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兩年的美國，泛娛樂化現(xiàn)象進一步凸顯，主要體現(xiàn)在美國社會政治泛娛樂化、社會生活泛娛樂化、個人生活泛娛樂化等方面。泛娛樂化給社會生活和公眾理性價值觀念造成負面沖擊。對于泛娛樂化的治理，需要明確泛娛樂化內容界定和題材界限，加強對泛娛樂化市場的整治，出臺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規(guī)。同時，媒體需要加強文化自覺、道德自律、媒體自覺，以社會共同記憶和基本價值規(guī)范為基本出發(fā)點。

【關鍵詞】泛娛樂化  娛樂產業(yè)   文化自覺    【中圖分類號】D58    【文獻標識碼】A

回顧2017年，我們似乎都曾因社會中出現(xiàn)的“怪”現(xiàn)象而困惑不解。為什么靠吐槽、搏出位的營銷號可以吸引大批受眾？

“在這里，一切公眾話語都以日漸娛樂的方式出現(xiàn)，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yè)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30多年前，尼爾·波茲曼基于當時社會背景與時代語境在《娛樂至死》一書中作出了這一預言和警示。這段話放在今天來看依舊不過時，不僅是現(xiàn)實世界的寫照， 而且在當今世界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

追溯波茲曼所處的時代，電視等電子媒介正占據(jù)著人們生活的中心，其“媒介即隱喻”的理論正說明新的媒介即電子化的傳播以一種隱蔽卻強大的暗示力量對時代的文化精神產生影響，電子傳播所造成的信息過剩也引發(fā)了娛樂化。如果說，電視傳播時代代表的是“娛樂時代”，那么當下空前繁盛的網(wǎng)絡傳播時代則是“泛娛樂時代”，我們沉浸在電子媒介、網(wǎng)絡傳播所帶來的感性娛樂世界中，也因此一定程度上喪失了理性思考能力而娛樂至“瘋”。為迎合受眾，媒介娛樂化凸顯，泛娛樂化現(xiàn)象日益突出。

所謂的泛娛樂化是指，本不該娛樂的事情被娛樂了。“泛娛樂”容易促使文化誤入低俗的陰溝。藝術與市場、文化與經(jīng)濟都存在對立統(tǒng)一的辯證關系。通俗和庸俗、低俗也是存在界限的，國民文化素養(yǎng)的提高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但娛樂節(jié)目的制作一味地迎合部分觀眾的喜好，就會造成低俗文化的泛濫，不僅僅是受眾的文化品位，連受眾的基本判斷能力都將受到損害。名曰娛樂，實屬愚樂。在濃厚的娛（愚）樂氛圍下，受眾對善惡美丑的概念都會變得模糊不清，如果連責任都變成了一種娛樂，將是整個人類社會的悲哀。

泛娛樂化現(xiàn)象大行其道不僅對公眾的價值觀念、是非判斷產生影響，甚至有可能成為操控公共話語的主導力量，這種現(xiàn)象在2017年的美國表現(xiàn)突出。

2017年美國的娛樂至“瘋”及其批判

縱觀美國社會，泛娛樂化由來已久，從19世紀中期的“黃色新聞潮”，到20世紀80年代后以“辛普森殺妻案”“克林頓緋聞事件”為代表的信息娛樂化（報道中媒體極力突出暴力、死亡、性等刺激性元素以博得關注），再到就一系列事件如“9·11”事件、美國伊拉克戰(zhàn)爭和阿富汗戰(zhàn)爭，美國媒體極盡煽情和強化愛國主義的報道，都是泛娛樂化的體現(xiàn)。而近兩年的美國，泛娛樂化現(xiàn)象進一步凸顯，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美國社會政治泛娛樂化：關心政治從惡搞開始。美國大選已成為了一場全民的狂歡。對政治人物的惡搞、表情包層出不窮。例如，美國知名媒體的《紐約客》雜志的惡搞專欄《博洛維茨報告》（Borowitz Report）就不斷制造惡搞總統(tǒng)的內容和假新聞。美國社會政治泛娛樂化現(xiàn)象反映出民主政治歷史進程中娛樂興起和政治衰退的趨勢。大眾在泛娛樂化的情境中進行的政治參與往往體現(xiàn)的是一種被操縱的民意，發(fā)出的是虛幻空洞的群體聲音。

美國社會生活泛娛樂化：考驗媒介道德底線。泛娛樂化的大眾文化傳播理念深入美國媒體價值觀中。新媒體時代，各類夸大事實、故作煽情的新聞泛濫，碎片化信息受到追捧，而媒介也抓住用戶心理，滿足用戶需求，泛娛樂化的假新聞不斷出現(xiàn)。其中洋蔥新聞（The Onion）、《每周世界新聞》（Weekly World News）、《美國新聞》（American News）、世界真理電視（World Truth TV）等都不遺余力地炮制各種令人捧腹大笑的假新聞，這與新聞所倡導的深入調查、深度報道的理念背道而馳。 除此之外，美國的電視節(jié)目中關于性別歧視、種族歧視的不當調侃和違背道德底線的內容時有出現(xiàn)。從奧斯卡主持人調侃亞裔小朋友到美國?？怂闺娕_播出辱華節(jié)目，從脫口秀節(jié)目的無底線惡搞到真人秀節(jié)目大肆展現(xiàn)人們“私生活” ，都因媒介的道德自律弱化而導致低俗化的傾向。

美國個人生活泛娛樂化：娛樂至“瘋”的個人生活。“孤單是一個人的狂歡，狂歡是一群人的孤單。” 是對當下網(wǎng)絡直播中受眾心理的展現(xiàn)。直播社群成為“個人化的社會性空間”，封閉直播所構建的虛擬環(huán)境，模糊了原本清晰的私人生活與公共空間的邊界，也成為“電視人”和“容器人”的前兆。更為重要的是大量以生產娛樂內容為主的視頻直播極速涌現(xiàn)，受眾注意力轉移并過度集中于泛娛樂內容。直播內容中充斥著各類出位表演，甚至是色情、暴力等違背倫理與法律的亂象，甚至造成公共危機。2017年，美國就發(fā)生多起通過社交媒體直播自殺的事件。2017年1月，一名12歲的格魯吉亞女孩在Facebook Live直播自己上吊自殺。4月份，一名克利夫蘭男子槍殺了一名74歲的男子，向全世界直播這一暴行。泛娛樂化現(xiàn)象使美國政治、社會、個人生活領域沉溺于娛樂世界當中而喪失自由，喪失理性思考能力。美國知識界對泛娛樂化的批評不絕于耳。

美國自由派著名雜志《大西洋月刊》記者Megan Garber于2017年4月17日以《我們是否娛樂泛濫？》為題發(fā)文嘆息，娛樂至上現(xiàn)象在2017年的美國似乎與比尼爾·波茲曼在他的名著 《娛樂至死》里所批判的1980年的那個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當今的美國社會虛假新聞無處不在，另類事實和后真相泛濫成災；而這些現(xiàn)象正是伴隨著娛樂電視節(jié)目主持紅人的日益瘋狂發(fā)展到極致的。另一位美國記者Kurt Andersen比Garber說得更直白，更深刻。他在《大西洋月刊》雜志的2017年9月版上發(fā)表長文說，從好萊塢到迪斯尼，從脫口秀到拉斯維加斯， 美國娛樂產業(yè)，建立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極端自由主義和極端相對主義泛濫的基礎之上，得到了信息和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強力助推，使美國人在價值觀上距清教倫理愈行愈遠，失去了對真實的基本把握能力，失去了辨認真假、虛實和對錯的基本能力，最終使美國社會陷于瘋癲狀態(tài)，使美國進入非理性時代。Andersen擔憂的是，長此以往，這種瘋癲狀態(tài)會使美國社會渾然而不知，惡化成美國的新國民性，使美國民族欲罷不能。他最后呼吁讀者行動起來使美國社會減少瘋癲，增加常識和理性，最終使美國民族重新成為理性民族。

防止娛樂成為愚樂，美國應該吸取哪些教訓

美國的娛樂產業(yè) （entertainment industry, 而不是enjoyment industry），英國的文化產業(yè)與法國的創(chuàng)意產業(yè)有何不同？筆者認為，美國視角的娛樂產業(yè)概念比英國視角的文化產業(yè)概念不僅更為寬泛，而且其刺激性、商業(yè)性和盈利目的更為露骨，更可能陷入媚俗或低俗；可能是反文化或逆文化的， 甚至逆常識和基本人倫的。例如，充斥槍支、暴力和色情等內容的一系列電視、電影和電子游戲節(jié)目尤其如此。與英美相比，法國視角的創(chuàng)意產業(yè)則更注重文化創(chuàng)新，更注重審美。 英國的文化產業(yè)概念上較為正統(tǒng)，是產業(yè)化、市場化和媒介化的文化，是文化與現(xiàn)代傳媒的結合，文化作為精神資源、完整的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系通過再生產形成了一系列大眾消費商品，既在身體上得到了消遣，身心也得到愉悅。文化產業(yè)和創(chuàng)意產業(yè)是娛樂產業(yè)的組成部分，但娛樂產業(yè)大于文化產業(yè)與創(chuàng)意產業(yè)之和。對比發(fā)現(xiàn)，出于經(jīng)濟壓力和商業(yè)目的，美國娛樂產業(yè)將滿足受眾低級和本能需求作為經(jīng)營和開發(fā)的首要原則。 因此，美國消費主義文化對媒體及其專業(yè)主義精神產生了較大沖擊，泛娛樂化的大眾文化傳播理念深入美國娛樂產業(yè)價值觀中。 按照《大西洋月刊》作者Garber 和Andersen的分析完全可以推論，娛樂產業(yè)在美國已經(jīng)導致誤國誤民。重構娛樂產業(yè)的哲學基礎勢在必行。

結合以上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美國泛娛樂化的一些特點，比如，在泛媒和自媒時代泛娛樂現(xiàn)象更加凸顯，還有就是美國知識界對國家發(fā)生的泛娛樂的現(xiàn)象持批判態(tài)度且有較為深刻的認識。尊重市場和娛樂過度，僅一線之隔。泛娛樂的充斥帶來的是價值立場的混亂和無價值的狂歡，過度過分的娛樂除了造成審美疲勞和乏味，更重要的是對文化秩序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沖擊乃至瓦解，造成道德缺失、違背倫理的惡劣后果。如果以低俗非道德的內容為娛樂，那么道德底線何在？社會責任何在？歷史敬畏何在？

英格蘭作家赫胥黎曾經(jīng)說過：“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笑以及為什么不再思考。”泛娛樂化給社會生活和公眾理性價值觀念造成負面沖擊。對于泛娛樂化的治理，需要明確泛娛樂化內容界定和題材界限，加強對泛娛樂化市場的整治，出臺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規(guī)。同時，媒體需要加強文化自覺，道德自律，媒體自覺，以社會共同記憶和基本價值規(guī)范為基本出發(fā)點。 娛樂不應淪落為通過消費娛樂節(jié)目使人變得愚昧或更為空虛的工具，而應該成為具有填補人類心理空缺和構建使人愉悅的社會環(huán)境的佐料和滋補品。這就要求媒介娛樂產業(yè)將娛樂業(yè)當作一件高尚的寓教于樂的事業(yè)來辦。

（作者為美國杰普曼大學傳播系終身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特聘教授，國家發(fā)展與戰(zhàn)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紀之文和董婷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①Andersen, Kurt (2017.9), How America lost its mind.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7/09/how-america-lost-its-mind/534231/.

②陳力丹、毛湛文：《尼爾·波斯曼傳播思想再研究》，《當代傳播》，2013年第5期。

③Garber, Megan (2017.4), Are we having too much fun? https://www.theatlantic.com/entertainment/archive/2017/04/are-we-having-too-much-fun/523143/.

④穆毅：《孤獨與狂歡:基于網(wǎng)絡直播用戶的心理和行為分析》，《新聞研究導刊》，2016年第22期。

⑤陶天甜：《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娛樂至死”》，《新聞研究導刊》，2017年第9期。

⑥殷樂：《新聞與娛樂之間：概念群的出現(xiàn)及變遷》，《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年第6期。

⑦崔可嘉：《狂歡后的理性回歸：對“娛樂至死”命題的思考》，《新聞知識》，2017年第10期。

責編/宋睿宸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