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書院教育史上，宋代書院以其開創(chuàng)性和純粹性，成為“書院精神”的象征。尊嚴師道、敦品礪行的師道精神，是其重要表征，也是唐、宋文化嬗變的歷史產(chǎn)物。宋代書院不僅以明道、行道、修己安人為基本教學宗旨，同時也集山水名勝與人文景觀為一體，處處閃爍著詩情樂感的教育光輝。

【關(guān)鍵詞】宋代  書院  師道精神    【中圖分類號】G40-09    【文獻標識碼】A

在宋明教育史上，書院的地位十分突出。清末，章太炎總結(jié)中國學術(shù)與思想史，崇私學、抑官學，論定“中國學術(shù)，自下倡之則益善，自上建之則日衰”。從那時起，視私學和書院為中國傳統(tǒng)“教育精神”的集中體現(xiàn)，幾乎成為中國現(xiàn)代教育史家之通論。此論可能有所偏頗，不過與其他教育組織形式相比，書院更能體現(xiàn)傳統(tǒng)教育精神，則是不爭的事實。在書院教育史上，宋代書院又以其開創(chuàng)性和純粹性，成為“書院精神”的象征。宋代書院之教育精神不一而足，尊嚴師道、敦品礪行的師道精神，是其重要表征。

宋代學者扭轉(zhuǎn)了漢唐以來日趨功名利祿的風氣，追求體現(xiàn)人性尊嚴的社會秩序

尊嚴師道，本來就是原始儒學的重要理念。漢人尊經(jīng)，因而尊師。魏晉之后，師道衰落，隨著經(jīng)師地位的下降，儒學的價值信仰體系遭到挑戰(zhàn)。于是，韓愈的《師說》應(yīng)運而生。柳宗元曾這樣評價《師說》：“由魏、晉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辱，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師說》開篇即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yè)、解惑也。”“道”，即以“仁義”為實質(zhì)的儒學核心價值；“業(yè)”，即承載儒學價值精神的經(jīng)典要籍；而“惑”則同時關(guān)聯(lián)著經(jīng)籍知識與人生道理。韓愈的尊師重道已蘊含著捍衛(wèi)儒學“道統(tǒng)”的文化意識。時人目之為“狂人”，表明其思想與行動尚未蔚然成風。

韓愈的未竟之業(yè)是由宋儒繼承并發(fā)揚光大的。在宋代，“道”“道學”“學道”“道統(tǒng)”“道體”等時代話語日漸流行。宋儒崇道宗經(jīng)，回歸以孔、孟為代表的原始儒學，通過重新詮釋儒學經(jīng)典，在貫通天人中，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現(xiàn)和提煉儒學的根本價值，此即所謂“道”和“體”。他們立此“道”、揚此“體”，具有雙重實踐關(guān)懷。一方面，他們要為士大夫階層的精神發(fā)展重新定向，使之從漢唐以來日益淪為功名利祿之學中超拔出來，回歸到追求仁道精神、實現(xiàn)人性尊嚴的內(nèi)在價值上來。周敦頤的“圣希天，賢希圣，士希賢”，程頤的“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等名言，皆昭示了這一精神發(fā)展方向。另一方面，他們要以此“道”引導政治改良、轉(zhuǎn)化社會風氣，營造一個合乎仁道精神、體現(xiàn)人性尊嚴的社會秩序。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體現(xiàn)的都是這樣一種宋學精神。這是崛起于宋代、以寒門庶士出身者為主體的士大夫階層所具有的新的角色意識和文化自覺。

日本學者內(nèi)藤湖南有這樣一段精彩論述：“唐代宰相念念不忘自己出生的政治世家，而范仲淹的理念中沒有這些。他認為士人在世，自己與天下整體連在一起而存在，所以不是從門第出發(fā)，而是從作為個人的人格出發(fā)，與天下整體相處。這是宋代士人和唐代人在理念上的不同。后來，宋代士人還提出了‘為萬世天太平’的口號。他們是以一人所為聯(lián)系天下國家，及子孫萬世的大氣概立世的。”內(nèi)以圣賢自期、敦品礪行，外而得君行道以化萬民、開太平，遂成為宋代有志士人的學術(shù)與人生理想。

宋代書院教育活動以明道修身、心無旁騖為共同宗旨

倡道學、明道體、重塑道統(tǒng)的過程，也是重整師道的過程。理學的開山鼻祖周敦頤就具有十分自覺的師道意識。他說，“天地之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道與德則“非師友不可得”，“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

宋儒倡行的師道有兩個基本內(nèi)涵：其一，就道統(tǒng)與治統(tǒng)的關(guān)系而言，強調(diào)道尊于勢，要求以師道“求治、正君、規(guī)過、養(yǎng)德”。志氣高邁的宋儒在朝為官，通常不是把自己視為君主的奴仆，而是視君臣為同事，不少人還以帝王之師自持。其二，就道統(tǒng)自身的建設(shè)而言，它強調(diào)師友講論是倡明圣道、勸善諫過的根本途徑。在這兩個方面，能“尊嚴師道”的程頤，在言行上就頗具有典范性。他既有倡導經(jīng)筵、自尊自重以教導王者之舉，又有“程門立雪”的故事傳世。宋學開創(chuàng)者、“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也以其明體達用之學、尊嚴師道之舉，被立于《宋元學案》之首。宋代書院的師道精神，是唐、宋文化嬗變的歷史產(chǎn)物，所以我們不能在與宋代學術(shù)、思想、文化嬗變的割裂中，孤立而封閉地處理書院精神。

宋代書院的發(fā)展，大致可被分作宋初和南宋兩個時期。宋初書院是從唐末五代的私人藏書館所演變而成，主要為寒門庶士自修進學之地，孕育著崇道宗經(jīng)、講求義理的宋學精神。“宋初三先生”胡瑗（993-1059）、孫復(fù)（992-1057）、石介（1005-1045）就是因此而成學立德。至北宋中期，官學遍設(shè)，新的學術(shù)精神被引入官學，不少書院也被改為官學，加之兩宋之際的兵火摧殘，書院遂呈衰落之勢。南宋時期，官學再度淪為利祿之途。乾道、淳熙年間，以“東南三賢”朱熹（1130-1200）、張栻（1133-1180）、呂祖謙（1137-1181）的崛起為代表，宋代理學進入了多家多派的繁盛時期。南宋書院眾多，而在“東南三賢”影響下的書院，如朱熹主持的白鹿洞書院和武夷精舍、張栻主教的岳麓書院、呂祖謙主持的麗澤書堂（后來增擴為麗澤書院）等，都是南宋書院精神的典型代表。

與現(xiàn)代以專業(yè)知識技能為中心的大學教育不同，書院首先是具有共同信仰的士人們圍繞著理學宗師而結(jié)成的思想和生活共同體，其學術(shù)、教育活動皆以明道、行道、修己安人為共同宗旨。相反，不修倫常、馳騖于功名利祿者，則常常為人所不齒。朱子曾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要，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wù)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在這一點上，張栻與朱熹是比較一致的：“侯之為是舉也（指劉珙重修岳麓書院），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承斯道而濟斯民也。”呂祖謙所至興學，皆以此相倡：“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jīng)旨、明理躬行為本。”

書院皆有其宗師，宗師們是以其高潔品格、精湛學術(shù)屹立于士林之中，并吸附四方學子的。宗師擇取生徒，也以德行為先。呂祖謙在學規(guī)中嚴格規(guī)定：“凡預(yù)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不順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誠于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不在此位。即預(yù)集而或犯，同志者規(guī)之；規(guī)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于眾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師友之間勸善諫過，乃書院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宗師本身，則更以其言行舉止為諸生表率。理學宗師們?nèi)叨偈娴?ldquo;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并以之為立身行事的基本準則，師友相交，自然也不例外。朱熹將其書于《白鹿洞書院教條》中，呂祖謙則進行了更加具體地發(fā)揮：禁止師友之間結(jié)黨營私、相互吹捧，不得拉關(guān)系、走后門，“毋得干謁、投獻、請托。毋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妄分清濁”。

宋代書院是集講學、游歷山水名勝、師生唱和為一體的詩情樂感教育勝地

作為聚學之所，讀書、講論自然是書院教學的中心活動。師徒平日以自修、相互討論為主，同時也定期、不定期地舉行師生會講。需要指出的是，以經(jīng)典為話題的書院會講，并不同于現(xiàn)代大學知識本位的學術(shù)講座，它們總是關(guān)懷著“人生—文化”意義的生成，關(guān)聯(lián)著講習者的人生覺解和自我修行。對于很多書院人來說，講學已成為澄明思想、彼此印證、相互砥礪的生活方式，深刻觸動著人的靈魂。

日常講論及會講，大都以經(jīng)典話題為重要內(nèi)容?；突?40卷、數(shù)百萬言的《朱子語類》，不少內(nèi)容就是這種師生講論的具體見證。其會講，有時還是以不同學派的宗師們相互交流、辯難的形式進行的，書院諸生也參與其中，著名的“鵝湖之會”就是如此。當時，陸九淵應(yīng)朱熹之邀，講學于白鹿洞書院，講題為人們耳熟能詳?shù)?ldquo;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因切中時弊，朱子與諸生皆沉迷其中，深受震撼；雖值春寒未盡之時，朱子仍揮扇驅(qū)汗。正因如此，像朱子那樣的大師，才會癡迷于講學。他為官時經(jīng)營書院，白天到官府辦公，夜間還乘船過江赴書院講學，竟至于“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岳麓、白鹿、麗澤等書院人才輩出，并成為不同地域文化的重要象征，顯然與大師們“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教育精神密不可分。這也是章太炎極力表彰古代大師講學的重要理由。

當然，書院師生之交往與活動并非完全局限于讀書、講論。游歷山水名勝，師友唱和、以詩為教，也是書院教育生活的另一道風景。東南三賢文集中，詩詞歌賦都占有很大篇幅，其中不少內(nèi)容即是這一生活的生動見證，而朱子尤為突出。對于其奧妙與功用，朱子心知肚明，其詩曰：“析句分章功自少，吟風弄月興何長！從容詠嘆無今古，此樂從茲樂未央。”徜徉于山水名勝之中，那自然的和諧與節(jié)律扣動著生命的琴弦，消彌了物我、古今的分別，讓人們進入到與天地萬物共鳴、共舞之境域，興發(fā)著理學家們所孜孜以求的天人合一、美善相融的人生境界。

其實，書院本身就是集山水名勝與人文景觀為一體，處處閃爍著詩情樂感的教育勝地。別的姑且不論，細品朱子的《武夷精舍雜詠并序》，其人文化成的意蘊即可一目了然。1183年，朱子于閩北名勝武夷山建立武夷精舍。朱子因山水之勢，起館堂亭榭，更對其給予精心命名：仁智堂（會講之所）、隱求齋（棲息之所）、止宿寮（延賓之所）、石門塢（因塢累石為院門）、觀善齋（學子群居之所）、寒棲館（以居同道）、晚對亭、鐵笛亭、釣磯（垂釣之所）、茶灶（煮水品茶之所）、漁艇。然后，朱子又為上述場所各題五言詩一首，以明其心志。所題仁智堂詩曰：“我慚仁智堂，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其詩在山水與人文的相交相輝映中，表達了既仁且智、樂山樂水的儒者情懷。誠如朱子在序末所說：“若夫晦明昏旦之異候，風煙草木之殊態(tài)，以至于人物之相羊，猿鳥之吟嘯，則有一日之間恍惚萬變而不可窮者。”學子們置身其中，怎能不心曠神怡、欣然奮起？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清]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卷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日]內(nèi)藤湖南：《中國史通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責編/周素麗  王妍卓（見習）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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