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國維是近代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美學家、教育家，中西學術交流的開拓者、實踐者，在對西學的求索中，西方哲學尤其是叔本華哲學與其發(fā)生深刻交集并影響一生。王國維為解“人生問題”而從事哲學研究，其在哲學研究中迅速與叔本華發(fā)生交集，此后也始終未曾真正脫離過叔本華唯意志論悲觀主義人生哲學的深刻影響。

【關鍵詞】王國維　叔本華　交集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識碼】A

欲解“人生問題”而事哲學研究

王國維的人生一開始便充滿悲劇色彩。就時代而言，國家可能隨時傾覆；就個人而言，幼年喪母、自小多病、科場屢敗，人生處處不如意。1901年秋，年屆25歲而尚無所成的王國維在羅振玉的資助下出國留學，尋求新的人生。然而到日本僅數月，因腳病發(fā)作而被迫歸國。對此他曾感嘆說：“體素羸弱，性復憂郁，人生之問題，日往復于吾前”，“自是始決從事于哲學”①。自日本回國之后，王國維徹底結束了學生生涯。與此同時，長期困擾他的“人生問題”急劇膨脹并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為此他將精力投向哲學，試圖在哲學的智慧中求得答案。

需要說明的是，王國維決定專事哲學研究之前，就曾對西洋哲學有著特別的興趣，而這發(fā)生于他求學東文學社期間（羅振玉創(chuàng)辦）。王國維的日文教師藤田豐八曾對來華留學的狩野直喜談及王氏此間的學習情況，藤田氏對王氏的評價是，他“對西洋哲學深感興趣，其前途大可屬望。當時青年有志于新學的，大都對政治學經濟學有興趣，而想嘗試研究西洋哲學者卻極罕見。”②此間王國維開始廣泛涉獵西方人文社科知識，包括哲學。其《三十自序》所謂“余之研究哲學，始于辛壬之間”說的就是此間的讀書情況。1901年羅振玉創(chuàng)辦《教育世界》雜志于上海并聘請王國維擔任主編，《教育世界》開設有“哲學叢書”欄目，專門刊發(fā)時人翻譯的外國哲學著作，其中就有王國維翻譯的著作，如《哲學概論》《哲學小詞典》就分別收錄于“哲學叢書初集”和“教育叢書”二集之中。王國維對1902年及其后的讀書生活，尤其是哲學方面的讀書情況有如下描述：“所購哲學之書亦至，于是暫輟心理學而讀巴爾善之《哲學概論》，文特爾彭之《哲學史》，……既卒《哲學概論》、《哲學史》，次年（即1903年，筆者注）始讀汗德之《純理批評》。至《先天分析論》幾全不可解，更輟不讀，而讀叔本華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書。”③王國維大量研讀哲學書目是從1902年開始的，不過此間他一如既往地廣泛涉獵西方社會學、心理學知識。稍后由心理學而轉向哲學史，然后再由哲學史轉向對具體哲學家的研讀。在專人專著的研讀過程中，王國維較早用力的是康德的論著，但因康著艱深晦澀難以讀懂而轉向了叔本華。事實上確如王國維所言，在康德最經典的“三大批判”（《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論著中，除《判斷力批判》相對容易外，其余兩大“批判”均晦澀難懂。筆者認為，王國維放棄康著而轉向叔本華的原因固然有他所說的前者“幾全不可解”原因，但更為重要的因素是叔著是面向紅塵世界的思考，而其思考的核心問題是人生的悲劇性問題。與此相應，“人生問題”是王國維長期以來所欲求解而不得其解的問題，因此自1903年接觸叔氏《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書始，王國維與叔本華的“神交”便真正開始了。

神往叔本華

王國維將西方哲學作為主攻方向雖然始于1902年，但是此間涉獵的主要是哲學史、哲學概論、哲學工具書一類的宏觀性著述，而對特定哲學家論著的深入研究尚不多見，這種狀況自1903年始便有了根本性變化。1903年伊始王國維對西方哲學的熱情從“史”、“概論”、“工具書”等宏觀層面的研讀轉向了對專人專書的研讀。“癸卯春，始讀汗德之《純理批評》，苦其不可解，讀幾半而輟。嗣讀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與叔本華之書為伴侶之時代也。”④本來王國維開始“專究”的對象是康德，但是《純粹理性批判》太過晦澀，尤其是“先天分析論”部分猶如“天書”，所以只好暫時放置而轉向叔本華。出乎意料的是，叔本華的著述相較康氏著述而言不僅易于理解，而且其內容尤其是關于人生問題的思考深深吸引著王國維。另外，叔本華的《知識論》關于世界本質與人的關系的論述為王國維理解康德學說尤其是先前難以理解的“先天分析論”開啟了智慧之門，使其有茅塞頓開之感。

叔本華認可康德將世界分為“現象界”與“物自體”的二分論，但是對于康德所說的“物自體”是人類智慧無法認知的“自在之物”的觀點表示反對。為此，叔本華同樣以二分思維將世界分為“意志”和“表象”兩種形態(tài)，并提出相應的兩大命題：“世界是我的意志”、“世界是我的表象”。其中“意志”是世界的本質，“表象”是“意志”客體化而形成的五彩斑斕的現象世界。在叔本華的二分論中，他不僅指出“意志”作為對應于康德所謂的“自在之物”是可以認知的，而且指出“意志”的本質是“無盡的追求”⑤。由于意志是無法拒止的沖動，而沖動的核心是無盡的欲求，由此叔本華推論出一個異于前賢的結論：生命是痛苦的，人生就是一場悲劇。具體而言，形成痛苦和悲劇的邏輯理路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從“欲求”的動因來看，一切欲求都是由于現狀的不如人意，只要這種不如意得不到解決，欲望者就會痛苦。其次，就心理效應而論，當前一個欲望得到滿足后，欲望主體很快就會厭煩，由此出現新的欲望，從而造成欲求的無休止性，故而人生猶如在痛苦與無聊之間來回擺動的“鐘擺”。復次，從欲望的實現數量而言，由于生命意志的欲求是沒有盡頭的，但是諸多因素的制約使得能夠實現的欲求只是極少部分，因此多數欲求無法實現。上述三個原因決定了生命的痛苦本質和悲劇意味，依此思路，叔本華得出了人生就是痛苦、人生就是悲劇的結論，這是其人生哲學的核心。

此時20多歲的王國維不僅感受到時代的凄風苦雨，而且飽嘗了人生的艱辛曲折，因此處于困頓迷茫狀態(tài)之下而欲解“人生問題”的他與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人生哲學一拍即合，并迅速結為“伴侶”。寫于1904的《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見證了他對叔本華唯意志論生命悲劇哲學的深刻領會。同年撰寫的頌詩《叔本華像贊》則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他對叔氏的仰慕之情。此詩贊頌了叔氏學說在哲學群賢中的地位、叔氏哲學的精神旨歸、叔氏哲學對自身的影響等等，發(fā)誓要將叔氏理論“奉以終身”。事實上，自1903年春至1904年冬，王國維耗費了大量時間潛心研讀叔本華，不僅親自翻譯了《叔本華之遺傳學》，而且撰寫了諸如《叔本華與尼采》《書叔本華遺傳說后》《德國大哲學家叔本華傳》等讀書心得。盡管研讀過程中王國維對于叔本華理論建構中存在的諸多主觀主義的臆斷有過懷疑，但對其唯意志論悲觀主義人生哲學卻頂禮而膜拜之，可以說，1903、1904兩年是王國維與叔本華交集的“蜜月期”。

反思叔本華

就在王國維以為從叔本華那里找到了解開“人生問題”的智慧而興奮之時，卻又逐漸陷入了哲學探究的困頓之中。他說：“余疲于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⑥也就是說，在王國維求解“人生問題”的哲學研究過程中，遇到了“可愛者”與“可信者”的矛盾沖突。所謂“可信者”，是指西方哲學注重邏輯思辯的方法論。王國維非常賞識西方人的哲學思辨精神及科學研究的方法論，這在《新學語之輸入》中有著充分的表達。不僅如此，王國維還借用西學方法論進行學術研究，不斷取得新的突破。西學方法論及理性的科學精神盡管可以帶給王國維以累累碩果，但是方法論本身以及因方法論而帶來的這些成果本身始終無法解開他所追問的“人生問題”，無法使其身心安定，此所謂“可信者不可愛”。所謂“可愛者”是指哲學世界的人文關懷帶給他的心靈慰藉，尤其是叔本華人生哲學中關于生命本質、人生本質的闡釋符合王國維實實在在的生命感受，使其覺得找到了“人生問題”的答案，因而覺其“可愛”。然而，當王國維將理性精神和邏輯思辨相結合而進行深刻反思時，卻發(fā)現自己頂禮膜拜的叔本華哲學有著致命破綻，這些破綻使他不得不產生質疑。表現在：

第一，質疑叔本華的“意志自由論”。對此，他在《原命》篇中有深刻剖析。叔本華一方面提出“意志自由論”，一方面又提出“否定意志論”。深入分析會發(fā)現二者之間存在著無法調和的矛盾。原因有二：其一，既然意志是世界的本質，是無法遏制的沖動，那么拒絕意志的力量從何而來？其二，如果“否定意志論”成立，那么被否定的意志豈不喪失其自由沖動的特質了嗎？因此“意志自由論”與“否定意志論”不能同時成立。

第二，質疑叔本華的“人類解脫說”。這種質疑在《紅樓夢評論》里有精彩分析?！都t樓夢評論》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即叔本華“人類解脫說”與“意志同一說”之間存在矛盾。王國維認為這組命題首先從邏輯推理來看，便存在矛盾。既然世界意志是“同一的”，那么每一個體均有相同的生存意志，而作為個體的“我”的意志只是世界意志的極小部分，我們無法保證作為個體的“我”拒絕意志之后其他個體也會拒絕，因而“人類的解脫”無從談起。此外，王國維認為“解脫”不僅在邏輯上存在矛盾，在實踐上也是失敗的。他以釋迦牟尼和耶穌的“無生主義”為例，指出他們?yōu)榱苏热祟愖飷憾鴪A寂、而尸十字架，盡管他們奉獻了一切，采取“無生主義”，但是后人的生存欲求以及由此而來的憂愁勞苦卻一如以前。不僅如此，王國維認為就連釋迦牟尼和耶穌本人是否真正得到解脫也是一個懸案，是無人能夠證明的。由此種種原因，王國維認為叔本華所謂的“人類解脫說”難以置信。

除了對叔本華“無生主義”的人生哲學表示質疑外，王國維還對以儒家哲學和尼采超人哲學為代表的“生生主義”表示質疑，認為它們同樣無法解決人類的生存困境問題。“生生主義”哲學的核心關切是追求“最大多數人之最大福祉”，王國維指出這種關切，同樣是難以實現的。原因在于：對生命個體而言，基于“生生主義”的立場，勢必最大限度地求得欲望的滿足，但是世界上能夠提供的資源是有限的，而欲求哺育的人卻是無限的。這樣一來，有限的資源與無限的個體生存之間勢必形成緊張關系，因此如果要哺育最大數量的人，那么個體的欲求必然達于最小，故而無法達到福祉境界。

由此觀之，不管是“無生主義”的叔本華哲學還是其他“生生主義”的哲學倫理都因自身無法調和的矛盾性而難以使人信服，這是王國維研讀哲學的最大困惑，所謂“疲于哲學有日矣”正是這種困惑的真實寫照。為此，王國維不得不從哲學轉向文學，欲于其中求得直接的慰藉。

一生的影響

羅素曾說：“叔本華在哲學家當中有許多地方與眾不同。幾乎所有其他的哲學家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樂觀主義者，而他卻是個悲觀主義者。”⑦正因如此，叔本華的理論使得欲求“人生問題”的王國維迅速產生共鳴并深陷其中。然而，當他冷靜反思叔氏哲學并發(fā)現其理論矛盾時，他曾經認為的在叔本華那里已經獲得“人生問題”答案的判斷終告失敗。從表象上看，王國維似乎從此與叔本華一刀兩斷，但就其生命實踐而言，梁氏的后半生并未真正離開過叔本華。哲學研究的失敗使王國維轉向文學研究，故1904年之后至辛亥（1911）前后近十年間，王國維在文學研究和文學創(chuàng)作方面用力頗多、成果豐碩。不僅有《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等代表性文學論著，還有數量可觀的詩詞作品。據陳永正《王國維詩詞全編校注》所考，目前查證的王國維詩詞作品共305首（詩歌190首，詞105首）。王國維詩詞創(chuàng)作的動機大多源自悲情消解的需要，其詩作中的悲劇意識尤其是關于生命悲劇意識的種種形態(tài)的情感抒發(fā)，無不潛藏著叔本華人生悲劇論的影子。

辛亥革命爆的同年11月，王國維跟隨羅振玉東渡日本，直到1916年才回國工作。居日期間，王國維的研究方向又發(fā)生變化：由文學轉向史學、經學、古文字學、敦煌學及邊疆地理學等。留日期間的學術轉向玉成了王國維學術之路上的輝煌成就，成為國人公認的國學大師。然而，王國維用西方科學方法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和榮耀始終未能給他帶來心靈慰藉，同樣可謂之“可信者不可愛”?；貒笸鯂S致力于學術研究的同時，一直游走于亡清和民國之間。1923年受詔入值南書房成為溥儀的老師，“帝師”身份因1924年馮玉祥逼宮被迫中斷。對于民國，王國維曾熱心參與大學教育，如1922年受聘為北大“國學門”通信導師；1925年受聘為清華任國學研究院導師，等等。由此觀之，王國維與亡清和民國均有剪不斷的特殊關系，因此王國維陷入了價值認同的矛盾之中。1927年6月2日王國維毅然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而他之前的精神痛苦由此可見。因之，關于王氏之死，隧有種種評說，如“殉清說”、“逼債說”、“因病厭世說”、“受梁啟超排擠說”、“文化激變中的悲劇人物說”、“由于國家沒有研究機構而致死說”、“死因系致北大為爭清室遺產的信引起說”，等等。（詳見羅繼祖主編《王國維之死》，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辯證地看，每種觀點的提出對于全面理解王氏之死均不乏啟迪，然而又都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關于自殺，陳寅恪先生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的觀點值得玩味。陳氏指出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但其死因絕不限于一時間、一地域的具體事項，而是有超越時間和地域的理性存在，這種理性是一般人難以“共喻”的，認為王國維之死即屬此類。筆者認為，陳先生的分析可以解釋后人關于王氏之死的說法之所以眾說紛紜而又莫衷一是的現象，原因在于人們將王氏死因僅限于一時間、一地域的具體事件去理解，而未從超越時空的形而上的深層意蘊去探究。筆者認為，王氏之死是其欲解“人生問題”而終究未得其解的必然結果。當王氏通過研究哲學、文學研究以及其他學術研究都無法解決這一問題時便毅然選擇了自殺，而這與叔本華的自殺論密切相關。叔本華指出，自殺者的肉體痛苦在有強烈的精神痛苦面前顯得“毫不足道”時⑧，就會導致自殺。王國維深諳叔氏自殺論，其《教育小言十則》之九就有精妙闡釋和發(fā)揮。主要觀點有二：一是自殺者已經心力憔悴，無法支撐求生意志；二是意志之力無法遏制悲情的沖動。只要二者居其一，就足以自殺。王國維的闡釋，顯然是對叔本華《論自殺》的準確發(fā)揮，而他本人的自殺行為正是對叔氏自殺論的實踐?？梢哉f，王國維在精神世界走投無路的時候，正是叔本華的自殺論為他最終的人生歸宿提供了理性的精神動力?？v觀王國維的生命軌跡，盡管在人生求索之旅中曾經數易其志，但其哲學觀、人生觀以及最終的歸宿卻從未真正脫離過叔本華的影響。

（作者單位：內江師范學院黨委組織部）

【注釋】

①③④⑥姚淦銘編：《王國維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471頁，第471頁，第469頁，第473頁。

②王德毅：《王國維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第16頁。

⑤［德］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沖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235頁。

⑦［英］伯特蘭·羅素：《西方哲學史》（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303頁。

⑧［德］《叔本華文集》，鐘鳴等譯，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1996年，第229頁。

責編 /于巖（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