是韓國外交的基石，隨著奧巴馬政府推行重返亞太戰(zhàn)略，強化美韓同盟體系再次成為美國亞太戰(zhàn)略的主要支柱。特別是由于2010年發(fā)生的“天安艦”事件和延坪島炮擊事件，韓國對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做出了積極響應。2010年7月，韓美兩國歷史上首次“2+2”會議舉行，同盟合作得到深化和擴大；戰(zhàn)時軍事指揮權推遲轉交，應對朝鮮來襲的“5029”軍事作戰(zhàn)方案也隨之升級，韓美軍演的頻率愈加頻繁、規(guī)模也日益擴大。2013年是韓美同盟締結60周年，韓國總統(tǒng)樸槿惠上任后首訪美國，與奧巴馬總統(tǒng)發(fā)表《紀念韓美結盟60周年聯合宣言》。兩國在宣言中表示堅定支持韓美同盟，加強在朝鮮問題上的合作和美韓聯合防衛(wèi)力量，就持續(xù)發(fā)展全面戰(zhàn)略同盟達成了一致。韓國政府和樸槿惠總統(tǒng)對于維護韓美同盟的態(tài)度是堅定的，在涉及朝鮮半島等重大安全問題方面，韓國依然首先和美國協(xié)調。⑧韓國之所以對鞏固韓美同盟態(tài)度積極，主要有三方面考慮：一是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仍將是全球和亞太地區(qū)最強大的軍事強權，和美國強化同盟關系有利于韓國增強自身的安全保障能力；二是朝鮮的挑釁力度以及核武器能力都在加強，韓國需要通過加強韓美同盟，予以威懾和平衡；三是在東北亞安全格局中，韓國處于中、日、俄三大強國之間，如果沒有美國作為平衡力量，韓國將處于不利地位。
韓國同時也非常重視發(fā)展和中國的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韓國認為，中國對于韓國的長期發(fā)展、朝鮮半島的安全穩(wěn)定和南北韓的最終統(tǒng)一都是決定性因素之一，必須和中國發(fā)展良好的戰(zhàn)略合作關系。從韓國角度出發(fā)，對華戰(zhàn)略合作要實現如下目標：一是要推動解決朝核問題，構建朝鮮半島和平體制；二是誘導朝鮮體制轉換，實施改革開放，融入國際社會；三是爭取中國政府支持韓國主導的和平統(tǒng)一進程。⑨此外，韓國可能也希望通過和中國的戰(zhàn)略合作，增加美國的緊迫感，讓美國對朝鮮半島事務甚至韓日關系方面給予韓國更多支持。在這樣的對華外交思想指導下，韓國在發(fā)展對華戰(zhàn)略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2013年6月，樸槿惠總統(tǒng)訪華，中韓發(fā)表《中韓面向未來聯合聲明》和《充實中韓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行動計劃》，雙邊關系提升為“充實中韓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承諾將雙方安全領域的合作提升至新的戰(zhàn)略高度。⑩韓國積極推動發(fā)展中韓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的努力在2014和2015年達到了高潮。2014年3月28日，韓國提供協(xié)助，437具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遺骸返回中國。2014年5月29日，在中國西安舉行了韓國光復軍第二支隊駐地舊址紀念碑揭幕儀式。2014年7月3日～4日，作為對2013年樸槿惠總統(tǒng)訪華的回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韓國單獨進行國事訪問，這是習近平就任后首次單獨訪問一個國家。2014年11月，在北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前夕，中韓決定實質性達成FTA協(xié)定。2015年3月，韓國宣布加入亞投行。特別是2015年9月，樸槿惠總統(tǒng)克服各種阻力，參加中國9.3大閱兵，更是表明中韓戰(zhàn)略合作關系達到了新水平。
第三，韓國總體上尊重中國選擇的發(fā)展道路、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不參與美日所謂“價值觀同盟”對中國的貶損和攻擊，倡議通過“人文紐帶”，積極發(fā)展對華關系。盡管韓國屬于民主陣營，但是韓國政府很少對中國的發(fā)展道路、政治制度和價值觀提出異議和批評。對于美日兩國大肆宣揚的所謂“民主同盟”或“價值觀同盟”，并以此來攻擊和孤立中國的做法，韓國采取不參與的態(tài)度。相反，韓國希望通過中韓之間的歷史聯系和相通的人文背景，促進兩國民間的深度交流，不僅有助于推動旅游和相關服務業(yè)的發(fā)展，也有助于兩國民眾的相互了解和信任，為中韓關系的長遠發(fā)展奠定民間基礎。為此，中韓兩國將2015年和2016年分別確定為“中國旅游年”和“韓國旅游年”。共同推進2014年人文交流具體項目，加強教育和青少年領域交流合作。就互免持公務（官用）護照人員簽證協(xié)定案文達成一致，商定積極商談分階段擴大免簽范圍方案?；钴S地方政府間交流合作，致力于到2016年實現兩國人員往來達到1000萬人次的目標。?
第四，韓國對于中韓之間發(fā)生的某些分歧和爭執(zhí)，如高句麗、漁業(yè)糾紛、海域糾紛等，能夠放眼兩國長遠利益，妥善處理，不引入域外大國介入，不讓這些矛盾和分歧影響中韓關系發(fā)展的大局。對于高句麗等歷史問題，經過協(xié)商和溝通，中韓兩國政府都認為，歷史聯系是兩國的寶貴財富，而不應成為包袱。雙方商定，繼續(xù)加強包括主要研究機構在內的學術界在史料發(fā)掘、調查、閱覽、研究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對于漁業(yè)糾紛，兩國決定就保護漁業(yè)資源、維護作業(yè)秩序進行更多溝通與合作。?對于黃海海域劃界爭議，兩國政府決定通過盡快確定兩國海域劃界推動雙邊關系長期穩(wěn)定發(fā)展和推動海洋合作。?2015年12月22日，在經過兩次預備會議之后，中韓正式在首爾啟動第一輪海域劃界談判。近年來，東亞一些國家把雙邊領土和海洋爭議拿到多邊論壇上炒作，引入域外勢力干預，結果造成爭端愈演愈烈之勢，嚴重破壞了地區(qū)國家間的互信，為地區(qū)穩(wěn)定與合作投下陰影。中韓海域劃界談判的啟動，展示了雙方在尊重歷史事實和國際法的基礎上通過直接談判解決問題的真誠意愿，也充分體現出雙方對兩國友好關系長遠發(fā)展的負責任態(tài)度。?
值得強調的一點是，“韓國模式”并非韓國獨自創(chuàng)造，這種模式是中韓兩國共同創(chuàng)建的。中國在處理周邊國家的互相關系時，首先拋棄了冷戰(zhàn)思維，改變了以往以意識形態(tài)劃線的舊規(guī)，接受和支持韓國在中、美間實施平衡外交的做法。“韓國模式”是中韓建交后，在中國的積極策應之下，韓國歷屆總統(tǒng)不斷努力達成的歷史共識和取得的可喜結果?？梢哉f，“韓國模式”是中韓兩國共同創(chuàng)造的外交范式。
“韓國模式”的特點及其意義
從韓國對華、對美兩大國的平衡外交實踐來看，可以大致總結出“韓國模式”的幾個特點。
第一，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由于亞太地區(qū)國家與中美兩大國之間都存在很多重大利益關聯，如果公開選擇站在中、美兩大國的任何一方，都可能導致與另一方的關系受損。如果在外交戰(zhàn)略上，能夠表明和中、美都發(fā)展友好合作的關系，盡管中、美兩國可能都不會對該國外交政策完全滿意，但基本上能夠給予理解。
第二，充分利用中美兩大國在促進本國利益上的比較優(yōu)勢。由于中美兩國發(fā)展階段、經濟規(guī)模、軍事能力以及與亞太各國之間的政治安全、經貿關系、歷史淵源不盡相同，亞太各國在發(fā)展對華、對美關系上存在不同的利益訴求。如果能夠在基本維持和中、美都發(fā)展友好關系的基礎上，又充分利用中美兩大國可以提供的具有比較優(yōu)勢領域的利益，那么對維持和拓展其本國利益是非常有幫助的。
第三，針對與中、美關系中存在的問題，盡量進行預防性溝通，防止蔓延到其他領域，或者被中美兩國的一方加以利用。韓國和中國存在歷史解讀爭議、海域劃界糾紛，為了避免這些問題蔓延到其他領域，韓國積極響應中國建立相應機制進行管理和預防。韓國非常清醒和智慧地避免讓美國介入這些爭議，如果美國因素介入，只會使得韓國與中國關系更加復雜，從長期來說，受到損害的還是韓國自身利益。韓國與美國在應對日本歷史認識問題、是否應該加入亞投行問題以及是否加入TPP問題上也都存在一定分歧，但是韓國也是積極通過學術界、媒體等方式早期就這些問題進行討論，試探美國的立場，然后再和美國政府直接溝通，防止這些問題引起韓美關系出現裂痕，同時也對中國可能介入采取非常謹慎的態(tài)度。
第四，注重發(fā)展人文合作和民間往來，加強相互理解，為雙邊關系奠定民眾基礎。韓國早期積極發(fā)展和美國之間的民間往來。隨著中國的強大，韓國也非常重視中韓之間的人文合作和民間交流。近年來，韓國在中國公眾中的形象有很大提升，與韓國政府積極支持對華人文和民間交流是分不開的。
透視“韓國模式”的特點，再來觀察和分析日本和菲律賓的做法，就會發(fā)現它們沒有采取“韓國模式”，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結果是使得它們在亞太地區(qū)的處境非常被動和尷尬。日本與韓國一樣，都是美國在亞太地區(qū)最重要的盟國之一。兩國在對美政策方面保持高度一致，但對華外交卻是完全不同的發(fā)展走向。日本抵觸中國崛起，鼓吹“中國威脅論”，以中國發(fā)展作為其軍事擴張的理由；日本依賴美日同盟，視美國為盟友，視中國為對手，試圖全面制衡中國；日本立足國內政治需要，不斷挑釁與擴大與華矛盾；日本推行“價值觀念同盟”，安倍在全球四處活動，企圖貶損、孤立中國；日本蓄意在中日爭議（例如釣魚島主權爭議）中拉美國介入，而不是積極和中國通過協(xié)商談判的方式來進行預防，結果反而使得中國采取非常強硬和果斷的方式應對日本，以避免使美國產生中國面對日美聯合就可能在主權問題上退縮的幻想。日本推行的對華、對美政策與韓國的“平衡外交”取得了截然不同的后果。中日兩國都有意發(fā)展雙邊關系，但困難重重。如果日本改行“韓國模式”，則發(fā)展中日關系必能取得不俗的成就。
與日本采取相似做法的還有菲律賓。菲律賓在處理與中國的島嶼爭議問題時，將美國拉入之中，以為憑借美國的支持，就可以確保其所宣稱的權益。但結果證明，菲律賓反而為美國利用，成為其對推行“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工具，美國除了能夠制造一些輿論熱點和出動幾艘軍艦巡航之外，并不能實質性幫助菲律賓。菲律賓原本和中國的良好經貿關系卻受到了嚴重損害。從長期看，菲律賓對華、對美外交的失衡，也是對其本國利益不利的。
“韓國模式”對亞太國家的對華、對美外交而言具有重要意義，影響力也在逐漸擴展。在亞太地區(qū)，除韓、日、菲外，還有很多美國的其他盟國、準盟國或非盟國，前者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泰國等，后者包括蒙古、越南、緬甸、印尼、印度、巴基斯坦、中亞國家等。除了個別國家步日本之后塵，采取傍依美國、制衡中國，甚至綁架美國，與中國爭利以外，大部分國家都推行了“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發(fā)展路線，不同程度地仿照或推行了“韓國模式”。韓國、日本、菲律賓在處理對華、對美關系方面的經驗教訓，無疑可以為這些國家的戰(zhàn)略選擇，提供有益的經驗和啟示。
從更長更廣的視角來看，“韓國模式”不僅對于亞太，而且在全球也將產生重大而積極的影響。冷戰(zhàn)時期，所有國家都必須在美國與蘇聯之間“劃線”，作非此即彼的選擇。在全球化高度發(fā)展的今天，這種做法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發(fā)展要求，無論是美國或中國都不能要求各國再做這樣的選擇，也不能以這樣的劃分作為評判友好與否的標準。2015年9月，英國對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訪問給予隆重接待，并宣布中英關系進入“黃金時代”，但仍然保持了美國最親密盟友的身份。其他歐洲國家，諸如德國、法國等，也都在保持和美國盟國身份的同時，積極與中國發(fā)展友好關系。這些都是各國對華、對美外交上“韓國模式”的成功運用和體現。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韓國模式”外交處在中美結構性矛盾之下，仍會繼續(xù)遭遇種種阻礙與兩難境地，面臨考驗和挑戰(zhàn)。最近，由于朝鮮第四次核試驗以及美國在韓部署薩德導彈部署問題，引起中美、中韓的分歧，韓國的對華、對美外交再次面臨挑戰(zhàn)。朝核問題事關韓國國家安全、統(tǒng)一等重大問題，韓國的擔憂、顧慮可以理解。但韓國需要冷靜地從切身的國家利益角度考慮，與中、美的任何一方合作，去損害另一方的安全利益，對韓國而言，有百害而無一利，而只有實施“韓國模式”，才是最優(yōu)選擇。
注釋
1吳心伯：《冷戰(zhàn)后中美互動模式的演變》，《美國研究》，2015年第06期，第15～17頁。
2石源華：《中美兼容共存：東亞的核心政治架構》，《學術前沿》，2015年10月上。
3陶文釗:《美國對華政策大辯論》，《現代國際關系》，2016年第1期。
4［韓］李鐘錫：《韓國外交方向應超越“安美經中”》，《局勢與政策》，2015年7月號，第1～4頁。
5韓獻棟：《美國“亞太再平衡”背景下韓國的外交安全戰(zhàn)略》，《現代國際關系》，2015年第3期，第9～15頁。
6澳大利亞也和中國簽訂了自由貿易協(xié)定，并也于2015年12月20日生效。但是韓國和澳大利亞的比較優(yōu)勢差異較大，中澳自貿協(xié)定和中韓自貿協(xié)定的競爭性并不強，但對于和韓國比較優(yōu)勢較為接近的日本和中國臺灣而言，中韓自貿協(xié)定使得韓國具有了更強的競爭力。
72015年12月20日，《中韓自由貿易協(xié)定》正式生效。以此為標志，中韓形成了一個總人口超過14億的巨大共同市場。目前，中國是韓國債券最大的外國持有人，占外國投資者持有量的五分之一。中國是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占韓國出口的四分之一。中國是韓國最大的投資對象國，目前韓國有2萬多家企業(yè)在中國投資，投資的領域正在向尖端行業(yè)升級。
8譚紅梅：《美國重返亞太后韓美關系變化及對中韓關系的影響》，《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4年第7期，第171～175頁。
9梁立昌：《朝鮮半島統(tǒng)一問題與中韓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東疆學刊》，2015年第4期，第61～67頁。
10門洪華、韓愛勇：《如何深化中韓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理論視野》， 2014年第2期，第68～71頁。
11《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聯合聲明》，新華社，2014年7月3日電。
12《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聯合聲明》附件，新華社，2014年7月3日電。
13《充實中韓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行動計劃》，新華社，2013年6月27日電。
14曹群：《中韓宣布正式啟動海域劃界談判，為東亞樹立典范》，《光明日報》，2015年12月22日。
責 編∕馬冰瑩
The Importance of the South Korean Model to the Asia Pacific
Shi Yuanhua Li Ning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rise of China's national strength, there is a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as well as an "inclusive coexistence" situ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s the main region for the Sino-US interaction, and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 some extent, face the difficulty of determining their diplomacies toward China and the US. South Korea's diplomatic balance approach in relation to China and the US is mature and clever. It not only helps to stabilize the US-ROK alliance relations and the Sino-ROK bilateral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and maintain the Korean national interests, but also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so it can be called the "South Korean Model",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Asia Pacific and the world.
Keywords: Sino-US relations, South Korea Model, Asia Pacific pattern
石源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中國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副主任兼復旦大學分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外交史、中華民國史、20世紀中國外交史、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史、朝鮮半島與東北亞國際關系史。主要著作有《中華民國外交史》《近代中國周邊外交史論》《韓國獨立運動與中國》等。李寧，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