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社會經歷巨大變化、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代的40年。這種歷史性巨變的一個重要理論成果，就是中國話語體系的跨越式發(fā)展和不斷創(chuàng)新。伴隨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深入，如何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加強概念供給能力、進一步增強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成為新時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進一步繁榮發(fā)展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

對此，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中國話語體系建設奠定了堅實思想基礎、指明了發(fā)展方向。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推進立足中國現實的原創(chuàng)性理論

中國話語體系不是一種被外在賦予中國特殊性的既定話語體系，而是在中國社會現實中孕育而生的、自主建構的話語體系。這種自主性主要表現在方法論立場、理論構建、概念生產和人才培養(yǎng)等幾個方面。具體而言，主要包括立足中國現實的原創(chuàng)性理論、立足中國經驗的標識性概念、立足中國問題的理論人才。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項全新的事業(yè)，呼喚著思想解放和理論創(chuàng)新。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視野中，社會現實并非是被直接給予的，而是需要透過科學方法論來把握其內容。用黑格爾的話說，“現實”不是在知覺中直接被給予我們的現存的東西，從根本上看，現實乃是“本質與存在的統(tǒng)一”。與之相反，那種脫離社會現實，把一般原則不加分辨地運用到任何內容之上的做法，乃是教條主義方法慣常犯的錯誤。

馬克思主義是基于特定社會現實的科學理論。列寧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轉型在發(fā)達國家和俄國這種落后國家的不同后果，看到了資本主義經濟矛盾在俄國集中展現出來的特殊歷史情境，因而尤為重視無產階級的作用，成功領導了十月革命。毛澤東正確認識到，中國的歷史情境與蘇聯不同，中國問題不能依賴套用蘇聯模式獲得解答，因此中國革命的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裝起義，而是更符合中國實際的農村包圍城市。對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鄧小平強調，“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fā)。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

隨著新時代的到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xù)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fā)展的翻版。”因此，改革開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走的都是前無古人的開創(chuàng)性道路。只有深入到中國特定的社會現實之中，深入到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之中，中國話語體系的原創(chuàng)性和自主性建構才是可能的。

這種原創(chuàng)性理論的力量源泉來自鮮明的問題導向和民族特色。一方面，理論的原創(chuàng)性源自明晰的問題導向。理論創(chuàng)新只能從問題開始。社會的不斷發(fā)展決定了話語體系的自我變革，偉大的實踐創(chuàng)新為理論創(chuàng)新開辟了全新的空間。任何話語體系都不單純是個體頭腦的產物，而是社會實踐的結晶。對于當代中國話語體系建設而言更是如此。我們應當以當代中國正在進行的偉大實踐為核心，不斷發(fā)現新問題、提煉新觀點、探索新表達，從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的話語體系。

另一方面，任何話語體系的當代形態(tài)，都不是橫空出世的，都不能與特定歷史和傳統(tǒng)根基相脫離。當代中國話語體系至少蘊含了以下三種思想和話語資源：馬克思主義、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主要來自西方的國外文化資源。正是這三種資源的互動和整合，塑造了當代中國的話語體系。所以，中國話語體系的未來建構，不僅有賴于馬克思主義在方法論層面的指導，而且有賴于中華民族的深厚文化傳統(tǒng)和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

堅定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提煉立足中國經驗的標識性話語

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善于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話語體系的構建離不開特定概念。有效概念的供給，是中國話語體系自主性建構的關鍵一環(huán)。

然而，中國社會現實的快速發(fā)展與復雜變化，使相應概念難以及時而有效地與之匹配，進而作出適宜的理論闡釋。一方面，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牢牢立足中國現實，直面中國問題，開辟中國道路，形成了獨特的中國經驗。對此，我們亟需在思想理論上予以提升，以概念的方式予以闡釋。另一方面，當前我們的理論建設，特別是話語體系建設，還不能滿足社會實踐的需求，還難以對當代中國正在進行的具有獨創(chuàng)意義的社會實踐進行相應的解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方話語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當代中國的理論研究。改革開放之初，西方思潮大量涌入中國，在很多情況下被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并用來解釋中國的實踐，這就出現了話語的不適應問題。

在此，我們反思的重點不在于是否應當引進西方思潮，而在于如何對待它們。從總體上看，我們對西方思潮的引進曾經采取了一種簡單拿來的無批判的態(tài)度和立場。這里所說的無批判的態(tài)度和立場，即忽視西方思潮得以產生的特定前提，和其所適用的基本界限，將其簡單抽象為普遍性的原則，不加批判地運用到任何對象上去。在學術研究中，它更多是以一種方法和概念的形式表現出來。這種做法忽視了兩個問題：其一，任何思潮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語境和適用范圍，一旦脫離其歷史語境，超越其適用范圍，真理也會變成謬誤；其二，誤將其方法和概念作為一種價值中立和可以任意運用到任何地方的工具。由此帶來的弊端是，第一，學到的僅僅是外在的技術性環(huán)節(jié)，而難以把握其內在精髓。第二，誤導一些人陷入虛假的話語陷阱之中，誤將西方的話語方式當作普遍的方法，從而自覺不自覺地堵住了通往社會現實的道路。

就此而言，源自西方的概念和方法經常會構造出一系列西方的問題，比如曾經流行一時的后現代問題。如果人們僅僅看到學術界熱火朝天的討論，那么，將會誤以為中國已經進入后現代社會。應當說，看到某一問題的表象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困難的是，在這一系列問題所構成的汪洋大海中，人們往往會失去批判的眼光，“錯把杭州當汴州”，甚至于“錯把他鄉(xiāng)作故鄉(xiāng)”。因此，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話語體系，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話語體系的建設，必須立足于民族土壤，必須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大國來說，更要堅定文化自信，從中國經驗中提煉標識性話語，進而構建自己的話語體系。

第一，從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提煉新話語。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是一座思想寶庫，凝聚著一代代中國人的智慧創(chuàng)造，也是傳統(tǒng)話語體系的母體和載體。今天我們構建話語體系，不能無視傳統(tǒng)、拒絕傳統(tǒng)，而是必須立足實踐，直面?zhèn)鹘y(tǒng)、反思傳統(tǒng)，從傳統(tǒng)中提煉可以古為今用的概念術語，以豐富我們的話語體系。

第二，從中國經驗中提煉新話語。40年的改革開放極為深刻地影響并改變了中國，由此形成了諸多寶貴的中國經驗。中國經驗既具有中國特色，又具有世界意義，構建中國話語體系必須立足中國經驗。從中國經驗中提煉帶有時代烙印的鮮活概念術語，是中國話語體系建設的根基所在。

第三，從黨的理論創(chuàng)新成果中提煉新話語。我們黨歷來重視理論建設，實踐每前進一步，理論也隨之前進一步。40年來，我們黨在理論創(chuàng)新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思想價值的理論成果，提煉出一系列新的標識性話語，比如和諧社會、核心價值觀、“四個自信”、歷史方位、新時代等。這些標識性話語，最為集中地展現了中國實踐的發(fā)展歷程，最為典型地反映了中國經驗的根本特征，是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重要途徑。

加強學術話語體系建設，培養(yǎng)立足中國問題的理論人才

構建中國話語體系是一項需要付出長期努力的艱巨任務，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因此，人才建設至關重要。無論是在哲學方法論層面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還是在理論、概念層面的原創(chuàng)性和標識性要求，都需要一大批理論人才的支撐。他們不僅要懂得中國，而且要懂得世界；不僅需要掌握中國理論，而且需要切中中國實踐。這就要求他們自覺消除中國與世界、中國理論與自身實踐之間存在的程度不同的“隔膜”。

一方面，面對世界，中國自近代以來的對外學習從根本上說始終伴隨著一種緊張，一種以“古—今”“中—西”為樞軸的思慮。為了擺脫學術話語體系上的“學徒狀態(tài)”，走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失語癥”，發(fā)展立足中國現實、中國經驗、中國問題的中國話語體系，我們必須堅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整合中國傳統(tǒng)話語和西方話語資源；以中國正在進行的偉大實踐為核心，以富有民族特點和時代特征的標識性概念為骨架，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中國話語體系。

另一方面，中國話語體系的建設，還要有效化解中國理論與中國實踐之間的“隔膜”，努力滿足實踐對理論創(chuàng)新的需求。當代中國的偉大實踐，沒有任何母版和模板可循，也不是任何既成經驗的再版和翻版。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亟需能夠引領新實踐、解釋新實踐的原創(chuàng)性理論。

需要注意的是，在當下的學術研究中，存在一種理論與實踐相脫節(jié)、把理論與實踐拉得越來越遠的時弊。比如，一些人以追求純粹科學、絕對客觀的研究為名，試圖剝離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指導地位。這種方法具有很大的隱蔽性和欺騙性。表面看來，它是無立場的，但實則不然。所謂絕對無立場的客觀不過是一個幌子而已，隱藏在其背后的價值觀念和特定立場往往以非常隱蔽的形式灌輸進來。具體來看，這種純粹的抽象似乎擁有絕對的客觀性，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它似乎可以被運用到任何地方，但實質上又不能被運用到任何地方；它似乎可以說明一切問題，但實質上又不能說明任何問題，因為它所擁有的那種客觀性乃是一種稀薄到極點的抽象。畢竟，缺乏現實關懷的研究，與實踐相隔絕的理論，既無法準確解釋實踐，更無力引領實踐。因此，合格的理論人才，不僅要具備過硬的學術水準、開闊的理論視野，而且要有現實關懷，不能自說自話、自娛自樂、孤芳自賞。

從歷史上看，人類思想每前進一步，都奠基于特定的時代和實踐基礎之上。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對于當代中國學者而言，在這樣一個西化程度已經非常之高的世界上，以中國人特有的方式、特有的話語體系來思考中國的問題，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但無論多么困難，我們都有責任投入到這一偉大事業(yè)之中。

中國話語體系建設要取得實質性進展，必須真正實現中國化。實現中國化的關鍵不在于對傳統(tǒng)文獻資料的系統(tǒng)梳理，而在于將話語建構的觸角深深植入中國土壤之中。必須牢記，當我們在從事理論思索和話語表達的時候，我們是作為中國人在思索和表達，中國這塊土地是我們須臾不可脫離的源頭活水。中國話語體系的未來建構就在于將自己的根基牢牢植入中國大地，以馬克思主義為旗幟和靈魂，以為人民做學問為旨趣，堅定行走在中國道路上，前行再前行。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德]黑格爾著、楊一之譯：《邏輯學》（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年。

②《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③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6年5月18日。

④吳曉明：《論中國學術的自我主張》，《學術月刊》，2012年第7期。

⑤鄧正來：《學術自主性與中國法學研究》，《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7年第4期。

責編/王妍卓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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