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山大學教授 李吉奎

我國以孔孟儒家學說為主流的文化形成傳統(tǒng)，與社會教育、道德行為、個人前途緊密結合，在獨尊儒術的兩千余年間，潛移默化，規(guī)范了世代國人的思想道德。傳統(tǒng)文化的功能及其影響力，絕對不可小覷。近代以來，以曾國藩為代表的一批儒士出身、篤信程朱理學、熱心經世的帶兵官，之所以能鏟除洋不洋土不土的洪楊“拜上帝”會（拜上帝教），其宣之于眾的口號，不是保衛(wèi)大清王朝，而是保衛(wèi)孔孟“圣教”。而今，孔子學院在國外開遍通都大邑，成為進行中外文化交流、中國向世界展示“軟實力”的重要平臺?？鬃又疄橛?，大矣哉！事實表明，任何想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有所作為的人物，對于孔孟儒學，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或然或否，都是無法回避的，孫中山也不能例外。

孫中山畢業(yè)于香港西醫(yī)書院，接受了完整的新式教育。據(jù)他自己說，十二歲畢經業(yè)，此說似不足信，但他早年受過一定程度的傳統(tǒng)文化訓練，卻是無可懷疑的。從事革命活動，尤其是中國同盟會成立后，他的身邊不乏飽學之士，這種環(huán)境，對加深他的國學修養(yǎng)，也是很有裨益的。不過，在1917年開展護法運動以前，孫中山為了從事反清、反袁，主要任務是進行組織、宣傳與軍事活動，奔走海內外，不遑啟處，缺乏對傳統(tǒng)文化探討與表態(tài)的機會，他對傳統(tǒng)文化的若干言論主要是表現(xiàn)在宣傳上的偶爾涉及，難說有什么系統(tǒng)和深度，這也是環(huán)境使然。但到了他的晚年，情況則大不相同，形成了他獨有的傳統(tǒng)道德繼承論；直至今日，這種理論仍足以令國人振聾發(fā)聵。

孫中山早年頗具民本思想。最早是體現(xiàn)在1894年《上李鴻章書》中。倫敦蒙難以后，1896年11月，他在復英國人翟理斯函中稱，“生于晚世，目不得睹堯舜之風、先王之化，心傷韃虜苛殘，生民憔悴，遂甘赴湯火，不讓當仁，糾合英雄，建旗倡義。擬驅除殘賊，再造中華，以復三代之規(guī)，而步泰西之法，使萬姓超甦，庶物昌運，此則應天順人之作也。”又稱，足下昔游敝邦，潛心經史，當必能恍然于敝國古先圣賢王教化文明之盛也。至于他本人，“早歲志窺遠大，性慕新奇，故所學多駁雜不純。于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于西學則雅癖達文（Darwinism）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瀏覽。……于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焉。”[1]從這些當時的言論可以看出兩點，一是孫中山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后，反對的是滿清專制體制，即使這個反滿是民主革命，也與傳統(tǒng)文化的革命無關，民本思想與儒學思想仍在他頭腦中發(fā)酵。二是至1896年底為止，孫中山并未在自己的政治術語中使用“革命”二字。那么，孫中山的反滿活動，從何時開始被稱為“革命”呢？我查閱有關孫中山的資料，發(fā)現(xiàn)彭澤周在《犬養(yǎng)毅與中山先生》一文中引錄了1898年2月3日犬養(yǎng)致陸實信中，要求受信人關照流亡來日的孫文等人，謂“彼等亦廣東革命黨員”。這是日文資料中最早記載孫等為革命黨的資料。同年5月11日，宮崎寅藏將《倫敦被難記》譯成日文《清國革命領袖孫逸仙幽囚錄》開始連載于《九州日報》。到1899年1月24日日本神奈縣知事的報告中，日本官方正式區(qū)分孫逸仙派為革命派，康有為派為改革派。[2] 可見，從這時起，孫中山的反滿事業(yè)，才被外界認可為革命事業(yè)。

孫中山無疑希望將自己的反滿事業(yè)合理合法化。1901年春，美國記者林奇（G. Lynch）在采訪孫中山之后寫到，“孫逸仙樂意地談及他最近組織的革命活動”。1903年12月13日，他在檀香山的一次演說中表示：“革命為唯一法門，可以拯救中國出于國際交涉之現(xiàn)時危慘地位。甚望華僑贊助革命黨。”又稱，“首事革命者，如湯武之伐罪吊民，故今人稱之為圣人。”孫中山指出孔子作《易經》系辭，稱湯武革命順乎天。1905年7月30日在東京召開中國同盟會籌備會議，孫中山提議定名為中國革命同盟會。在討論中，有謂本會屬秘密性質，不必明用革命二字者。再三討論，確定為“中國同盟會”。[3]孫中山對革命二字情有獨鐘。1910年2月28日，他在舊金山一次演說中，針對在美華僑多有不解“革命”之義者，動以“革命”二字不美之名稱，不敢聞問，指出，“革命者乃圣人之事業(yè)也。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其證也。某英人博士曰：‘中國人數(shù)千年來慣受專制君主之制，其人民無參政權，無立法權，只有革命權’，‘中國人民遇有不善之政，則必以革命更易之。’由此觀之，革命者乃神圣之事業(yè)，天賦之人權，而最美之名辭也。”[4]

孔學名高，但孫中山在充分利用孔子的思想為自己的事業(yè)作護符的同時，也指出孔孟天命之說為不足取。1908年9月15日，他在新加坡《中興日報》撰文與《南洋總匯報》論戰(zhàn)，內謂：“夫孔孟，古之圣人也，非今之科學家也。且當時科學猶未發(fā)明，孔孟所言有合于公理者，有不合于公理者。”哪些是不合于公理者呢，孫認為，孔子說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庶人不議”；孟子說的“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類似這些觀點，均是不可取的，否則，就不必議政、救亡圖存、革命了。[5] 孫中山從民主革命的全新視角對待孔孟學說，不但有力地抨擊了保皇理論，這種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也為后人區(qū)分傳統(tǒng)儒家的菁華與糟粕樹立了一個榜樣。

孫中山是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推翻封建專制帝制，建立共和政府，是他“不讓當仁”的歷史史命。在同盟會時期（按他自己的說法，可能更早一些），形成了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理論。他在1923年1月說到，“余之謀中國革命，斯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guī)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吾所獨見而創(chuàng)獲者”。[6]平情而論，這種說法還是符合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