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問，這“智‘仁、勇”理論，何所從來？原來是《論語·子罕第九》中的話：“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他于是對這三個要素分題講述。對于智的來源，認為若由學問上致力，則能集合多數人之聰明，以為聰明，不特取法現代，抑且尚友古人。簡單說來，軍人之智，是別是非，明利害，識時勢，知彼己。說到仁，孫中山認為，智是辨利害的，“仁則不問利害如何，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求仁得仁，斯無怨矣。”針對古來說仁者不一而足，他說：“據余所見，仁之定義，誠如唐韓愈所云‘博愛之謂仁’，敢云適當。博愛云者，為公愛而非私愛，即如‘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這博愛之仁，包括救世之仁、救人之仁與救國之仁。他還將行仁與實行三民主義聯系起來，說實行三民主義，以成救國救民之仁而已。對“勇”字的解釋，孫中山謂，“孔子有言‘勇者不懼’，可見不懼為勇之特征。”又謂“勇之種類不一，有發(fā)狂之勇，所謂‘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者也。有血氣之勇，所謂‘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撻于市朝’者是也。有無知之勇，所謂‘奮螳臂以擋車輪’者是也。”這些都是小勇，而非大勇。而軍人之勇，是在夫成仁取義，為世界上之大勇。他認為，軍人之勇是長技能，明生死。至“明生死”一層，人生幾十年，終不免一死，是死于牗下抑死于疆埸，在明生死之辨，如孟子所謂“所欲有甚于生者，舍生而取義也”。

在講到軍人的“決心”時，孫中山要求考慮“成功”、“成仁”。“不成功，毋寧死，死即成仁之謂，古之志士有求之而不可得者”。“濟則國家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成仁而死，極有偉大之價值，即此之謂。孫中山之講軍人精神教育，結合“人民革命”歷程，闡發(fā)孔孟思想中對智、仁、勇的精義，不僅為國民黨軍隊訓練提供了一套理論，也為傳統(tǒng)儒學的軍事思想在現代戰(zhàn)爭中找到一條出路。

（三）為國立廣東大學題寫校訓。孫中山在1923年春第三次開府廣州后，計劃開辦文武兩間學校，事果有成，這便是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與國立廣東大學。1924年2月4日，孫飭令將國立廣東高等師范、廣東法科大學與廣東農業(yè)專門學校合并，改為國立廣東大學，并派鄒魯為該校籌備主任。6月5日，批準鄒魯所報下期招生章程與辦法。

國立廣東大學創(chuàng)辦時經費十分困難，6月7日，孫氏指示校方發(fā)起勸捐，并通令各縣縣長催收保證費，以維大學學款。11月11日，大學舉行正式成立典禮，胡漢民、汪精衛(wèi)、廖仲愷、各軍總司令、蘇聯顧問鮑羅廷及日本駐穗總領事天羽英二、德國代表白仁德等與會。孫中山因忙于準備北上，未能親自參加，派胡漢民代表在典禮上致辭，并代為宣讀孫氏親筆書寫的校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18] 這個校訓，來源于《中庸》，原文是：“誠之者，擇善而固執(zhí)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它講了從學習到實踐的全過程，治學固然如此，修身之道同樣也是此理。這是儒學的“內圣外王”之道，故孫中山稱，“余之民族主義，就先民所遺留者，發(fā)揚而廣大之，且改良其缺點”[19]。此言實在不虛。當然這里講的僅僅是治學之途，他同樣看重的是治學之外，還要有正確的服務觀，故1923年12月21日，他在嶺南大學對學生們說：“我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20] 言簡意賅，百世不易。

（四）宣傳“博愛”思想。“博愛”一詞，前面已涉及，它來源于《孝經·三才》中“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具兼愛、泛愛之義。孫中山將解釋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與自由、平等、博愛聯系起來，說“博愛的口號，這個名詞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國‘同胞’兩個字是一樣解法，普通譯成博愛，當中的道理，和我們的民生主義是相通的。”[21] 如前所述，孫中山十分看重韓愈《原道》所謂“博愛之謂仁”的說法。他一生多次為他人或公共場所題為“博愛”二字，他在1918年5月訪問梅縣謝良牧、逸橋昆仲時，為之題門聯“博愛從吾好，宜春有此家”，最能體現他的情懷。國民黨在南京建中山陵，還在起登處豎立“博愛”牌坊，藉以彰顯其思想。

孫中山在《民權主義》第二講結束的時候說，“因為我們的民生主義是圖四萬萬人幸福的，為四萬萬人謀幸福就是博愛。這個道理，等到講民生主義的時候，再去詳細解釋。”在《民生主義》演講中，他講到“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社會的文明發(fā)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進步”，都是以民生為重心。他主張以和平方法而不是“快刀斬亂麻”的方法解決問題。他認為今日中國是患貧，不是患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