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們提出“唯物史觀的中國文化基因”概念（簡稱“唯物史觀基因”），主要依據經典作家和相關學者有關唯物史觀“萌芽”或“因素”的研究。雖然唯物史觀基因與唯物史觀科學體系之間存在本質區(qū)別，但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唯物史觀基因的客觀存在與不斷生長，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寶貴理論準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唯物史觀”被率先接受的重要前提。

【關鍵詞】中華傳統(tǒng)文化 唯物史觀 科學體系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關于實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的意見》，為傳承發(fā)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理論與實踐指明了方向。其中提出的第一項重要任務就是“闡發(fā)中華傳統(tǒng)文化精髓”，特別要求“深刻闡明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發(fā)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豐厚滋養(yǎng)”。為此，我們提出“唯物史觀的中國文化基因”概念（簡稱“唯物史觀基因”），作為闡發(fā)“中華傳統(tǒng)文化精髓”的理論工具。

我們把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社會歷史觀方面蘊含的富有唯物主義意義的優(yōu)秀見解，稱為“唯物史觀的中國文化基因”

所謂“唯物史觀基因”，特指中國古代思想家（哲人、史家、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在社會歷史觀方面提出的與唯物史觀科學體系中的具體觀點相近相通的思想創(chuàng)見，其中有的是對歷史現象的理論概括，有的是對客觀歷史事實的闡述，是先賢在社會歷史觀方面“深發(fā)獨智”的理論創(chuàng)構。

眾所周知，唯物史觀是馬克思恩格斯創(chuàng)建的，他們曾肯定過前輩思想家，如愛爾維修“把唯物主義運用到社會生活方面”。列寧對此更為明確，在《哲學筆記》中曾多次提到歷史唯物主義的“胚芽”、“萌芽”或“種子”，強調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一些思想家，如車爾尼雪夫斯基、費爾巴哈和黑格爾在論及社會歷史問題時有唯物主義思想的閃光。

我們認為，列寧的觀點科學而全面。仿照列寧的提法，我們把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社會歷史觀方面蘊含的富有唯物主義意義的優(yōu)秀見解，稱為“唯物史觀的中國文化基因”。在這方面國內學者有著持續(xù)的關注和研究，主要為學者白壽彝區(qū)分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唯物主義歷史觀因素的“因素論”，朱維錚、周德豐、程靜宇、陳衛(wèi)平等諸學者主張研究中國傳統(tǒng)歷史觀中“唯物史觀萌芽或胚芽”的“胚芽論”，二者具有一致性——都是在列寧論斷基礎上進行具體研究的結果。

我們放棄“萌芽”、“胚芽”或“胚胎”等概念而用“基因”概念，也是因為考慮到生命科學領域更為準確科學的是“基因”（Genes）概念。從20世紀初到50年代，基因概念從提出到確認其本質，于生命科學而言頗具奠基意義，并影響到其他領域。在文化領域，學者們相繼使用文化基因概念詮釋古今文化之相連相通。而之前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的人類文化“軸心期”（Axial Period）概念，在內涵上幾乎等同于文化基因概念。他指出，“看來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時期內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過程中，找到這個歷史軸心。……我們可以把它簡稱為軸心期（Axial Period）”，“這個時代產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們思考范圍的基本范疇，創(chuàng)立了人類仍賴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直至今日，人類一直在靠軸心期所產生、思考和創(chuàng)造的一切而生存”。因此，我們借用“基因”概念，以之為工具來挖掘中華傳統(tǒng)文化精髓之“唯物史觀基因”。

我們使用“基因”概念，也得益于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的相關提法。2014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兩處用到“基因”概念。他說：“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yè)、誠信、友善，傳承著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基因。”他還提到：“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2014年9月24日，他強調：“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思想文化……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2014年10月13日，他再次重申：“中華民族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產生的各種思想文化，……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很顯然，在習近平總書記看來，我們應該深入挖掘和闡發(fā)中華傳統(tǒng)文化之精髓。為此，筆者嘗試去挖掘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的“唯物史觀基因”，以服務于今天的理論創(chuàng)新工作。

“唯物史觀基因”與唯物史觀是個別觀點與完整思想體系的區(qū)別，有認識層次的深淺之別

“唯物史觀基因”強調的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社會歷史觀方面帶有歷史唯物主義傾向的精彩命題和創(chuàng)見，強調它們與唯物史觀的相近相通，即二者的聯系或一致性。但在具體梳理和把握其具體內容之前，我們還要辨析二者的區(qū)別。

首先，二者是個別觀點與完整思想體系的區(qū)別。唯物主義歷史觀（簡稱“唯物史觀”）或曰“歷史唯物主義”，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其含義極為明確：“唯物史觀即歷史唯物主義，是關于人類社會發(fā)展一般規(guī)律的科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科學的社會歷史觀與改造社會的一般方法論”。中國古代思想家在社會歷史觀方面有價值的個別觀點或命題，至多是觸及社會歷史過程的個別方面或某些事實，屬于“零星收集來的未加分析的事實”和對“歷史過程的個別方面”的描述，“在歷史觀方面，他們所能達到的只是個別的具有唯物主義或無神論意義的命題，而在整體上最后又無從自拔于唯心主義”，這也是我們只能稱之為“唯物史觀基因”的緣由。

由此帶來的是，二者在理論上亦有徹底與不徹底之別。包括唯物史觀在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它完備而嚴密，它給人們提供了決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動勢力、任何為資產階級壓迫所作的辯護相妥協的完整的世界觀”。而中國古代思想家提出“唯物史觀基因”的同時，也表現出極大的不徹底性，這表現在其歷史觀中作為“唯物史觀基因”的優(yōu)秀創(chuàng)見同眾多唯心主義觀點的雜糅。在唯物史觀產生以前，理論上的這種不徹底性，在中西思想界都是普遍存在的。

其次，二者在理論形態(tài)上有質的區(qū)別，有認識層次的深淺之別。在創(chuàng)建并確認作為科學體系的唯物史觀時，恩格斯曾說：“唯物史觀是以一定歷史時期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件和觀念，一切政治、哲學和宗教的。”列寧提出：“應用于人類社會生活時，唯物主義就要求用社會存在解釋社會意識。”可見，恩格斯和列寧都強調只要承認“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前提，就屬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范圍。

但是，如何正確理解這一基本前提呢？眾所周知，歷史唯物主義的“物”，既不是簡單地指自然條件、地理環(huán)境等，也不是簡單地指物質生活資料。唯物史觀所特別重視的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統(tǒng)一的社會生產方式，是與一定的生產方式相聯系的階級關系。正如恩格斯概括的：“用‘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名詞來表達一種關于歷史過程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一切重要歷史事變的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fā)展，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改變，是由此產生的社會之劃分為不同的階級，是這些階級彼此之間的斗爭。”這才是唯物史觀關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原理的正解。

中國古代思想家提出的我們今天稱之為“唯物史觀基因”的那些觀點或命題，諸如“禮生于有而廢于無”等的事實及其概括，屬于淺層次的理論概括，遠沒有達到唯物史觀的高度，二者之間是質的差別，是不同理論形態(tài)之間的差別。這種差別，主要應歸因于時代之不同。在古代社會生產力低下，科技很不發(fā)達，階級關系不太明朗的情況下，人們的眼界被局限著，有韓非、司馬遷、王夫之等這樣的思想家提出一些有意義的創(chuàng)見——唯物史觀基因——已屬難能可貴，不可能出現唯物主義歷史觀。

“唯物史觀基因”存在，是因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社會歷史觀方面與馬克思主義有著相近的研究對象、一致的思維方式、相通的辯證方法論

中華傳統(tǒng)文化精髓中存有如此豐厚的“唯物史觀基因”，從理論上看，主要因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社會歷史觀方面與馬克思主義有著三個方面的共性：一是相近的研究對象，以關注社會歷史和倫理為傳統(tǒng)的中國古代思想傳統(tǒng)，與主要研究社會歷史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在研究對象上具有一致性；二是一致的思維方式，馬克思主義是西方哲學傳統(tǒng)的“另類”，其實踐哲學的思維特長，與西方以理論哲學之思維方式為特長的哲學傳統(tǒng)相異，而在同屬實踐哲學理路方面與中國傳統(tǒng)哲學具有親和性；三是相通的辯證方法論，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豐富的樸素辯證法，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之間，毫無疑問是相通的。所有這些共性，決定了中國古代思想家（哲人、史家、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的社會歷史觀蘊含著豐富而深刻并自居張力的“唯物史觀基因”。

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唯物史觀基因”的長期存在和發(fā)展，為近代以來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奠定了理論前提。在這些豐厚的“唯物史觀基因”滋養(yǎng)下，當馬克思主義于近代傳入時，很快就為中國學人所悅納。1919年五四運動至1927年大革命失敗期間，包括資產階級革命派戴季陶、胡漢民、朱執(zhí)信、林云陔，以及如陳獨秀、李大釗、李漢俊等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成為中國第一批介紹和運用唯物史觀的學者。他們率先撰文引介唯物史觀，并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歷史和現實，涌現出許多優(yōu)秀成果。如林云陔的《唯物史觀的解釋》、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和《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楊匏安的《馬克思主義》（又稱《科學的社會主義》）、胡漢民的《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和《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等。有學者稱這一時期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唯物史觀范式時期。

要從社會結構論、社會動力論和社會主體論這三個方面尋繹縷述“唯物史觀基因”

2016年11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加強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挖掘和闡發(f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當代中國文化相適應、同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激活其內在的強大生命力，讓中華文化同各國人民創(chuàng)造的多彩文化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在明確“唯物史觀基因”概念之后，更為重要的工作是以之為工具去搜羅分析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蘊含著的豐厚的“唯物史觀基因”的具體內容。如何從浩繁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搜羅這些內容，我們還需要解決關于“唯物史觀”體系框架的科學理解問題。

學界公認，馬克思恩格斯至少有過二次有關唯物史觀的經典表述，分別為《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還有學者指出，《資本論》第三卷第894~895頁的一段表述，應視為對《〈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經典表述的方法論補充。在學界眾多有關唯物史觀框架體系的成果中，值得關注的是如下觀點：唯物史觀主要研究三個方面問題，即社會有機體諸要素及其內在聯系、社會運動的客觀規(guī)律及作為歷史主體人的歷史作用，因此唯物史觀的邏輯體系應圍繞歷史觀基本問題，按照社會結構系統(tǒng)、社會運動系統(tǒng)、社會人的系統(tǒng)建立。

受這種觀點啟發(fā)，我們認為唯物史觀科學體系包括三個理論——社會結構論、社會動力論和社會主體論。我們應按照這一理論架構，從這三個方面尋繹縷述“唯物史觀基因”。這樣不僅更加條分縷析，易于把握，且能更深刻地揭橥唯物史觀與“唯物史觀基因”的內在關聯，同時也能更好地闡發(fā)中華傳統(tǒng)文化之精髓。

（作者分別為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南開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南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資助項目（項目編號：AS1515）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③《列寧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④李杰：《歷史進程與歷史理性——唯物史觀史學方法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⑤王南湜：《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程及其規(guī)律研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

責編/溫祖俊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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