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菲爾德一九七五年開始出版JCR報告，最初確立上述分子規(guī)則時，理由是“非學術文本很少會被引用”。然而有意思的是，在一九八一年一篇介紹《自然》的文章中，他自己開列了一九六一至一九八〇年間雜志被引用排名前二十的物理學文章，其中就有一篇被引一百九十六次的文章屬于“非引用項”，這就表明，《自然》上“非引用項”也能產(chǎn)生可觀的引用次數(shù)。

關于“非引用項”對影響因子的貢獻，多年來一直受到學界詬病。二〇〇五年加菲爾德受邀出席在芝加哥舉行的同行評審及生物醫(yī)學出版國際會議，做了題為《影響因子的歷史及其意義》的報告，其中他為自己制訂的規(guī)則辯護，這次他提出了兩條理由：

第一，“非引用項”雖然也會被引用，但主要集中在文章發(fā)表的當年，所以不會對影響因子的計算結果產(chǎn)生明顯影響（因為上述公式中需要計入的是文章發(fā)表后第二、第三年產(chǎn)生的引用）。

第二，影響因子公式盡管包括了“非引用項”的被引用次數(shù)，但只會對小部分雜志的影響因子產(chǎn)生相當有限的影響——他估計的幅度在5%—10%。

但是加菲爾德在上述報告中，并未提供任何數(shù)據(jù)來支持他的辯護。沒有數(shù)據(jù)支持，他的辯護是否可信？學術界當然不會人人都信。事實上，已有學者對此進行過專門研究，他們用實際數(shù)據(jù)表明：加菲爾德上述兩條辯護理由都不能成立。

先看學者海內(nèi)伯格（P. Heneberg）二〇一四年發(fā)表的研究成果：他選擇了十一家高影響因子刊物——

《自然》

《科學》

《自然醫(yī)學》（Nature Medicine）

《自然免疫學》（Nature Immunology）

《科學信號》（Science Signaling）

《細胞》（Cell）

《細胞代謝》（Cell metabolism）

《細胞干細胞》（Cell Stem Cell）

《新英格蘭醫(yī)學雜志》

《美國醫(yī)學會雜志》

《柳葉刀》

測算它們二〇〇九年發(fā)表的各欄目文章，在當年度和接下去兩年的被引用情況。結果表明，加菲爾德的第一個辯護理由完全不能成立。這些期刊上非學術文本，比如“社論”“讀者來信”“消息”，甚至“更正”之類，在發(fā)表后第二、三年度產(chǎn)生的有效引用，普遍明顯高于當年度的引用。也就是說，這些引用必然對影響因子的計算結果產(chǎn)生明顯影響。

另一項研究成果則明確否定了加菲爾德的第二條辯護理由。一九九六年，學者莫伊德（H. F. Moed）等人為了驗證ISI關于“可引用項”定義的合理性，挑選了一九八八年的三百二十份SCI期刊，將“非引用項”的引用次數(shù)從影響因子算式分子中完全排除，對“可引用項”（文章、評論和技術通信）的影響因子進行單獨計算。結果表明，其中一些刊物上的“非引用項”欄目，其實對影響因子有著很大貢獻。

文章著重列出十家知名雜志（包括《自然》），它們的“非引用項”對影響因子的貢獻，比值在6%—50%。其中《自然》算是非常小的，也有11.28%，而《柳葉刀》則高于50%，十家雜志中有九家大幅超出了加菲爾德所宣稱的5%—10%的

限度。

值得注意的是，莫伊德等人的論文，發(fā)表于加菲爾德二〇〇五年的報告之前九年，而且頗有影響，“谷歌學術”統(tǒng)計顯示它在正式刊物上被引已達兩百余次。但奇怪的是，加菲爾德在報告中對莫伊德等人研究的結論居然只字未提——很難想象加菲爾德會對此一無所知，因為僅僅一年之前（二〇〇四），加菲爾德和莫伊德兩人還合作發(fā)表過論文！

操弄影響因子的捷徑：減少分母！

上一節(jié)只是揭示了兩棲化雜志上的非學術文本對于雜志影響因子的直接貢獻，而實際上兩棲雜志的這些非學術文本，對于影響因子還有非常重要的隱性貢獻，本文暫且將其放上一放。但是熱愛影響因子的人士心中可能仍然不服，他們的義憤正在一系列設問中醞釀起來：好吧，就算我們頂禮膜拜的“國際頂級科學期刊”《自然》《科學》是兩棲化期刊，就算它們的影響因子中有非學術文本的貢獻，那總還有學術文本的貢獻吧？就算非學術文本對《柳葉刀》影響因子的貢獻高達50%，那至少還有一半來自學術文本吧？再說了，兩棲化又怎么了？兩棲化就不公正嗎？

筆者當然也可以故伎重演，反問在本文中有任何一句話可以被解釋成“兩棲化就不公正”這樣的意思嗎？當然沒有。不過在影響因子這個問題上，規(guī)則到底公不公正，到底什么是公正，請先拋棄成見，請先壓抑一下對影響因子熱愛的情懷，看看下文再下結論。

筆者在上一節(jié)已經(jīng)指出，國內(nèi)對影響因子計算公式的表述普遍是錯誤的。想想許多熱愛影響因子的人士，其實連自己熱愛的對象是什么都沒搞清楚，也真是夠悲摧的。而造成這種普遍錯誤的根本原因，則是因為在中國不存在兩棲化的雜志，所以影響因子計算公式的表述者們，都想當然地將分母中的“引用項”數(shù)等同于分子中的“源刊文本”數(shù)。

也就是說，對于中國雜志而言，如果是學術雜志，那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它的全部文本都是“引用項”，所以“源刊文本”數(shù)就等于“引用項”數(shù)；而如果它不是學術雜志，那它的“引用項”就是零，因而也就不可能加入影響因子游戲——因為這將導致在影響因子計算公式中分母為零。

中國人將公式理解錯了，但洋人們可沒理解錯，尤其是那些影響因子游戲的“頂級玩家”，它們不僅正確理解了公式，而且從公式中看出了操弄影響因子的捷徑！

根據(jù)公式，影響因子是一個分數(shù)值，要將一個分數(shù)值變大，途徑當然有兩條：一條是增加分子的數(shù)值，在影響因子游戲中，就是設法追求更多的引用；而另一條則是減小分母的數(shù)值——在影響因子游戲中，這可以通過減少“引用項”數(shù)量來達到。

為此筆者考察了被中國學界頂禮膜拜的《自然》雜志。簡而言之，《自然》雜志大幅提升影響因子的捷徑之一，就是利用影響因子的計算公式的分母規(guī)則，逐漸減少“引用項”（即學術文本）的數(shù)量。對《自然》這樣的周刊而言，它還有先天的優(yōu)勢—龐大的發(fā)表數(shù)量，使得它可以在不引人關注的情形下，逐年減少引用項數(shù)量。如果把多年數(shù)據(jù)進行逐年統(tǒng)計和對比，結果頗為驚人，數(shù)據(jù)表明：

從“科學情報研究所”（ISI）開始出版JCR報告至今，《自然》雜志一直在持續(xù)減少“引用項”的數(shù)量，從一九七四年的一千五百零二篇，減少到二〇一四年的八百六十二篇。

與引用項大幅減少形成鮮明對應的是，過去四十年里，《自然》雜志的影響因子一直在逐年攀升，一九七四年為2.3，二〇一四年為41.5。對應《自然》雜志的影響因子排名，一九七四年位列第五十五，八十年代后期開始躍升，一九九〇年至今一直穩(wěn)居前十的位置。

減少學術文本數(shù)量可以提升影響因子，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上并非僅《自然》一家有此做法。據(jù)二〇〇七年《皇家醫(yī)學會雜志》（Journal of the RoyalSociety of Medicine）上的一項研究，一九九四至二〇〇五這十余年間，《內(nèi)科學年鑒》（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英國醫(yī)學雜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 《美國醫(yī)學會雜志》《新英格蘭醫(yī)學雜志》《澳大利亞醫(yī)學雜志》（Medical Journal ofAustralia）、《加拿大醫(yī)學聯(lián)合會雜志》（Canadian MedicalAssociation Journal）等著名醫(yī)學期刊，學術文章數(shù)量都在逐年大幅下降。

這項研究還考察了一個學術文本數(shù)量直接左右影響因子的典型案例：《柳葉刀》的學術文本在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這三年間曾大幅增加，結果《柳葉刀》影響因子隨之大幅下滑，從一九九六年的17.9下降到一九九九年的10.0，排名則從第二十名下降為第五十六名。

《柳葉刀》主編后來在《自然》雜志上發(fā)表文章談論此事，說此事純屬意外。一九九七年雜志把原本不計入影響因子公式分母的“通信”（letters），分為讀者來信（Correspondence）和研究通信（Research Letters），前者不計入公式分母，后者由于走同行評審程序，ISI就將其歸為“原創(chuàng)論文”計入分母，這直接導致雜志的“引用項”數(shù)量大幅增加。

《柳葉刀》二〇〇〇年原本計入“引用項”的數(shù)量是八百二十一項，經(jīng)與ISI討價還價“溝通”之后，“糾正”為六百八十四項。此后《柳葉刀》及時進行“矯正”，大幅削減學術文本數(shù)量，影響因子隨之一路回升，二〇〇〇年為15.0，二〇〇五年升至23.8，二〇一四年高達44.0，躋身影響因子游戲“頂級玩家”之列。而二〇一四年《柳葉刀》的“引用項”已經(jīng)減少到只剩二百七十一項了。

另一奧妙：減少哪些學術文本？

實際上，雜志在“利用兩棲性質(zhì)減少學術文本以提升影響因子”的策略實施過程中，還另有隱性機制作用于其間：既然決定減少計入分母的“引用項”文章，當然就可以盡量減少以往低引作者或低引主題的文章，而這一點完全可以通過考察該雜志前幾年學術文本的引用情況來做到。

例如，《自然》雜志二〇〇五年就曾發(fā)表過一項統(tǒng)計表明：二〇〇四年《自然》雜志89%的引用數(shù)是由25%的文章貢獻而得。二〇〇二和二〇〇三年《自然》共發(fā)表約一千八百篇引用項，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文章在二〇〇四年被引超過一百次——排名第一的文章引用超過一千次，其余絕大部分被引都少于二十次。

上述統(tǒng)計結果還表明，論文引用和學科類別直接相關，從二〇〇三年度《自然》發(fā)表的論文來看，熱門領域如免疫學、癌癥學、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的論文，引用在五十至二百次之間。而冷門專業(yè)如物理學、古生物學和氣候學，論文引用通常少于五十次。

所以，雜志完全可以多登高引文章，少登甚至不登低引文章。

這里需要特別補充一點：一本雜志要實施上述“自主選擇”，前提條件是，它不能是國內(nèi)學者想象中的“學術公器”—匿名審稿并由編委會決定稿件的刊用與否。而《自然》這樣的雜志恰好不是這種“學術公器”。

《自然》雜志現(xiàn)任主編坎貝爾（Philip Campbell），在《〈自然〉百年科學經(jīng)典》一書的前言中，對中國讀者說了一段“掏心掏肺”的大實話，對于我們理解《自然》雜志的性質(zhì)非常有幫助：

我們在編輯方針上是獨立的，我們應當發(fā)表什么內(nèi)容由我們自己來判斷。……但我們沒有編委會，所以我們經(jīng)驗非常豐富的編輯人員可以不受約束地就哪些論文會對不同領域產(chǎn)生重大影響做出自己成熟的判斷。完全獨立的另一個好處是，在判斷我們的讀者喜歡閱讀什么樣的內(nèi)容時，我們可以不必苛求意見一致，我們的學術思想可以更加靈活。

這段話的要點是：《自然》雜志并非國內(nèi)通常意義上的學術刊物——因為它既不實行學術同行的匿名審稿制度，也沒有編委會。

討價還價和黑箱操作

上文《柳葉刀》案例中，同一類型的文本，歸入“通信”欄目就不算“引用項”，歸為“研究通信”欄目就算“引用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