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教授、哈佛大學副教務長包弼德

文章原標題：《以史為橋 溝通哈佛與中國——訪哈佛大學副教務長包弼德教授》

包弼德教授(Peter K. Bol)，哈佛大學著名中國歷史研究專家，哈佛大學副教務長，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教授。包弼德教授長期致力于中國七至十七世紀文化精英的研究，著有《宋代歷史研究入門》、《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歷史上的理學》等。他于1971年取得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中國語言和文學學士學位，1973年獲該學院漢學碩士學位，1982年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歷史學博士學位，1985年起執(zhí)教于哈佛大學，1997-2002年任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2005年創(chuàng)建哈佛大學地理分析中心(Harvard 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并擔任首屆主任，學術兼職有國際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tǒng) (The 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管理委員會主任和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The China Biographic Database)項目主任等。作為哈佛大學的副教務長，包弼德教授主要分管教學創(chuàng)新，目前他主要負責哈佛大型在線公開課項目(HarvardX)的建設與推廣，正積極與世界各地的高校展開合作。

作為美國哈佛大學負責教學創(chuàng)新事務的副教務長和中國歷史研究學者，包弼德教授將如何評價中國當前的教育教學以及歷史研究狀況呢?帶著這一疑問，筆者近日訪談了包教授。

張梅：尊敬的包弼德教授，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訪談!這么多年您一直關注中國、研究中國歷史及其相關問題，發(fā)表了甚多在學術界產生廣泛影響的學術論著。能不能請您談談，最初是怎樣的機緣，觸發(fā)了您對中國的興趣?

包弼德：我最初對中國感興趣，關注點在政治。我從小生活在頗為左翼的家庭環(huán)境中，一直對美國政治比較感興趣。那時候美國政府不承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我認為這樣的政策行不通，也和美國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地位不相稱，這誘發(fā)了我對中國政治的興趣，于是開始學習中國語言，試圖多了解中國。那時候美國大學開設中國課程的并不多，公立中學開設漢語課程更是絕無僅有,于是我報名參加了輔導班，開始了漢語學習。那時候在美國的中學課堂上學習世界歷史也是沒有關于中國的內容的，可是我覺得避而不談中國歷史這怎么行呢!于是我就從學習漢語開始，自己主動去學習了解中國的歷史和文化。

高中畢業(yè)后，我本應該就讀美國的大學。可是恰在那時我父母親和妹妹們碰到去荷蘭生活一年的機會。你知道，我父親出生在荷蘭。于是我跟著家人去了荷蘭。到荷蘭后，我們家的一位朋友是教授中文的荷蘭教授，他建議我到萊頓大學讀書。因為我比較年輕，學習也非常努力，萊頓大學的老師因此很欣賞我。學習幾個月后，老師問我是否愿意留在荷蘭，于是我就留在了萊頓大學。那時，我對現(xiàn)代中國有著濃厚的興趣，但并不了解中國到底是什么樣子。一位老師建議我學習中國古代史，他對我說：“你們美國人老喜歡研究現(xiàn)代的東西，殊不知歷史絕對不能忽視。你在萊頓學習，可以先把古代史的基礎打牢，這對你將來學習現(xiàn)代史肯定會有幫助。”當時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的第一年，中國非?；靵y，我們獲取的信息也非常雜亂，我搞不清楚現(xiàn)代中國到底是什么狀況，而研究中國歷史，讓我發(fā)現(xiàn)那么多驚奇的地方，于是我對中國歷史的興趣越來越濃。我在萊頓大學的學習從本科開始一直到碩士畢業(yè)，但其中有三年半是在臺灣學習中國儒家經典, 在臺灣，我受到了傳統(tǒng)并且系統(tǒng)的漢學訓練。

張梅：我記得您在一次訪談中曾經說：“我研究中國不光是因為對中國有興趣，更是因為中國非常重要，而且對世界歷史來說中國越來越重要。”事實上，中國改革開放后經過三十多年的飛速發(fā)展，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人說，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您如何看待這一論斷?您又如何評價當下的中美關系?

包弼德：中國很重要!我五十年前就認為中國很重要，事實上，在我心目中中國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為現(xiàn)在中國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是世界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國家，盡管五十年前的中國很窮，但是我始終認為她是世界上一個舉足輕重的國家，這也是我當時對中國歷史非常感興趣的一個原因。

說到中美關系，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有的學者認為中美關系應該保持良好，有的則覺得未必。在政治家中，有些人視對方為敵人。但是在我看來，如果將中美兩國普通民眾相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人比較關心美國，很在乎美國對中國的態(tài)度，而大部分美國人比較沒有興趣關注中國，因為美國普通民眾對政治不是十分感興趣。換句話說，如果你去問美國的民眾，中國疆域有多大?中國有多少人口?絕大多數的美國人都回答不出來，甚至對中國處于世界地理的具體位置都不是很清楚。因此，我認為目前中國的發(fā)展，在借鑒世界先進技術與文化的同時，更應著眼于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中國歷史上許多思想家關于社會制度、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如何改善人類福祉的看法，對于今天的中國和世界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張梅：拜讀您的著作，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您把思想史與社會史結合起來進行研究，請問您為何要以這種方式進行研究?中國大陸學界以這種方式進行研究的似乎并不多，您對此有何看法?

包弼德：我們知道，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主要是從哲學的角度提出和分析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思想文化根植于社會生活的事實，思想史的研究不能脫離社會史的研究。思想史研究，我認為主要是研究有思想的人，具體可以說是“有學術的思想家”及“有思想的學者” 。當然，把社會史和思想史結合起來研究對我來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在我寫作《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和《歷史上的理學》等著作中都深有體會。因為從社會史的角度看，中國社會不講個人，只講家族(集體)。個人的行為(準確地說是大部分人的行為)，都是根據群體的利益訴求進行的。而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思想家是個人，他們有一個比較理想的世界，他們的“想”和“做”與普通人的想法和做法是有一些不一樣的。研究思想史，是要研究這些思想家想什么;而研究社會史，則是弄清楚他們怎樣用自己的思想去影響他人的行為。正是思想和行動的交互作用，推動了歷史，導致了歷史的變遷。

將思想史與社會史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中國大陸學者確實不多，但是我們看到，有一批學者正在努力推動一個新的社會史研究方向，例如華南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