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下，有利用西方“經濟人”假設等理論對我國全面從嚴治黨思想進行歪曲解讀的現象，我們亟需以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人性觀為出發(fā)點，正本清源，不斷強化全面從嚴治黨政策理論體系的邏輯合理性和現實可操作性，充分體現并發(fā)揮出馬克思關于人性假設理論的時代價值。

【關鍵詞】人性假設理論  經濟人  現實人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人性假設作為一種“公理性”的假定，據此推理演繹出諸如哲學、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等一系列學科理論體系。目前國內運用該理論展開的研究已經延伸細化到行政學領域，尤其是注重以人性假設理論為支撐，探討公職人員激勵約束等治理機制的建立和優(yōu)化。但在黨建領域，以人性假設理論為邏輯起點的演繹分析幾乎沒有。這就導致西方人性觀及在此基礎上建構起來的，諸如“經濟人”、“社會人”等人性假設理論大行其道，從各個不同側面對全面從嚴治黨這一重大戰(zhàn)略思想進行歪曲解讀。因此，亟需以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人性觀為出發(fā)點，正本清源，不斷強化全面從嚴治黨政策理論體系的邏輯合理性和現實可操作性，充分體現并發(fā)揮出馬克思關于人性假設理論的時代價值。

古今中外的人性假設理論對全面從嚴治黨的不同解讀

古今中外學者對人之本性長期爭論不止，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諸多人性假設理論。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主要有“人性本善”、“人性本惡”和“經濟人假定”等學說。

性善論：代表人物孟子，他認為“人之性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他主張“善”雖是人之本性，但其不會自然而然地自我保持，需要借助于 “四德”即仁義禮智，國家要施“仁政”，要通過仁義禮智之善的教化熏陶民眾，他認為這是治國理政的根本途徑。性善論主張道德感召、禮儀教化的思想，在我國兩千多年的國家治理中發(fā)揮了強大的穩(wěn)定器作用，有著重要的研究借鑒價值。全面從嚴治黨面對的是一支擁有8800多萬黨員的隊伍，黨員個體之間差異較大，要統(tǒng)一思想、增強意識，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確保中國夢的早日實現，就是要加強對黨員干部的思想教育，營造去惡揚善的環(huán)境和氛圍，發(fā)揮思想建黨的柔性力量。

性惡論：代表人物荀子，他認為“人之性惡，其善偽也”。荀子的學生韓非子對其師“性惡論”做了修正，提出人性“好利惡害”論，認為人的本性非常自私，行為動機起于“好利”，期冀用仁德感化的方式實現天下之治是一種空想，必須用嚴刑峻法及獎賞激勵等手段來適應臣民趨利避害的本性。西方關于人性的假定，“性惡論”始終占據主流地位。早期，西方學者認為人性本惡，主張用宗教信仰來改造人性和限制人性的惡行，導致了禁欲主義產生。后來，建立在該學說上的國家治理理論不斷完善，學者們認為人性罪惡，有權必濫，要對權力加以限制，成為西方法治思想肇始之淵源。

古今中外，在性惡論學說基礎之上，逐步延伸出了樸素的法治思想，主張完善法律制度來加強治理。這對今天我們全面從嚴治黨，強調制度治黨、依規(guī)治黨的主張有著很強的借鑒意義。黨員干部也是人，也存在欲望膨脹和人性趨惡的可能，我們不僅要對他們加強教育，還要重視監(jiān)督執(zhí)紀，以遏制違紀腐敗等不良現象的發(fā)生和蔓延，發(fā)揮制度治黨的剛性約束。同時也要看到，由西方性惡論引申而來的禁欲主義是反人性的，必須摒棄。我們黨員干部也是一個個鮮活的人，不能一味強調黨性而扼殺人性正常的需要。另外，韓非子主張的“權術勢”相結合的“霸王”式管理思想也要堅決反對。因為黨內政治生活要正?；I導干部不能壓制黨內民主、盛氣凌人的官老爺，不能把黨的干部當私人財產、搞人身依附、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一團和氣、玩弄陰謀等。

“經濟人”假設認為人是自利、追逐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該假定引入政治行政領域，尤其是黨建范疇的話，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全面地認識黨員干部，真正把他們作為一個個真實的治理對象加以客觀研究分析，也可以解釋目前黨員干部隊伍中出現的一些自私自利、貪污腐化等不良現象，從而印證全面從嚴治黨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這一假定抹殺了政治活動同經濟活動間的差異性，對私與公、個人與集體、局部與整體間的關系理解都帶有較大的片面性。它否認有一心為公的政治家，更不會承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和黨員隊伍的存在。如果一味固守著這一理論不放，甚至成為一種學術研究上的 “宗教信仰”、言必稱“依據經濟人假設應該如何如何”的話，那么腐敗便有了正當存在的理由，由此就會得出腐敗不可避免論、反腐無用論等種種錯誤的觀點，全面從嚴治黨就會顯得可有可無。

基于馬克思“現實人”假設之黨員干部人性維度分析

作為人的類屬性之“經濟人”維度。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當前，我們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人性中的“經濟人”特性即利己性仍是客觀存在的，黨員干部也不例外。要肯定個人利益存在的客觀性和實然性，追求合法合理的個人利益無可非議，無需譴責。劉少奇也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yǎng)》一文中指出，黨員的個人利益要服從黨的利益，為了黨的利益還要求黨員在必要的時候犧牲自己個人的利益。但是，這并不是說，我們不承認黨員的個人利益，要抹殺黨員的個人利益，要消滅黨員的個性。黨員總還有一部分私人問題需要自己處理，并且他要根據自己的個性和特長來發(fā)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