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些年來，隨著“逆全球化”浪潮的興起，“普世價值”在全球范圍內大有式微之勢。但在2017年，“普世價值”有所回暖，在美國，面對民粹主義、種族主義造成的困局，“普世價值”有所回潮；在歐洲，極右翼勢力迅速崛起，但仍無法動搖“普世價值”的地位。

【關鍵詞】“普世價值”  認同政治  利益政治    【中圖分類號】D07    【文獻標識碼】A

利益政治到認同政治之變，對“普世價值”造成深層打擊

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謀求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領導權，一些西方國家將其自由民主制度塑造為一種“普世價值”標準，并試圖向全世界推行。這種“普世價值”的實質是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結合，是西方國家實現其全球戰(zhàn)略部署、確立其文化霸權地位的重要對外戰(zhàn)略之一。從理論邏輯觀之，“普世價值”的前提預設乃至力量之源都在于其人性論的假定，即存在一種普遍的、抽象的人性，在盡最大可能以某種“無知之幕”或“價值無涉”的理論工具遮蔽各類族群與文化背景后，人成為單向度、原子化、趨利性的存在，進而在此基礎上發(fā)展出一整套以西方國家制度尤其是美國制度為圭臬的社會正義理論與治理體系設計。

然而近些年來，文化多樣性成為當今世界不爭的現實，身份與認同的政治逐漸取代傳統(tǒng)人性論意義上的利益政治，成為決定個人政治行為和國家政治運行格局的主要因素。個人及群體的身份認同，包括種族、民族、宗教、性別、文化等，日漸影響其在政治上的選擇，進而影響各類政治選舉結果，乃至國家的政治格局。認同政治甚至觸動了現代政治對于人群分類的基本認知，“人類的科技越來越全球化，政治卻越來越部落化”，“人類離其他的行星越來越近，對自己這顆行星上的同類卻越來越不能容忍”。

如今，差異性、多樣性已成為當今政治理論的重大議題，其不僅涉及應如何處理文化多元性以及道德、法律、政治諸方面問題，也涉及以族群、宗教、語言或國族忠誠為名的多元訴求。解殖運動、國族建設、原住民問題、外來移民問題等，莫不為這方面的思考提供了智力刺激。上世紀80、90年代后，社群主義、女權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等對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形成巨大挑戰(zhàn)。挑戰(zhàn)所及，甚至牽涉到對政治秩序基礎的重新考量。簡言之，就是一個“異中求同、合眾為一的生活何以可能”的問題。

應當說，這個問題在政治思想史上并非新鮮事物，但近年來其變化呈現諸多新的特征：當西方自由民主體制建制化之后，國家建設問題似已塵埃落定，但政治共同體內部的分殊，卻日漸成為無法回避的問題。諸多后發(fā)國家的國家制度建設與國族認同建設纏繞并行，對執(zhí)政者構成了嚴峻的挑戰(zhàn)。在這種挑戰(zhàn)下，不少后發(fā)國家逐漸對“普世價值”脫敏與除魅。美歐各國也難以免俗，在日漸尖銳的認同政治壓力下，國際戰(zhàn)略中的現實主義逐漸取代理想主義，日益逆全球化與內向化。應該說，正是上述理論邏輯構成了對“普世價值”的深層打擊。

在美國，面對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困局，“普世價值”有所回潮

針對“美國未來向何處去”這一問題，美國著名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曾列舉三大方案。一是“世界的美國”，即回歸到威爾遜主義，美國主導世界秩序并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二是“美國的世界”，即相信美國力量至高無上，堅守并推廣以美國價值觀為底色的“普世價值”，用美國模式來改造世界，甚至不惜動用武力，實現政權更替。三是“美國的美國”，即回歸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追求美國自身的利益。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所表達的內政外交理念在相當大程度上與亨廷頓的理念相契合?？傮w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基本政策走向會傾向于“美國優(yōu)先”，即從“世界的美國”或“美國的世界”，回歸到“美國的美國”。

美國自20世紀末以來一直不遺余力地兜售“普世價值”。奧巴馬政府在2010年將“普世價值”界定為美國的安全利益之一，將“在國內和全世界尊重普世價值觀”作為美國一項重要的“持久利益”。而2016年末，奉行美利堅民族主義與孤立主義的特朗普贏得了總統(tǒng)大選，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美國主流民意由全球主義向孤立主義轉向。特朗普在2017年1月20日宣誓就職總統(tǒng)后，推行了一系列“美國優(yōu)先”政策。特朗普聲稱，“從這一刻開始，一切都是美國優(yōu)先。每一項關于貿易、稅收、移民、外交的決定，都將基于美國人的利益”。

在邊境政策及移民政策上，特朗普簽署了“改善邊境安全及移民執(zhí)行”“加強公共安全”和“阻止外國恐怖分子入境美國”三項行政命令，這其中包括全面執(zhí)行第三版旅行禁令、修建美墨邊境墻、增聘邊境巡邏隊員、扣留“庇護城市”經費等舉措，這些舉措加劇了美國社會中的排他情緒，進一步加深了美國社會的撕裂。2017年8月11日，美國弗吉尼亞州爆發(fā)了十年來最嚴重的“白人至上主義”騷亂，深埋在美國多元文化下的種族主義、民粹主義日漸抬頭，甚至伺機走向政治舞臺。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顯示，超過半數受訪美國人認為種族主義是社會的大問題。在對外政策上，基于“美國為海外付出高昂代價而其他國家都在占便宜”這樣的認識，特朗普轉向孤立主義與保護主義，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致使美國的全球領導力與國際信譽度嚴重受損。

伴隨著民眾對美國當前局面的不滿，“普世價值”也隨之回潮。“白人至上主義”騷亂發(fā)生后，美國民眾走上街頭抗議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及新納粹分子，美國南部多個州市加速拆除邦聯時期標志物。而面對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之舉，加利福尼亞州、紐約州及華盛頓州結成氣候聯盟，表示將繼續(xù)維護并執(zhí)行《巴黎協定》，此外有61座城市的市長也共同發(fā)表聲明，表示將維持美國對《巴黎協定》的承諾。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也警告美國，“如果美國從對外政策和國際關系的許多領域抽身，那么國際社會中的其他行為體將不可避免地填補美國留下的空白”。

《經濟學人》在2018年特刊中刊發(fā)了《捍衛(wèi)自由福祉》一文，該文指出，喬治·馬歇爾在馬歇爾計劃宣布后所言的“當前世界的局勢非常嚴峻”，用在當下仍然十分合適。戰(zhàn)后的領導者們在見證種族主義與民族主義所引發(fā)的暴力和悲慘后，塑造了一個自由的世界秩序，一個建立在全球價值觀、人權、法治、國家主權基礎上的新秩序。而今天，同樣的情況降臨在當今的美國，美國人應捍衛(wèi)自由主義民主的恩澤，堅持這種價值觀念并鞏固它的根基。由此可以看出，捍衛(wèi)并推動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仍被認為是美國人民的政治理想與使命。

在歐洲，極右翼勢力迅速崛起，但仍無法動搖“普世價值”地位

對于歐洲來說，2017年被視為決定歐洲命運的一年。2016年對歐洲來說是極為糟糕的一年，歐洲多地遭遇恐怖襲擊，英國“脫歐”公投成功，極右翼勢力在法國、德國、荷蘭等多個歐洲國家崛起，歐洲面臨著極為嚴峻的民粹主義威脅。在這樣的局面下，歐洲迎來了2017年大選年，荷蘭、法國、英國、德國等先后進行了大選，且極右翼勢力在最終選舉中紛紛敗北，這無疑是歐洲自由民主與“普世價值”思潮存續(xù)的重要體現，意味著歐洲“普世價值”對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勝利。

2017年3月15日，荷蘭舉行的國會選舉拉開了歐洲大選年的帷幕，這場選舉被視為歐洲抗衡極右翼勢力和民粹主義的“前哨戰(zhàn)”。荷蘭自由黨主席威爾德斯領導的極右翼政黨由于極端排外、反歐的言論，迅速獲得了民眾的支持，在大選前的民調中甚至曾一度領先，但最終仍是荷蘭第一大黨自民黨取得了勝利。在民粹主義的威脅下，荷蘭創(chuàng)下了三十年來最高投票率。面對英國“脫歐”、難民危機、右翼勢力泛起的局面，荷蘭人民最終選擇了穩(wěn)定，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民粹主義的繼續(xù)泛濫。

在法國大選中，傳統(tǒng)的左右翼兩大政黨社會黨和共和黨紛紛落敗，“跨越左右之分”的埃馬紐埃爾·馬克龍與極右翼勢力政黨領導人瑪麗娜·勒龐進入最終對決。馬克龍與勒龐的最大分歧就在于是堅持全球化、歐洲一體化、經濟自由主義，還是堅持反全球化、反歐盟、民族主義，其實質即為全球主義、普世主義與民族主義之爭。勒龐提出“法國優(yōu)先”，而馬克龍則認為法國應當承擔更多的責任，幫助經濟相對落后的邊緣國家。最終馬克龍取得了勝利。事實證明，勒龐“脫歐”“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極右思想，與法國自由、平等、博愛的立國精神相背離，難以被法國主流社會所接受。

2017年6月8日，英國提前舉行大選。特蕾莎·梅本期望拿下更多議席，擴大保守黨優(yōu)勢，便于“脫歐”談判。但出乎意料的是，保守黨并未取得絕對多數席位，而是出現了“懸浮議會”。英國“脫歐”進程雖然不會逆轉，但特蕾莎的“硬脫歐”計劃并沒有得到多數選民的支持。

在德國，雖然2016年發(fā)生的一系列與難民有關的暴力犯罪，極大地影響了默克爾及其所領導的聯盟黨的聲望和支持率，導致德國選擇黨支持率暴漲，但默克爾及聯盟黨仍然沒有懸念地取得了大選的勝利。雖然選擇黨首次進入德國國會，但聯盟黨及社民黨仍占據議會的絕對多數議席。這也意味著，二戰(zhàn)后德國一直奉行的政治路線與政治理想依舊占據社會主流地位，而“普世價值”也無疑包括在其中。

總之，近年來的歐洲面臨著二戰(zhàn)以來最嚴重的挑戰(zhàn)。一方面，長期以來的社會福利政策導致歐洲經濟在世界經濟競爭中乏力；另一方面，移民、難民問題以及歐洲一體化后東歐勞工涌入，對西歐國家就業(yè)造成壓力。更為嚴峻的是，伊斯蘭激進主義的恐怖主義活動威脅著歐洲民眾的基本安全。在伊斯蘭激進主義的挑戰(zhàn)下，已經徹底世俗化的歐洲缺乏足夠的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保衛(wèi)自身的制度與文化。在這種情況下，極右翼日益成為對抗伊斯蘭激進主義挑戰(zhàn)、進行社會動員的主導話語。極右翼勢力也許短期內無法在歐洲主要國家取得執(zhí)政地位，但極右翼的意識形態(tài)和政策主張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社會輿論和政府決策。在文化上，文化與文明之間的沖突加劇，歷史主義與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敘事勃興，認同政治與普遍主義之間的張力更加突出。

在馬丁·路德拉開宗教改革帷幕五百周年前夕的2017年10月7日，十位歐洲學者以9種語言聯名發(fā)表聲明《一個我們能夠信靠的歐洲》，從鮮明的保守主義立場出發(fā)，對歐洲的政治、文化以及社會時局表達強烈擔憂，尤其對文化多元主義提出激烈批評。但該宣言在歐洲卻應者寥寥，這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了崛起中的歐洲極右翼仍未能撼動“普世價值”的建制化地位。

（作者為山東大學齊魯青年學者，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導；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何婧祎對此文亦有重要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現代國家構建視角下的中國共產黨治疆方略研究”（項目編號：14CDJ006）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任彥：《荷蘭大選：民意選擇了穩(wěn)定》，《人民日報》，2017年3月23日。

②《聯合國秘書長：美國不應放棄承擔國際責任》， 新華網，2017年6月22日。

責編/孫渴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