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我國對外傳播的規(guī)模、途徑、技術、方式等都取得了明顯進步，但傳播技巧、技術手段等與大國地位和國際水準、現實需要和時代要求相比，仍然相對滯后。對此，我們要努力深化對國際多邊政治對外傳播規(guī)律的認識和把握，積累經驗，開拓創(chuàng)新，不斷豐富和完善適應新時代要求的中國特色對外傳播體系，向全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和“中國共產黨的故事”。

【關鍵詞】國際  政治傳播  世界政黨    【中圖分類號】D620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以下簡稱“高層對話會”），作為中國共產黨首次與全球各類政黨舉行的高層對話，是出席人數最多、規(guī)模最大的全球政黨領導人對話會，這次會議集理念傳播、文化傳播、形象傳播于一體，成為國際多邊政治傳播的一次重大嘗試。會議的許多成功做法和經驗，對我們在國際多邊舞臺做好對外傳播，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具有重要示范意義。

優(yōu)化議題設置：凝聚國際社會的“最大公約數”

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美好世界：政黨的責任”作為主題，下設“加強政黨建設：政黨的挑戰(zhàn)和未來”“建設美好國家：政黨的實踐和經驗”“共建‘一帶一路’：政黨的參與和貢獻”以及“引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政黨的角色和責任”四個分議題。這些議題實現了以我為主、由我主導，又充分照顧參會代表的感受，以情感的溝通、理性的說服、價值的共鳴凝聚各方的“最大公約數”，實現了“我”與“彼”的巧妙平衡。具體而言，主要體現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牢牢把握主動權。高層對話會議題中蘊含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美好世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等理念，深刻契合了當前我們黨的價值訴求和政策倡議，充分展示了我們黨愿與世界各國政黨共商共議、平等交流，為應對人類社會面臨的發(fā)展難題和共同挑戰(zhàn)貢獻力量和智慧的情懷擔當，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yè)而奮斗的黨，很好地實現了議題設置為傳播目標服務的目的。

二是具有鮮明政黨特色。針對受眾主體是各國政黨領導人，每一個議題的設置都是從政黨的視角出發(fā)，引導參會的各國政黨代表回歸初心、志存高遠，著眼政黨自身建設和責任，肩負起時代使命和歷史擔當。特別是習近平同志在主旨講話中提出“探索在新型國際關系的基礎上建立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鑒的新型政黨關系”“未來5年，中國共產黨將向世界各國政黨提供1.5萬名人員來華交流的機會”等重大倡議，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政黨，主動承擔政黨責任、引領世界政黨政治發(fā)展進步的歷史擔當，對議題的精神主旨作出了很好的呼應和詮釋。

三是聚焦共同關切。高層對話會議題設置以問題為切入點，直接有效地對接了參會政黨代表的共同訴求和心理關切，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識、化解分歧。泰國前總理阿披實表示：“我來北京之前，和本國人談到要參加對話會，他們總會問，怎么能讓很難妥協的各個政黨坐在一個屋子里？我說，這要歸功于中國共產黨的智慧和遠見，讓我們知道無論來自什么體制、無論擁有什么樣的意識形態(tài)，我們都有共同的目標和使命。”①

突出受眾導向：針對特定受眾的精準傳播

這次高層對話會之所以能取得空前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突出受眾導向，牢牢鎖定目標受眾的心理需求，從而實現針對特定受眾群體的精準傳播。

一是明確界定目標受眾。在現代國際政治體系中，政府作為外交主體的壟斷地位逐步被打破，高層對話會同達沃斯論壇、慕尼黑安全會議、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等當前大多數國際多邊論壇、會議的顯著區(qū)別在于，它不是以國家，而是以政黨為主體進行組織，其開展對外傳播的全過程都帶有鮮明的政黨特色。因此，相比于其他國際多邊機制會議，參會人員從國家元首到外交、國防、經貿等不同部門官員的復雜構成，高層對話會的目標受眾非常清晰、明確，就是各國政黨領導人和政黨代表。同時，會議還根據傳播需要，在各國政黨和政治組織之外邀請了部分前政要、專家學者、工商企業(yè)界人士參會，進一步增強了目標受眾群體的廣泛性和代表性。

二是精準把握受眾需求。高層對話會正是緊緊抓住了國際社會對“中共成功秘訣”探究熱潮的契機，直接回應受眾需求和關切，從而確保了會議的吸引力和關注度。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稱：“中共執(zhí)政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政黨高層對話會吸引各國政黨的重要原因，從當年西方不時出現‘中國崩潰論’，到如今‘中共成功的秘訣’成為研究熱門，這一轉變可以看出歷史趨勢的變化。”

三是及時跟蹤受眾反饋。這次高層對話會的一大特點就是對受眾反饋進行了及時、全面、深度的跟蹤和報道。會議報名期間就密切關注受眾反應和期待，盡管報名已經截止，但還有很多外國政黨領導人希望可以來參會。有些政黨正在進行本國選舉，盡管如此，還是派出本黨高級代表參加。會議期間，通過各種傳播平臺收集和報道受眾各方面的反應和評論，實現與會嘉賓和有關媒體專家學者的深度互動。會議成功舉辦后，主辦方對與會代表回國后發(fā)表的言論、撰寫的文章等持續(xù)跟進，進一步擴大了傳播的持續(xù)效應和后續(xù)影響。

塑造話語體系：使用“中國內核”的“國際話語”

當前，中國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中心，中國共產黨也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政黨舞臺中心，中國和中國共產黨與世界的關系發(fā)生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變化。這一歷史性變化在為我國對外傳播帶來寶貴機遇的同時，也對其提出了更高、更緊迫的要求。特別是要把握好國內外兩種傳播語境的差異，更好地把中國特色與世界潮流相結合，在對外傳播中形成中國表達、中國語意，并使其對接國外習慣的話語體系、表達方式，實現“軟包裝”與“硬內核”巧妙融合，讓國際社會更易于理解和接受。高層對話會上，中方代表的講話內容、方式乃至語氣語調都拿捏得準確到位，既彰顯了我們黨作為大國大黨的風格與氣派，也體現了作為東道主的熱情好客、謙遜親和，在對外傳播話語運用上呈現出更加自信、從容、靈活的一面。

一是話語體系更為國際化。由于社會制度、文化背景和意識形態(tài)的不同，國內外話語體系存在一定差異，國內受眾熟悉的話語并不一定適用于國外受眾，如果沒有進行因地制宜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往往就會陷入自說自話的困境。高層對話會在話語體系設計上，將宏大敘事與具象表達相結合，將高屋建瓴的理論同生動鮮活的案例相結合，用外方聽得懂的語言來講述“中國共產黨的故事”。習近平同志的主旨講話真正做到了“中國立場、國際表達”，用海外受眾樂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語言，彰顯出天下情懷和國際視野，體現出各國的共同訴求，令與會嘉賓入耳入心、心悅誠服，贏得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

二是話語主體更為多樣化。在整個對外傳播的過程中，來自中央紀委、中組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黨校等十幾家單位的領導和專家學者參與了發(fā)言和討論，有針對性地與外方進行深入交流，可以說是我們黨在對外傳播上的一次“協同作戰(zhàn)”。不同話語主體從各種領域、各個角度，全面客觀、準確生動地反映中國在各方面的成就和發(fā)展變化，同時也不諱言發(fā)展中的矛盾和問題，讓國外受眾更加深入理解復雜多元的中國，使此次對外傳播的語言敘事更加宏大、立體、生動。

三是話語風格更為人性化。這次高層對話會在對外傳播話語上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走出了過去“復制粘貼式”“宣傳口號式”“概念堆積式”的傳播模式，在話語風格上充分照顧了各方的價值關切和情感訴求，通過尋找文化共性、激發(fā)人性共鳴，打造更為和諧的傳播語境。比如在關于“政黨責任”的分議題討論中，中方現身說法、聲情并茂的發(fā)言，令一些深受選票政治、否決政治影響的國家政黨代表深受觸動。在會議期間的各組討論中，代表們發(fā)言積極、討論熱烈，不僅有交鋒，更有交流交融，形成了良好的傳播氛圍。特別是中方熱情友好、不卑不亢的姿態(tài)和氣度，贏得了與會嘉賓們的高度評價。意大利前總理普羅迪稱：“我最贊同的是中國對世界文明多樣性和發(fā)展模式多樣化的尊重，在全球治理和中國主張方面，中國對其它國家予以充分的尊重。”

創(chuàng)新傳播手段：多元路徑下實現多重效應

近年來，我國對外傳播的規(guī)模、途徑、技術、方式等都取得了明顯進步，但傳播技巧、技術手段等與大國地位和國際水準、現實需要和時代要求相比，仍然相對滯后。這次高層對話會作為一次大規(guī)模、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傳播活動，其傳播手段、方式和途徑遠比傳統(tǒng)的對外傳播豐富、多元、復雜，其帶來的積極效應也遠非一般意義的對外傳播可比。

一是大型傳播活動產生的規(guī)模效應。來自120多個國家近300個政黨及政治組織的600多名領導人出席，在各類政黨多邊活動中規(guī)模前所未有，引發(fā)的國際國內影響也是空前的。這種規(guī)模效應帶來了媒體報道的系列化、系統(tǒng)化、規(guī)?；嗣袢請蠓謩e以專版、評論員文章等方式進行20余次宣傳解讀，新華社刊發(fā)各類稿件60余篇，稿件累計采用超過6000家次，中央電視臺發(fā)布新聞350余條次，各類新媒體有關報道的播放量和點擊量都是以千萬計。特別是法國前總理拉法蘭請習近平同志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上簽名的視頻新聞，僅央視微博秒拍平臺的播放量就超過3100萬次。這些集中報道在短時間內迅速推高輿論熱度，極大地提升了傳播效果。

二是不同傳播主題產生的聚合效應。在會議主體議程之外，高層對話會安排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新時代中國：新發(fā)展，新理念”“創(chuàng)新世界，中國貢獻”三場研討會，并組織部分外國政黨領導人分別到中央黨校參觀座談，參觀“砥礪奮進的五年”大型成就展。這些活動在框架安排和政治設計上既緊扣目標主題，又以多樣化的形式豐富了議程，在有限的時間內集中傳播我們黨的核心理念和實踐精華，鞏固并擴大了國際主流群體對我們黨的積極看法。

三是特定傳播主體產生的杠桿效應。摩拜單車創(chuàng)始人兼總裁胡瑋煒作為唯一一家民營企業(yè)代表受邀參加對話會開幕式，并在“創(chuàng)新世界 中國貢獻”主題論壇上作主旨發(fā)言。發(fā)言新聞一經推出，半天點擊量就超過2000萬。她通過社交平臺談及參會情況，稱“非常榮幸受邀參加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現場聆聽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很受鼓舞”。此外，高層對話會由北京大學承擔志愿服務工作，162名北大志愿者既在各自崗位上提供了高品質服務，本身也通過自媒體成為對話會的積極宣傳者。北大還通過志愿者招募與選拔、舉行出征儀式等，進一步擴大了對話會的影響。

四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產生的共振效應。高層對話會加入了豐富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元素，展示了中國文化軟實力，傳播了當代中國價值觀念，產生了良好的文化共振效應。對話會邀請當代國內公認的11位一流國畫家，聯袂創(chuàng)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攜手建設美好世界》巨幅國畫。會議海報《共飲一泓水》和《美美與共、和而不同》以“茶”作為核心元素，巧借中國以茶會友、品茶論道的文化傳統(tǒng)，寓意中國共產黨邀請各國各類政黨共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黨責任，共話建設美好世界的宏偉藍圖，生動詮釋了對話會主題，引發(fā)與會代表和國際國內社會強烈共鳴。同時，會議請柬、菜單、席卡等禮賓用品設計也都帶有鮮明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色彩，給與會嘉賓帶來別具一格的文化體驗和視覺享受，成為會議的一大亮點。

五是多種受眾群體產生的輻射效應。高層對話會匯集了全世界不同區(qū)域、不同地位、不同性質的政黨領導人，同時也邀請前政要、專家學者、工商企業(yè)界人士參加。這些工作領域、履歷經驗、知識構成截然不同的受眾群體之間的交流互動，進一步挖掘和深化了會議主題議題，凝聚了廣泛共識，使政黨高層對話會本身作為信息傳播源，實現了多元化的傳播效果。特別是許多參會嘉賓回國后，在各自領域通過接受媒體采訪、刊發(fā)文章等多種方式積極發(fā)聲，輻射政界、商界、學界等不同群體，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帶動各國民眾一起參與其中，通過不同層面的“和聲”，形成“復調傳播”的多元格局。

習近平同志在高層對話會主旨講話中提出“將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機制化，使之成為具有廣泛代表性和國際影響力的高端政治對話平臺。”我們要用好用足這一重要多邊平臺，努力深化對國際多邊政治對外傳播規(guī)律的認識和把握，積累經驗，開拓創(chuàng)新，不斷豐富和完善適應新時代要求的中國特色對外傳播體系，向全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和“中國共產黨的故事”。

（作者為中央對外聯絡部辦公廳副主任）

【注釋】

①《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參會代表說了啥？》，《人民日報》，2017年12月4日。

責編/孫娜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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