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貿易摩擦尖銳化是雙邊經貿關系深化到一定程度，并且發(fā)生較為顯著的貿易逆差后的必然結果。貿易摩擦尖銳化不會造成中美經貿關系脫鉤，不會引發(fā)世界范圍內的新冷戰(zhàn)，但會造成中美雙邊貿易額的下滑、中國產業(yè)升級的暫時性困難與經濟增長輕微程度的放緩。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與創(chuàng)新驅動，是中國應對美國主動挑起的貿易戰(zhàn)的主要舉措。
【關鍵詞】貿易摩擦 中美關系 國際秩序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6.002
李文，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亞太政治。主要著作有《亞洲：發(fā)展、穩(wěn)定與和平》《東亞社會運動》《亞洲政治概論》等。
中美貿易摩擦尖銳化的客觀必然性
2018年3月，美國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鋼鐵和鋁產品分別征收25%和10%的關稅。在經過中美三輪談判取得初步成果的情況下，美方背信棄義，于6月15日決定對中國5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關稅。7月11日，美國揚言再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征收10％~25%的關稅。中國沒有屈服于美國的貿易霸凌，毅然采取反制措施，中美貿易摩擦呈現升級態(tài)勢。
兩個國家之間的經貿關系深化到一定程度，且一國與另一國的貿易順差過大，容易發(fā)生貿易摩擦。雖然美國此次對多個國家發(fā)動了貿易戰(zhàn)，但主要對象是中國與歐盟。從中歐與美國經貿關系的角度考察，此次貿易戰(zhàn)的發(fā)生不宜視為特朗普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而應該對中歐與美國間經貿關系的性質與狀態(tài)予以充分關注。
近20年來，中美貿易總額以年均20%的速率激增。一方面，伴隨美國于20世紀90年代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2001年支持中國加入WTO、2006年啟動與中國的高端經濟對話、2008年建立中美雙邊投資協定，兩國的雙邊貿易額也從1986年的80億美元增長到2016年的5780億美元，增長了超過30倍。[1]另一方面，據美國商務部統計，中美貿易從1985年美方出現6億美元逆差開始，1995年美方逆差為337億美元，2005年上升到2022億美元，2015年美方貿易逆差達到3671億美元，2016美方貿易逆差3470億美元，2017年美方貿易逆差達到3752億美元，創(chuàng)歷史新高。從1985年到2017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總數為47380億美元。[2]
歐美雙方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2017年歐盟出口美國的商品規(guī)模超過3700億歐元，占其對外總出口規(guī)模的20%。而歐盟對美國進口的商品規(guī)模超過2500億歐元，占美國總出口的比重為18%。整體來說，2017年歐盟和美國雙邊貿易規(guī)模達到6310億歐元，比中國和歐盟的雙邊貿易規(guī)模還要多580億歐元。除了貿易體量巨大以外，近幾年歐盟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2017年歐盟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為1208億歐元，美國成為歐盟的重要順差來源。[3]
回顧歷史，美國對日本多次進行的貿易戰(zhàn)也是在雙方經貿關系密切，日本對美國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的情況下發(fā)生的。日美貿易戰(zhàn)肇始于20世紀60年代，激化于70年代，高潮于80年代，而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最早出現在1965年出現，在這之后的10年間，逆差基本在20億～30億美元之間波動，這一時期美國的整體對外貿易在多數年份還處于順差，因此美日貿易矛盾不甚明顯。到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美國對日貿易逆差急劇增長，1985年達462億美元，約為1975年的27倍。同期美國整體對外貿易連續(xù)10年出現逆差，且對日貿易逆差一直占整體貿易逆差的30%~40%。此次貿易戰(zhàn)特朗普沒有把日本作為主要的打擊對象，美日逆差占美國總逆差的比重從1991年達到創(chuàng)歷史記錄的50%持續(xù)滑落到目前的10%左右，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美國與日本、中歐尖銳貿易摩擦的升級還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發(fā)生在對美外貿順差高、美國財政赤字高的“雙高”時代。此次特朗普發(fā)動貿易戰(zhàn)的大背景和20世紀80年代很接近，當時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峰值占美國整個逆差的50%左右，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的占比目前就在這一水平（見圖1）。同時，目前美國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為1%左右，雖然遠低于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但與20世紀80年代的水平相當。
李文圖1
但與對日歐貿易戰(zhàn)具有本質上的不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zhàn)包含了濃郁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因素。特朗普政府主動發(fā)起對華貿易戰(zhàn)，與美國國內不同政治勢力與派別的主張不謀而合，原因就在于許多美國人認為美國政府多年來的對華政策沒有達到把中國改造成與西方國家一樣的預期，從而產生深刻的挫折感、失敗感與恐懼感。甚至可以說，特朗普發(fā)動對華貿易戰(zhàn)，是美國在反對中國的問題上取得高度共識、形成廣泛共鳴的一個必然結果。
特朗普一貫主張“美國優(yōu)先”，認定美國在貿易領域長期遭外國“占便宜”，認為“中國用從美國偷來的錢養(yǎng)肥了自己”“美國與中國在經濟上相互競爭，而美國正在輸掉這場戰(zhàn)爭”“中國公司與美國做生意很容易，但美國公司與中國做生意就沒那么容易。我們進入中國做生意要支付巨額稅收，可當中國對我們出售東西時，我們卻沒有收稅”。[4]在其看來，在貿易方面歐盟同樣占了美國的便宜，甚至是美國的“頭號對手”。[5]但不同之處在于，美國不僅把中國視為便宜占取者，還看成規(guī)則破壞者與美國霸權地位的挑戰(zhàn)者。
自尼克松總統20世紀70年代訪問中國開始，美國的歷屆政府及戰(zhàn)略界主流都認為，一旦中國變得更加富足就會發(fā)生變化，只要中國堅持改革開放，融入世界經濟，實現經濟自由化，那么其政治民主化就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因此，美國積極地把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例如，克林頓入主白宮后，開始奉行接觸加防范的對華戰(zhàn)略，蘭德公司稱其為“限制性接觸”。它的一個基點是，認為中國發(fā)展的趨勢是“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無情地前進”，即“最終實現政治多元化和西方式民主”。2001年美國同意中國加入WTO，主要動機也在于將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幫助”中國遵循從二戰(zhàn)結束到共產國際解體這期間由美國和盟國建立的國際架構和規(guī)則，走西方的發(fā)展道路。[6]但中國的發(fā)展現實，卻讓心懷這樣想法的美國人深感失望。
首先，一些美國人認為，中國沒有像當前所承諾的那樣，遵守國際貿易規(guī)則，并企圖另搞一套。2017年12月，特朗普前首席戰(zhàn)略顧問史蒂夫·班農在日本講演時，公開指責中國是匯率操縱國，侵犯美國知識產權，在過去10年通過強制技術轉讓從美國拿走了3.5萬億美元的技術。[7]現任白宮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早在2006年就告誡美國企業(yè)界，與中國經濟往來具有高風險；其在2007年出版的《解構中國價格》中稱中國產品價格由“補貼、低估匯率、假冒、盜版”形成；其在2011年出版的《致命中國》中認為中國通過“八種貿易武器”摧毀了美國的制造業(yè)基礎，帶走了供應鏈條，造成了美國工作崗位的丟失。[8]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發(fā)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中明確提出：“這些競爭要求美國重新考慮過去20年的政策——這個政策基于這樣一種假設：即與競爭對手的接觸以及將其納入國際機構和全球貿易，將使他們成為良性的參與者和可信賴的合作伙伴，在很大程度上，這個前提被證明是錯誤的。”[9]2018年2月，美國前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坎貝爾與前副總統拜登的副國家安全顧問雷特納，在美國《外交事務》發(fā)表了一篇名為《中國重估算：北京是怎樣讓美國期望落空的》的文章，認為中國也開始建立自己的區(qū)域和國際機構，啟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銀行，提倡“一帶一路”建設，“這些機構和項目賦予了中國議程設置和自身的權力，同時經常偏離現有國際機構所支持的標準和價值觀”[10]。
其次，一些美國精英認為，美國以經貿手段塑造中國的戰(zhàn)略是失敗的。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就認為：“美國一直期望能夠決定中國的進程，但是總是過高估計了自己的能力。”[11]史蒂夫·班農也曾發(fā)表過類似的言論：“我們的精英們自從尼克松總統在70年代與中國建交以來，就一直抱著一種錯誤的期望，認為一旦中國變得更加富足，中國經濟得到發(fā)展之后，中國的民主狀態(tài)將會得到相應的改進；認為中國越富有，中國就會在自由市場經濟下變得民主化。而今我們卻發(fā)現事實是相反的。”[12]
尤其讓一些美國人深感不安的是，在他們看來，中國已經成為美國領導地位和霸權地位的威脅者與挑戰(zhàn)者，是“華盛頓現在正面臨著現代史上最具活力和最強大的競爭對手”。西諺云：“強大即罪。”目前中國的GDP已經相當于美國的三分之二，在不久的將來超過美國，這是一個美國不愿意看到的事實，但更讓美國不能接受的是中國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以美國的方式，獲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v觀特朗普上任前后美國思想庫的言論和官方的安全報告，可以發(fā)現它們都包含這樣一個邏輯：中國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而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因此它將會給這個世界帶來許多的不確定性因素”。[13]因此，2017年12月，由特朗普簽署發(fā)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把中國定位為頭號競爭對手。報告認為，美國“將應對其正在面臨的世界范圍內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及軍事方面的競爭”。
中美脫鉤的情形難以想象
從理論上說，中國與美國經貿聯系的加強，減少了相互之間發(fā)生對立與沖突的可能性并增大了合作的可能與機會。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法學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就曾指出，“貿易的自然效應就是和平。兩個國家既彼此通商，又相互依存，一方以購入獲利，另一方則以出售獲利，一切聯合均以相互需要為基礎”[14]。但中美貿易摩擦尖銳化后，不乏有學者認為中美關系有可能因此進入以全面對立與對抗為主的階段。所謂“脫鉤論”，就認為貿易戰(zhàn)發(fā)生后，中美關系會逐步地進入“脫鉤”階段，或步入部分領域的脫鉤過程。從經貿層面來看，中美貿易不再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兩國的摩擦甚至沖突會增多。從戰(zhàn)略層面來看，美國對華戰(zhàn)略的“包容”路線可能已經走到盡頭。
在目前情況下，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相互之間基本上斷絕經貿往來、政治上走向決裂與對抗的情形發(fā)生的概率極小。1946年2月22日，美國駐蘇聯大使凱南給美國國務院發(fā)了一封內容很長的電報，他提醒人們注意，美國之所以可以與蘇聯對抗、決裂而沒有什么風險，是因為美國同蘇聯的“利害關系微乎其微”“在那里，我們沒有投資需要保衛(wèi)，沒有確實存在的貿易機會會喪失”。[15]而今天，中國和美國在生產、貿易等方面的聯系已經達到如此緊密程度，這使得任何一方要擺脫另一方都將付出慘痛代價。
在實施改革開放的40年間，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是通過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經濟體之間聯系的不斷加深完成的，同時這一提升又進一步加大了中國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經濟體之間的聯系，并對美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發(fā)展起到積極推動作用。正像2008年一家美國智庫完成的一份研究報告所指出的那樣：“總體上，中國經濟的崛起為美國經濟，或者更廣意義上，為全球經濟創(chuàng)造了機遇。由于經濟規(guī)模巨大，發(fā)展迅速，開放程度高，中國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源泉。美國從與中國不斷擴大的經濟交往中獲得的收益相當于每年700億美元或平均每個家庭每年625美元，獲利巨大。”[16]
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7年全年，美國與中國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6359.7億美元，增長10.0%。其中，美國對中國出口1303.7億美元，增長12.8%，占美國出口總額的8.4%，提升0.5個百分點；美國自中國進口5056.0億美元，增長9.3%，占美國進口總額的21.6%，提升0.4個百分點。[17]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顯示，2010至2015年間，美資企業(yè)全球海外分支機構銷售總額增長的1/3來自中國市場。2015年，美國在華投資的企業(yè)實現銷售收入5170億美元，利潤超過360億美元。2017年僅美國通用集團在華的合資企業(yè)就實現了279.9億元人民幣的利潤；美國主要20家集成電路企業(yè)去年在華營收超過750億美元，占這些企業(yè)全球營收的35%。美國對中國還有巨額的服務貿易順差，2017年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達541億美元。中國企業(yè)在美國的直接投資雖然相對規(guī)模較小，但截至2016年底累計投資已達到1090億美元，遍及美國46個州。在這種深度交融之中，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依賴度是在逐漸下降的，而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依賴則與日俱增。2001年，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20.4%，從美國的進口占中國總進口的10.8%，而2017年中國對美國的進、出口則分別占中國總進、出口的18.9%和8.4%。與這種趨勢相反的是，從2001年到2017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和進口占其總出口和總進口的比重從2.6%和9.0%分別上升至8.4%和21.6%。[18]此外，根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最新主要國債數據，2018年4月，中國持有總值為1.18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持有量居全球首位。
與冷戰(zhàn)時期美國與蘇聯都力圖成為世界霸主的情況截然不同，盡管美國對自己的霸權地位戀戀不舍，但中國主張和平發(fā)展，不搞對外擴張，不劃分勢力范圍，不走國強必霸路線。雖然美國一直沒有放棄改變中國的想法，但中國從來沒有產生過改變美國的意愿。早在1980年5月鄧小平就指出：“我們就不應該要求其他發(fā)展中國家都按照中國的模式進行革命，更不應該要求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采用中國的模式。”[19]習近平總書記更加明確地指出：“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復制’中國的做法。”[20]中國無意取代美國的領導地位。2014年12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就明確宣稱：“中美是全球經濟的伙伴，但引領世界的是美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時候，美國已經主導了世界經濟的體系和規(guī)則。中國對外開放意味著我們愿意加入這個體系，基本承認這些規(guī)則，也愿意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發(fā)揮建設性作用。”[21]2018年7月，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中國的“新時代”并不意味著美國時代的終結，而是指中國的發(fā)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新時代里，中國仍主要著眼于自身發(fā)展，并不謀求全球主導地位。”[22]中國的這一立場，從根本上避免了中美對立與對抗發(fā)生的可能性。
在歷史上，傳統大國和崛起大國之間的確不乏以戰(zhàn)爭對決的先例，但中美之間幾乎不存在發(fā)生較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的可能性，這一方面在于堅持和平發(fā)展，另一方面更在于若美國發(fā)動對中國的戰(zhàn)爭，則對美中雙方以及世界都意味著災難性后果。當然，如果中美關系因貿易戰(zhàn)陷入低谷，美國則有可能對中國進行武力恐嚇、威脅和威懾，甚至派軍艦進入中國臺海、南海，從而增大與中國發(fā)生軍事摩擦、甚至局部沖突的幾率。
新冷戰(zhàn)格局形成的可能性極低
在中美貿易戰(zhàn)如火如荼之際，2018年7月17日，歐盟和日本正式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主要涉及取消關稅、破除非關稅壁壘、擴大服務貿易等多個方面。7月25日，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與特朗普會談后，歐盟官網發(fā)布了美歐聯合聲明，聲稱美國與歐盟之間將啟動“一種為實現雙方共贏的有力經貿合作”，共同致力于“零關稅、消除非關稅壁壘、消除對非汽車工業(yè)產品的補貼”“免受不公平的全球貿易行為的侵害”。許多人擔心，如果美日歐談成這樣一個零關稅、零壁壘，以及零補貼的自貿協定，則意味著一個將中國、俄羅斯等新興大國與發(fā)展中國家排除在外的、占世界GDP60%、占全球貿易額51%的超級自貿區(qū)誕生，國際秩序發(fā)生新的調整，WTO或被解散或名存實亡，在被迫無奈的情況下，中國將“聯合亞非拉”建立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圈以對抗美歐日發(fā)達國家經濟圈，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一種新的冷戰(zhàn)格局。
在當今世界，能夠像冷戰(zhàn)時期那樣，形成兩個相互對立、相互排斥的國家集團嗎？答案無疑是否定的。冷戰(zhàn)期間，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集團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之間之所以發(fā)生對立與對抗，重要原因在于兩大陣營之間幾乎沒有經濟往來。表1表明，1963年以蘇聯為首的經互會與工業(yè)國貿易區(qū)發(fā)生的貿易額僅是工業(yè)國貿易圈之間貿易額的1/20。但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之間、西方國家與中國之間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難以割舍的相互依賴。發(fā)達國家組建一個將發(fā)展中國家完全排除在外的超級自貿區(qū)，或者發(fā)展中國家組建經貿集團與發(fā)達國家對抗，在理論上缺乏可能性，在實踐上也是做不到的。
以中國為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向世界開放市場而發(fā)展自身，與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系日益深化。“中國的經濟崛起就像是一塊磁鐵一樣，把其他國家的經濟利益與中國的利益緊密相聯。”[23]目前，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世界上許多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的快速發(fā)展以及對國際社會所作的貢獻，已經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可。在亞太地區(qū)，中國的經濟拉動力已經超過美國，許多國家與中國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日益加深，無不指望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的紅利。在這種情況下，世界上所有主要國家在經濟上割斷與中國的關系，尤其是制裁中國，幾乎不具備任何可能性。
中國如今已經是世界第一大市場，這是美國等西方國家難以割斷與中國的經貿聯系的決定性因素。例如，美國出口到中國的農產品占其農產品總出口的16.1%，出口到中國的飛機及配件占美國總出口的12.5%。2016年，中國消費者購買了4490萬部蘋果手機，以及510萬輛通用、福特、菲亞特克萊斯勒美國三大汽車品牌在華生產的合資汽車，分別占當年蘋果手機和三大汽車品牌全球銷量的21%和33%。從2005年到2017年，美國對中國服務出口占美國服務出口的比例從2.33%上升到7.18%。至2017年，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美國第5大服務出口國。從2005年到2017年，美中服務貿易順差占美國服務貿易順差的比重從2.69%上升到15.85%。[24]資本的逐利本性決定了西方國家的企業(yè)將日益加強與中國的聯系，而不是相反。
發(fā)達國家之間關稅本來就很低，經濟同質性強。歐美貿易結構非常相似，2017年歐盟出口美國的商品中機械和運輸設備、化學品及雜項制品占比靠前，分別達到44%、23%和13%。而歐盟向美國進口的商品中機械和運輸設備、化學品及雜項制品占比分別為44%、22%和12%。由于兩個經濟體的發(fā)展程度和工業(yè)結構較為相似，因此雙方的貿易產品結構相似并不難理解，但是這也說明雙方在商品貿易層面可以協商的空間不大。[25]美歐日都處于世界產業(yè)鏈的高端，中國及其他新興經濟體成為中低端產品的主要生產者。如果構建一個將新興大國與發(fā)展中國家排除在外的自由貿易區(qū)，全球產業(yè)鏈就會發(fā)生大的斷裂。
首先，歐美之間矛盾重重，歐盟內部各國與美國的利益重點也各不相同，歐盟從煤鋼共同體到歐元區(qū)的達成經歷了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歐盟和美國的自貿區(qū)從對方發(fā)表聲明，到最終律效力實際條款，至少需要十幾年的時間。其次，歐盟與日本不可能真心做到跟美國聯合起來對付中國，座山觀虎斗，兩邊占便宜，最符合他們的利益。
冷戰(zhàn)時期兩大陣營之間缺乏經貿聯系，經互會實行計劃經濟，缺乏反映機會成本的價格和使用數量計劃，內部貿易主要服從政治目標，在經貿規(guī)則上難以與西方社會實現有效對接，雙方在政治上處于敵對狀態(tài)，都是重要原因。但目前世界上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大國與發(fā)展中國家大多實行市場經濟，遵守國際規(guī)則，與發(fā)達國家間不存在政治敵對狀態(tài)。例如，多年來，中國對融入既有的國際秩序一直持積極態(tài)度，并沒有處心積慮地在原有世界秩序之外另搞一套。中國重視國際機構與國際組織的作用，一直以國際規(guī)則的堅定維護者和積極建設者的姿態(tài)出現在國際舞臺。迄今已加入幾乎所有政府間國際組織和400多項國際多邊條約。[26]當下最為激烈的中美經貿沖突也是在美方主導制定的原有規(guī)則基礎上發(fā)生的。
最有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顯然，中美貿易摩擦尖銳化會給未來中美關系和中國的發(fā)展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最直接受到傷害的是雙邊經貿關系，雙方貿易額下滑在所難免，下滑的程度取決于貿易戰(zhàn)持續(xù)的時間和雙方互制的烈度。雙方政治關系也難免因此經歷較大起伏，在一段時間內相互猜忌、相互攻訐將成為常態(tài)。貿易戰(zhàn)的結局往往是雙輸，但中國的損失相對要大一些。當然，任何事物的發(fā)展都不可能一帆風順，中國的崛起也應該經歷些困難與挫折。
美國損失最大的是某些產業(yè)，尤其是農產品、汽車制造業(yè)和食品業(yè)等將失去部分中國市場。據英國廣播公司（BBC）2018年8月5日刊發(fā)的題為《特朗普的貿易戰(zhàn)之下，早期“受害者”浮現》的報道，伴隨以美國挑起的貿易戰(zhàn)不斷發(fā)展，有一些公司已經感覺到疼痛，其中包括不少國際知名品牌，如捷豹路虎、可口可樂等。中國有全世界最完整的機械工業(yè)和電子信息產業(yè)鏈條，丟掉這個制造基地，美國的高科技產品要重建一個生產制造基地，也需要極大的時間和資金成本。
自貿易戰(zhàn)打響后，我國許多研究機構的實證研究都顯示，美國對中國對美出口加征關稅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有限的，中國完全有能力吸收中美貿易戰(zhàn)對中國經濟的沖擊。貿易摩擦尖銳化對中國的影響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影響出口，進而影響經濟增長。目前，中國內需拉動比重接近80%，外貿依賴度已經降到20%以下，在消費、投資與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出口的重要性有所降低，而中美貿易額又只占其中的14%。對中美貿易戰(zhàn)給中國帶來的影響，若干國際機構做過一些評估。根據不同數額商品、不同征收稅率，有三種不同評估結果。輕度，影響中國進出口額4%，GDP增速0.07%；中度，影響進出口額8%，GDP增速0.2%；重度，影響進出口額13%，GDP增速0.64%。最大的影響都不超過GDP增速1%。[27]
其二，影響中國技術進步與產業(yè)升級。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zhàn)不同于美國與日歐的貿易戰(zhàn)。美歐日是同盟國，在貿易戰(zhàn)中，戰(zhàn)火很少波及高科技領域，但在對華貿易戰(zhàn)中，美國理所當然地會選擇對中國的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實施更加嚴厲的管制。8月1日，美國就以國家安全和外交利益為由，將44家中國企業(yè)（8個實體加36個附屬機構）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其中包括很多研究機構。據工信部對全國30多家大型企業(yè)130多種關鍵基礎材料調研的結果顯示，32%的關鍵材料在中國仍為空白，52%依賴進口，絕大多數計算機和服務器通用處理器95%的高端專用芯片、70%以上智能終端處理器以及絕大多數存儲芯片依賴進口。在裝備制造領域，高檔數控機床、高檔裝備儀器、運載火箭、大飛機、航空發(fā)動機、汽車等關鍵件精加工生產線上逾95%的制造及檢測設備依賴進口。[28]如果貿易戰(zhàn)進一步升級，從美國進口這些產品遇到困難，我國就不得不轉向日本和歐洲國家尋找解決途徑。
其三，對中國現代化進程帶來不利影響。中國與日歐之間還存在一個重要差別，即美國對日歐發(fā)動貿易戰(zhàn)時，日歐已經完成工業(yè)化、現代化，而今日中國尚處于現代化與工業(yè)化進程之中。根據十九大報告，中國計劃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在這種情況下，中美貿易戰(zhàn)的發(fā)生，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未來中國的發(fā)展將面臨挑戰(zhàn)大于機遇的外部環(huán)境。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即美國剛剛對日發(fā)動貿易戰(zhàn)時，就已經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美日80年代貿易戰(zhàn)進入高潮，充其量只是讓日本落入“高等收入陷阱”，而從時間維度來看，中國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未來10年最為關鍵。
當然，中國的崛起具有歷史必然性。“只要政治上不出現顛覆性錯誤，經濟上不出現毀滅性打擊，制度上不出現斷層式波動”，[29]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即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并不存在大的懸念，如前文所述，美國對中國挑起的貿易戰(zhàn)，不會對中國經濟發(fā)展構成毀滅性打擊。
中國應對有方
有挑戰(zhàn)必有回應。對美國主動發(fā)起的對華貿易戰(zhàn)，除了在貿易方面對美國采取必要的反制外，中國的應對主要表現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和創(chuàng)新驅動三個方面，從總體上看，是有理、有利的。
深化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用新的增長方式取代原有增長方式已是當務之急。以切實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為出發(fā)點，加大改革力度，將經濟發(fā)展的主要動力進一步由出口拉動轉移到內需拉動，是應對貿易戰(zhàn)的長久之策。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規(guī)模大，經濟發(fā)展繼續(xù)依賴出口拉動將面臨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困難。2006年中國出口占GDP的比重為38.6%，以后逐年下降，但在2016年這一比重仍高達20.2%。在世界主要大國中，中國依然是對外部需求、特別是對美國需求依賴度最高的國家。由此，有必要用一個由國內市場拉動的經濟取代一個依靠出口推動的經濟。中國擁有近14億人口，國內經濟行業(yè)齊全，市場龐大，各地區(qū)之間已具有相當強的經濟互補性，理論上具備內需拉動的條件，內需不振的最大瓶頸在于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提高速度太慢，需要通過資源能夠得到有效配置、知識產權能夠得到保護、法治制度健全的市場體制的途徑，切實提高城鄉(xiāng)居民的消費能力與消費水平。
就出口方面而言，資源跨時、跨境配置的扭曲的情況亟待改變。在出口導向政策指導下實行的各種形式的出口補貼，導致出口產品的價格發(fā)生扭曲，資源錯配，對外導致貿易條件惡化，對內導致環(huán)境污染、資源枯竭和國民福利的損失，弊大于利，最好盡快取消；實在難以辦到，也要逐漸取消。從內需而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切實提高廣大勞動人口的收入水平與福利水平。擁有大量優(yōu)質廉價勞動力曾是中國的比較優(yōu)勢。企業(yè)使用勞動報酬低的勞動力，可以使產品成本大幅降低從而提高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能力。但由于現今中國的勞動力已出現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日漸消失，依靠勞動力優(yōu)勢擴大出口的模式已經失去可持續(xù)性。
問題還在于，中國的這種勞動力優(yōu)勢，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此次美國對中國發(fā)動貿易戰(zhàn)的重要口實。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看來，中國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所謂勞動力優(yōu)勢無非是“低人權優(yōu)勢”，是中國企業(yè)不正當競爭的表現，嚴重違背了WTO規(guī)則。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廣大勞動人民吃苦耐勞獲得發(fā)展，曾是東亞現代化模式的重要方面。例如，在20世紀60~80年代高速發(fā)展時期，日本人也被西方人譏笑為“工蜂”。以工人勞動時間為例，1987年，日本制造業(yè)工人人均年工作時間為2150小時，比當時的西德多出500小時，比當時美國、意大利多出200小時。并且，在日本為數眾多的雇傭工人5~29人的小企業(yè)，人均勞動時間更是長達2176小時。[30]日本以往的這種做法，雖然屢遭西方國家的譏笑，但并未成為懲罰日本的理由。即使在今天，日本的上班族在發(fā)達國家中的工作時間依舊最長，加班加點如家常便飯，“過勞死”經常發(fā)生，美國人對此視而不見，卻只是對中國的類似情況橫加指責。但無論如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為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應該通過深化改革，切實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提高工資水平，減稅，解決醫(yī)療、教育、住房問題。
擴大開放，即加大開放的力度和深度。“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2018年4月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發(fā)表演講指出，中國將推出眾多對外開放措施，包括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創(chuàng)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huán)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主動擴大進口四個方面，并強調將盡快使之落地，中國的對外開放一定會打開全新的局面。[31]6月29日，國家發(fā)改委、商務部聯合發(fā)布了《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大幅擴大服務業(yè)開放、基本放開制造業(yè)、放寬農業(yè)和能源資源領域準入。此外，中國還加快建設粵港澳大灣區(qū)、海南自貿區(qū)等。這些重要舉措，有利于吸引外資，有助于中國產業(yè)升級，也有利于對沖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發(fā)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不斷下降的情況下，劉易斯就曾指出欠發(fā)達國家要將外貿這一增長引擎的速率加以維持的，唯一辦法就是改變燃料的來源，即大力推動發(fā)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32]中國首倡的“一帶一路”建設，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其穩(wěn)步推進不僅可以為發(fā)達國家提供更多的投資貿易機會，更能強勁地帶動相關地區(qū)的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發(fā)展，從而為中國擴大開放創(chuàng)造更多機遇。
加大對知識產權保護力度，重視創(chuàng)新驅動。普雷維什和辛格等人曾指出，外圍國家用所生產出的需求彈性低的初級產品同長于技術創(chuàng)新的中心國所生產的需求彈性高的產品進行交換，其結果只能是貿易條件的長期惡化，因此外圍國家要實現工業(yè)化必須采取進口替代戰(zhàn)略，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生產出大量需求彈性高的制成品，才能改變現存的國際關系格局。[33]“市場換不來核心技術,有錢也買不來核心技術”，在目前情況下，我國只有通過加大知識產權保護等途徑推進自主創(chuàng)新，積極介入高新科技產品領域的競爭，盡量使深度參加全球分工體系和依靠自己力量掌握核心技術之間達到平衡狀態(tài)，提升自身在全球產業(yè)鏈中的地位，才能有效減少貿易糾紛，有效應對貿易摩擦。我國是世界第一大工業(yè)國，擁有完整的工業(yè)體系。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美國康奈爾大學以及歐洲商業(yè)管理學院共同發(fā)布的《2015年全球創(chuàng)新指數報告》顯示，我國的創(chuàng)新指數名列全球第29位，在中等收入國家中排名首位，與高收入經濟體的差距進一步縮小，我國在人力資本開發(fā)和研發(fā)資金投入等方面的創(chuàng)新能力已經非常接近高收入經濟體。[34]另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機構發(fā)布的2018年全球創(chuàng)新指數報告，中國首次進入“最具創(chuàng)新力經濟體”前20名。[35]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對內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對外堅持開放合作創(chuàng)新，擴大科技領域對外開放，充分利用國際創(chuàng)新資源，開辟多元化合作渠道，精準選擇合作領域，加強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對外科技交流合作，我國完全有可能在未來一個時期內在高科技領域明顯縮小與發(fā)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注釋
[1]《俠客島：面對中國美國到底在焦慮什么？》，https://item.btime.com/35sdq0bfks99gkop26smi1jcn59。
[2]何宗森：《中美貿易戰(zhàn)促使我國國際化戰(zhàn)略更快推進》，http://www.sohu.com/a/227258575_99964043。
[3]姜超、李金柳、宋瀟：《加大改革開放，才能轉危為機——從歐日、歐美協議看貿易摩擦》，http://news.hexun.com/2018-08-03/193668176.html。
[4]達?。骸睹绹鴮θA戰(zhàn)略邏輯的演進與“特朗普沖擊”》，《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年第5期，第34頁。
[5]《特朗普：歐盟占美國便宜，是“頭號對手”》，http://www.sohu.com/a/241597799_161794。
[6]朱穎：《特朗普顛覆美國對華戰(zhàn)略》，http://www.uzbzw.com/mon/keji/20180508/45020.html。
[7]"Strring Steve Bannon Speech at Japan CPAC 2017", https://www.google.com.hk/amp/s/amp.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7/nov/15/steve-bannon-japan-rails-against-chinas-hegemonic-/.
[8]這“八種武器”分別是：精心編制的非法出口補貼網絡；對貨幣的狡猾操縱和總體低估；對美國知識產權財富公然的造假、盜版和偷竊；相當短視的意愿，即用大規(guī)模的環(huán)境破壞來換取幾塊錢的生產成本優(yōu)勢；遠低于國際規(guī)范的、極度松散的工人健康和安全標準，導致工人患上褐色肺和一系列復雜的癌癥、截肢；不合法的關稅、配額以及其他關鍵原材料的出口限制（從銻到鋅），并作為一種戰(zhàn)略手段來獲得對世界冶金和重工業(yè)更大的控制；掠奪性定價和傾銷，旨在將外國競爭者趕出關鍵資源市場，并用壟斷價格獲取消費者的權益；“保護主義長城”——旨在讓所有的外國競爭者無法在中國大地上設立門店。
[9]"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10]《重估中國：北京是怎樣讓美國期望落空的》，經濟觀察研究院，2018年4月27日。
[11]《俠客島：面對中國 美國到底在焦慮什么？》，https://item.btime.com/35sdq0bfks99gkop26smi1jcn59。
[12]Strring Steve Bannon Speech at Japan CPAC 2017, https://www.google.com.hk/amp/s/amp.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7/nov/15/steve-bannon-japan-rails-against-chinas-hegemonic-/.
[13]李文：《高調反華與美國“救世情結”的破滅》，《人民論壇》，2018年4月中，第21頁。
[14]［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388頁。
[15]George Kennan, "The Long Telegram", Moscow, February 22, 1946, http://www.ntanet.net/KENNAN.html.
[16]戰(zhàn)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帳薄中國：美國智庫透視中國崛起》，北京：中國發(fā)展出版社，2008年，第132頁。
[17]《2017年全年美國貨物貿易及中美雙邊貿易概況》，http://www.qqfx.com.cn/news/120360.html。
[18]《李稻葵領銜報告：中美經貿不會全面對抗，中國應保持定力，苦練內功》，https://pit.ifeng.com/a/20180711/59111352_0.shtml。
[19]《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8頁。
[20]習近平：《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17年12月1日。
[21]《汪洋稱中方承認美國主導世界引美媒關注》，http://intl.ce.cn/qqss/201501/06/t20150106_4274369.shtml。
[22]崔天凱：《新時代里仍主要著眼于自身發(fā)展中國不謀求全球主導地位》，《聯合早報》，2018年7月28日。
[23]［美］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nmo）：《北京共識》，英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2004年5月11日。
[24]《李稻葵領銜報告：中美經貿不會全面對抗，中國應保持定力，苦練內功》，https://pit.ifeng.com/a/20180711/59111352_0.shtml。
[25]姜超、李金柳、宋瀟：《加大改革開放，才能轉危為機——從歐日、歐美協議看貿易摩擦》，http://news.hexun.com/2018-08-03/193668176.html。
[26]李文：《在和平合作的時代大潮中貢獻中國力量》，《經濟日報》，2018年4月19日。
[27]《特朗普一盆冷水，讓我們更加清醒！中國該如何應對？》，http://www.sohu.com/a/244495902_166580。
[28]《工信部副部長：130多種關鍵基礎材料中32%在中國仍空白》，http://news.ifeng.com/a/20180717/59237655_0.shtml。
[29]鄭秉文：《中國預計從2024年開始進入高收入階段》，《人民日報》，2016年6月12日。
[30]［日］暉峻淑子：《何謂富?！?，東京：巖波書店，1989年，第109頁。
[31]《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 習近平發(fā)表主旨演講》，http://www.chinanews.com/gn/2018/04-10/8487491.shtml。
[32]張培剛主編：《新發(fā)展經濟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312頁。
[32]［阿根廷］勞爾·普雷維什：《外圍資本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德］漢斯·辛格：《貿易條件的爭論及軟貸款的發(fā)展：聯合國的早年》，《發(fā)展經濟學的先驅》，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年。
[34]《國際地位顯著提高 國際影響力明顯增強——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狀況的國際比較》，國家統計局。
[35]《看待中國科技創(chuàng)新世界地位要有“定力”》，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8-08/07/content_7612689.htm?node=20908。
The Deep Objective Reasons for the Deteriorated Sino-US Trade Friction
Li Wen
Abstract: The deteriorated China-US trade friction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epening of their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of the long-standing significant trade deficits between them. The trade dispute will not break off the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or trigger a new cold war around the world, but it will cause a decline in the bilateral trade volume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temporary difficulties in 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a slight slowdown in the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Deepening reforms, expanding openness and being innovation-driven are the main measures China may take in response to the trade war started by the US.
Keywords: Trade friction, Sino-U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der
責 編／楊昀赟
李文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