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對外文化交流的思想理論探索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tài)，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事實證明，各個民族正是在不同文化間的交流中取長補短，不斷地消滅其原有民族文化的狹隘性、局限性、片面性，從而促進了世界文明的發(fā)展。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的文化理論，為我國加強對外文化交流、提出文化“走出去”戰(zhàn)略奠定了深厚的理論基礎，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導思想和原則。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在文化交流和文化傳播等方面形成了重要的理論成果，包括：鄧小平理論中的文化開放思想、江澤民同志關于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胡錦濤同志關于文化軟實力建設的思想以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的對外文化交流思想。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對外文化工作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發(fā)生了重大變化。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把文化建設提高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這說明，對外文化交流越來越受到重視，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已經成為我國文化建設的主要目標。近些年來，面對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融交鋒的新形勢，為了增強文化軟實力、提高國際話語權，我國不斷推動中華文明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2013年秋天，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我國對外文化交流由此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時代。2015年3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發(fā)布，表示要“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自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成為我國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指導思想。

經濟交往、政治交往、社會交往、文化交往多目標齊頭并進，企業(yè)、社會組織、個人等多主體聯(lián)動合作

就文化交往、經濟交往以及政治交往三者的關系來說，文化交往依托于經濟交往和政治交往而存在。自新中國成立到1980年左右，我國的對外文化交流主要是為政治服務的。1992年初，鄧小平發(fā)表南方講話，我國由此制定了“文經結合”“文化搭臺，經貿唱戲”的方針，通過多種形式的國際文化活動，推動經貿發(fā)展，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

到了21世紀，我國制定了新時期對外文化工作的總體目標——“四個服務”，即為外交大局服務，為現代化建設服務，為國家統(tǒng)一大業(yè)服務，為文化事業(yè)自身的繁榮與發(fā)展服務。2017年1月，《“一帶一路”文化發(fā)展行動計劃（2016—2020年）》發(fā)布，提出健全“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機制、完善“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平臺、打造“一帶一路”文化交流品牌、推動“一帶一路”文化產業(yè)繁榮發(fā)展、促進“一帶一路”文化貿易合作五項重點任務。

可以說，我國對外文化交流工作與經濟交往、政治交往、社會交往彼此適應、協(xié)調統(tǒng)一，實現了以官方文化交流為龍頭，帶動民間特別是商業(yè)文化交流整體水平的全面提升，促進政治、經濟間的諒解與合作，為世界各國的溝通架起了橋梁。 

我國實施對外文化交流活動不僅需要依靠政府的頂層設計，還需要調動企業(yè)、社會組織以及個人的積極性，發(fā)揮各個主體的力量，建立合理的聯(lián)動機制以及合作關系，形成政府、社會組織、企業(yè)等多主體共同參與的新格局。

首先，與文化相關的社會組織主導的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一般意識形態(tài)和政府行為較弱，但其活動方式通常較為靈活，能夠通過專業(yè)的交流引起雙方的共鳴，從而產生良好的傳播效果。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協(xié)會、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等非政府組織，自成立以來就一直致力于增進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以及友好合作，在傳播中華文化、增強文化吸引力等方面取得了積極的成果。其次，文化企業(yè)主導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一般是以市場為基礎的對外文化服務、文化商品出口等。近年來，文化企業(yè)主導的交流活動愈加頻繁、影響愈加深遠。最后，民間組織的對外文化交流活動往往由旅居海外、心系祖國的華人、華僑、留學生等開展，通過民間友好工作，比如國際攝影大賽、民間藝術交流團互訪等形式，以民促官?？梢哉f，當前民間對外文化交流已經成為政府主導和企業(yè)市場行為之外的中國文化全球推廣的重要形式。

文化外交、文化交流、文化外宣與文化貿易多方式良性互動，傳統(tǒng)媒體、新媒體多渠道融合傳播

中國文化“走出去”是一個系統(tǒng)性工程，我們應當將其放在人類文化交往的大背景上來理解。目前，我國對外文化工作已初步形成了文化外交、文化交流、文化外宣和文化貿易多方式良性互動的局面。

文化外交方面，我國積極舉辦大型文化活動，比如“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等。這些活動不僅讓中國文化成功走向海外，也讓世界人民更深刻地了解中國。文化交流方面，歡樂春節(jié)、相約北京、亞洲藝術節(jié)等一批重點文化交流活動已覆蓋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吸引了數千萬海外民眾和華人華僑參與，成為對外文化交流的標志性品牌。對外文化傳播方面，截至目前，我國已經在三十多個國家設立了中國文化中心。特別是遍布全球的孔子學院，其對中國文化“走出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支撐作用，有效帶動了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國際文化貿易方面，我國產生了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文化企業(yè)，文化產品營銷網絡覆蓋亞洲、歐洲、大洋洲、美洲、非洲近百個國家和地區(qū)。文化貿易和對外文化交流、國際文化傳播形成了良性互動，在取得良好經濟效益的同時有效傳播了中華文化。

當前，隨著互聯(lián)網技術的不斷發(fā)展，人類文化交流已經進入新媒體時代。不僅縮短了文化交流的時空距離，還改變了文化交流和傳播的方式。一方面，通過互聯(lián)網進行信息與文化的國際傳播，已經成為多國政府推進公共外交的手段和渠道；另一方面，傳統(tǒng)媒體與新媒體的融合，使得國際傳播邁入媒介融合時代。

事實上，我們對文化交流的理解不能僅限于文化演出、文化展覽、文化旅游等，還應追求文化思想、文化思維的交流。我國文化不但要“走出去”，還要“走進去”。新時代，我們應積極促進世界文明交流互鑒，從市場競爭力、社會影響力和價值引導力等方面著手，提升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效果。

（作者分別為中國傳媒大學人文社科學部部長、教授、博導；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傳媒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