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隨著全球化的展開，當今世界出現了貿易自由化的趨勢，同時也存在著貿易保護的傾向。一部分發(fā)達國家更加保守，趨向于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不顧他國利益。它們一邊推行保護主義，一邊推進結盟，這些動向值得高度關注。全球性的貿易自由化趨勢有它自身的邏輯和力量，是不可阻擋的。但同時也得看到，由于各種原因，世界在出現分化，發(fā)達的更加發(fā)達，不發(fā)達的更加不發(fā)達，這種傾向不利于經濟發(fā)展，也不利于和平穩(wěn)定。中國應該進一步發(fā)展經濟，增強實力，在世界經濟貿易關系中發(fā)揮更大作用。

【關鍵詞】貿易自由化 貿易壁壘 保護貿易 自由貿易協定 關稅

【中圖分類號】F74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20.001

前言

起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全球化浪潮，可以追溯到二戰(zhàn)結束后不久世界經濟體系的建立。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后來改為世界貿易組織）三大機構的設立和一系列的活動，都為后來的全球化浪潮打下了基礎，奠定了根基。世界銀行對發(fā)展中國家的援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國際貨幣的穩(wěn)定，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WTO）降低關稅的稅率，都各自作出了貢獻。

20世紀80年代，以生命科學為主導的新的科學技術革命，以及此后冷戰(zhàn)結束所導致的國際關系的重組、電子通信和互聯網技術的普及，為全球化提供了有力保障，其中中國的改革開放和高速發(fā)展為這次全球化浪潮注入了巨大活力。從80年代至今，中國從一個人均GDP為250～280美元的最低收入國家躍升為人均GDP接近10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國家。由于人口規(guī)模很大，中國早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第一貿易大國，對世界經濟和貿易發(fā)揮著巨大作用。同時，中國也享受到了全球化過程中的諸多好處和利益，包括加入WTO，也包括由WTO促進的各國（特別是發(fā)達國家）的低關稅。中國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帶動了國內的經濟發(fā)展，也為各國提供了發(fā)展機會。

中國既是全球化浪潮的受益者，也是推動者，因此有必要努力維護這種方向和趨勢。盡管全球化從一開始就有反對的聲音，而且這種聲音也不是沒有道理，但從世界發(fā)展的主流看，全球化更有利于各國的發(fā)展，而不是相反。雖然在全球化中會有不少國家和地區(qū)受到傷害，國家之間的差距也在拉大，但這并不是全球化本身的錯誤。與其他事物一樣，全球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也存在著各種問題，但這需要努力解決，使它更加完善，而不是反對和倒行逆施。

全球化的一個重要側面是貿易自由化的趨勢。在冷戰(zhàn)結束后的世界，和平和發(fā)展是主旋律，各國都需要發(fā)展經濟，而發(fā)展經濟需要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作為保障。我們知道，發(fā)展經濟除了各國內部的因素（如制度改革、促進教育、發(fā)展工業(yè)）促進之外，也需要外部的因素帶動。一個開放的環(huán)境比封閉的環(huán)境要好，開放不僅擴大了市場，還能促進國內的制度變革。

本文強調全球貿易自由化的趨勢不可阻擋，從理論和實踐兩個角度解釋它的好處和利益。同時，也討論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問題和弊端，并提出解決的辦法和策略。

全球貿易自由化的趨勢

從理論和實踐兩個角度說，全球貿易自由化是發(fā)展的方向，也是大勢所趨。理論上，自由貿易是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方式。就國際貿易理論而言，貿易自由化或自由貿易永遠都是福利最大化的，任何限制貿易的措施和政策都有損于本國，也有損于他國的福利最大化。實踐上，幾十年來各國都在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中獲得了好處，全世界國際貿易的增長率長期超過世界經濟的增長率。

國際貿易自由化的理論。不論是古典時期大衛(wèi)·李嘉圖的比較優(yōu)勢理論，還是近代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都解釋了自由貿易的重要意義[1]。他們的主張奠定了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也成為當今國際經濟學教科書的經典。這些主張強調國際分工的重要性，各國應該依據自身的要素稟賦選擇出口什么和進口什么。按照當今的實際情況，發(fā)展中國家的比較優(yōu)勢是勞動力，那就應該生產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如服裝），換取資本密集型的產品（如機床）；發(fā)達國家則相反，它們的比較優(yōu)勢是資本和技術，因此應該生產資本密集型的產品（如汽車），換取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如食品）。[2]通過這種分工，各國都能實現資源的最優(yōu)配置，從而實現經濟收益的最大化。當然，由于國家之間的障礙不能完全排除（如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以及國家安全等方面的考慮（如糧食生產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給自足），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國際分工，因此現實中處于不完全分工狀態(tài)。問題是，這種不完全分工應最大限度地消除障礙，盡可能做到自由貿易。

與不完全分工相比，更重要的問題是各國都傾向于采取保護主義措施，包括設置進口關稅和進口配額，還包括技術的、安全的、衛(wèi)生的等五花八門的限制條件。同時還采取了很多鼓勵出口、限制進口的措施，如給出口企業(yè)補貼、為購買本國出口商品的外國公司提供低息貸款、傾銷。這些措施和政策的共同之處和目的是限制進口和鼓勵出口，結果是扭曲了商品價格，減少了（或不正當地擴大了）貿易量，降低了效率，減少了收益。絕大多數的保護主義措施都是限制進口和鼓勵出口的，這是重商主義思想和缺乏安全感的體現。重商主義主張國際貿易出超，進口貴金屬，是一種零和游戲的思想，他們沒有看到國際分工和平等貿易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一面，也就是不知道自由貿易能夠使財富得到增加。

很多人并不明白，各國采取貿易保護措施的初衷是為了保護本國利益，但結果并不能實現這種初衷，常常事與愿違。第一，限制外國商品的進口并不必然促進本國的出口。因為，正是本國商品缺乏競爭力，才導致出口不順，甚至造成逆差，對外國商品征稅并不能提高本國商品的競爭力。第二，對外國商品征稅容易造成對象國家采取反制措施，也就是進行報復，這就會提高本國出口商品的價格，減少出口數量。第三，實施保護措施，目的是讓本國企業(yè)有機會增加出口，但本國企業(yè)不一定按照政府的意圖行事，很可能借助保護措施占便宜。一方面推高本國商品的價格，給消費者增加負擔，降低本國福利；另一方面，企業(yè)容易產生依賴思想，甚至對政府進行游說，從而進一步惡化市場環(huán)境。

既然實施貿易保護措施并不能給本國帶來好處，為什么各國還都采取限制貿易的措施呢？這主要有以下幾種原因。第一，為了扶持本國產業(yè)的發(fā)展而采取措施，這通常被稱為“幼稚產業(yè)保護”，多發(fā)生在發(fā)展中國家，也是被人們理解和認可的一種情況。因為如果不對本國產業(yè)進行某種程度的保護，發(fā)展中國家就無法與發(fā)達國家進行競爭，最終一些新興產業(yè)便發(fā)展不起來。第二，由于本國的某些產業(yè)缺乏競爭力，而這些產業(yè)或者十分重要，或者由于產業(yè)界的游說而采取保護主義，這種情況大多發(fā)生在發(fā)達國家。一些發(fā)展中國家通過自身的努力開始走上工業(yè)化道路，一些甚至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這些國家的工業(yè)產品價格低廉，具有相當程度的競爭力，這就威脅到了發(fā)達國家的同類產品。發(fā)達國家為了保護本國的這些產業(yè)，傾向于采取貿易保護措施。這種措施保護了生產者而傷害了消費者，但由于生產者的力量往往比消費者大，所以政府容易傾斜于生產者的訴求而忽視消費者的聲音[3]。第三，很多國家并不能正確理解國際貿易的本質，誤以為國際貿易是為了更多出口，不是進口[4]。這種觀點除了受到重商主義的影響之外，還受到某些現實利益和客觀需要的影響。例如，對于發(fā)展中國家來說，發(fā)展經濟需要通過發(fā)展工業(yè)來實現，而工業(yè)產品特別是那些機器設備等技術密集型產品本國不能生產，需要進口，而進口需要外匯，于是如何賺取外匯就成了相當一個時期的重要任務。由于發(fā)展中國家只能出口初級產品，而初級產品價格較低，所以很多國家經常性地存在外匯短缺的情況。因此，這些國家需要通過鼓勵出口來賺取更多的外匯，這種思想一旦形成習慣，就難以改變。另外，一些人會認為長期的大量的貿易逆差和外匯短缺是本國缺乏競爭力的體現，在國際貿易中容易處在不利地位，因此希望回避或扭轉這種局面。

國際貿易自由化的經驗。上面主要從國際經濟學理論上研究了自由貿易的意義。這里通過二戰(zhàn)以后的經濟增長率和貿易增長率等事實確認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意義。如前所述，二戰(zhàn)以后以美國為主導形成了所謂“戰(zhàn)后體制”，這種體制雖然主要以當今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為核心，但由于這些國家的歷史因素和經濟實力，事實上決定了全世界的格局。盡管冷戰(zhàn)時期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另起爐灶，在經濟方面成立了“經互會”，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歐共體”相抗衡，但實力和影響都有局限。同時，當時的“第三世界”國家或者分別跟著兩個陣營的某一側，或者腳踩兩只船。這個時期盡管兩個陣營互相對立，甚至劍拔弩張，但也因此各自更加努力地發(fā)展經濟，而且都取得了相應的成果。筆者將1950～1973年這段時期稱之為“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因為這個時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長狀況良好，特別是出現了日本這個新崛起的國家，以及快速恢復的德國（當時為西德），都為這個陣營的發(fā)展注入了新的血液。然而，美國發(fā)動了越南戰(zhàn)爭，導致了嚴重的美元危機，同時1973年發(fā)生了第一次石油危機，使這個黃金時期結束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發(fā)展也很快，其中蘇聯這個火車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如果加上中國這個非經互會成員國的發(fā)展，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發(fā)展狀況的確給資本主義陣營帶來了不小的沖擊。

如果從貿易的角度說，冷戰(zhàn)時期雖然不如“后冷戰(zhàn)時期”，但也不可小看。一方面，資本主義陣營經歷了“黃金時期”，陣營內部的貿易以及與外部的貿易都有長足的發(fā)展；另一方面，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以物易物”貿易也促進了經濟發(fā)展。再有，第三世界國家雖然在意識形態(tài)上有時不得不選邊站，但不論站在哪一方或者腳踩兩只船，都得到了不少好處，因為每個陣營都需要更多的“小兄弟”為自己搖旗吶喊，它們都得到了主要國家給予的經濟援助。

冷戰(zhàn)結束后，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個整體，至少意識形態(tài)和國家制度已經很少成為阻礙人們交流和發(fā)展經濟貿易關系的障礙。蘇聯東歐國家在制度和體制上完全或者十分接近資本主義國家，中國、越南等國家依然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但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市場經濟機制，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上更是走得很遠，這些改革極大地促進了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的發(fā)展。

表1顯示了1970～2015年各種人均收入水平的國家和地區(qū)的GDP增長率，可以看出幾個特征。第一，總體上中低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的經濟增長率較高，高于低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這是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即經濟增長率先上升后下降，可以稱之為“增長率的倒U曲線”[5]。原因是低收入國家缺乏足夠促進經濟增長的條件和要素，如資本和技術，雖然可能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足夠的人口（勞動力）數量。高收入國家已經度過了快速增長的時期，迎來了邊際收益遞減狀態(tài)，不太可能有高速增長[6]。中低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還處在經濟具有活力的階段，具備促進經濟增長的基本要素。這些國家可能擁有一定程度的資本和技術，勞動力依然廉價而質量有所提高，可以完成較為復雜的工作，可以消化吸收引進的先進技術。同時，這個階段的很多人還處在比較貧窮的狀態(tài)，為了改善生活他們會勤奮工作，努力提高自己的人力資本，社會保障的缺乏也促使這些國家的人們更努力工作。

第二，地區(qū)之間的增長率差距較大，亞太地區(qū)增長率最高，而且有增加的傾向，是世界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qū)。這當中包括中國、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越南、柬埔寨等快速發(fā)展的國家。其他地區(qū)或者增長率不高或者變化較大，不如亞太地區(qū)持久。歐洲和中東地區(qū)20世紀80～90年代的增長率不如70年代和21世紀的前10年，在90年代甚至出現了負增長；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qū)的增長率傾向于下降，而80年代最低。第三，很多國家和地區(qū)的經濟增長率不穩(wěn)定，忽高忽低。一些國家，如蘇聯和中東歐國家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負增長，嚴重影響了這些國家的發(fā)展進程。進入21世紀以后，這些國家的經濟狀況有明顯改善，增長率較高。另一些國家可能由于國內動亂或政局不穩(wěn)，經濟增長率也不高。還有的國家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問題以至于增長率出現下滑，如非洲的部分國家。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初經濟泡沫破滅之后一直處在低迷狀態(tài)。第四，從表中不能觀察到1970～2015年世界經濟增長率有整體上升的趨勢，基本維持在一定水平上，甚至有下滑傾向。這說明就世界整體而言，既有快速發(fā)展而支撐世界經濟的國家，又有增長速度放緩甚至負增長，從而拖累世界經濟的國家。不過，不同收入水平國家表現不同，低收入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也包括中高收入國家的增長率有上升傾向，高收入國家是下降的。如果考慮高收入國家較大的經濟總量，則加權平均之后的世界經濟增長率就可能受到負面影響。當然，并不是所有低收入國家都有較快的增長率，事實上大多數國家長期處在低水平，沒有增長的動力。

上面提到，在世界范圍內國際貿易的增長比GDP的增長更快，而且有繼續(xù)加強的趨勢。我們可以在這里觀察各種收入水平和地區(qū)的貿易增長率，進一步了解這個現象。表2顯示了1970年以來的商品貿易增長率，從中可以看出上述情況和特點，僅從世界整體看就明顯高于經濟增長率。早期數據有限，不能全面反映整體的真實情況，但可以看出商品貿易增長率有上升趨勢，至少低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以及南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這樣的。其他收入水平的國家和地區(qū)，中等收入國家本來就比較高，東亞和太平洋地區(qū)也同樣處于較高狀態(tài)，部分地區(qū)波動較大，如中東和北非。

國際貿易增長的速度和對外開放程度，還可以通過貿易依存度進行觀察。根據各國經濟發(fā)展的歷史經驗，隨著經濟的發(fā)展，一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是逐步擴大的，其中包括國際貿易、國際投資、人員往來。一個粗略衡量對外經濟開放程度的指標是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通常被稱為貿易依存度，也可以分別使用出口依存度（出口總額與GDP之比）和進口依存度（進口總額與GDP之比）[7]。

表3顯示了1960～2015年各種收入水平和地區(qū)的貿易依存度，這里面有兩點值得說明。第一，隨著收入的增加（經濟發(fā)展），貿易依存度有上升的傾向，然后穩(wěn)定在較高的水平上。中低收入國家、中高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以及東亞和太平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南亞地區(qū)顯示了這種傾向。雖然這里沒有顯示具體國家的數據，但依據統(tǒng)計，就連美國、俄羅斯、巴西、印度、中國等大國也在幾十年當中逐漸提高了各自的貿易依存度，中國更是從10%提高到了2007年前后的70%和現在的50%的水平。第二，各國和各地區(qū)由于出口產品的種類不同，體現了不同的水平。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雖然經濟發(fā)展水平不高，但貿易依存度卻較高，這可能來自于主要出口初級產品，中東和北非也有同樣特征。不管怎么說，各國貿易依存度的提高都意味著進一步的開放和貿易量的增加，對于各自的經濟發(fā)展都有促進作用。

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難題

上一節(jié)，主要研究了全球化帶來的好處和支持全球化的經濟基礎。但是，全球化同時也帶來了不少問題和弊端，而且世界上也存在不少不利于全球化的事實。這里從經濟學理論和事實兩個側面研究為什么國際貿易自由化在實踐中總是遇到很多困難，有些問題甚至很難解決。而且在國際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世界在某種程度上正在分化成幾個層級，它們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成了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阻礙力量。同時我們也能看到，發(fā)達國家并沒有在這方面作出更多努力，而只是一味地維護自己的利益。這樣下去的結果就是全球貿易自由化的趨勢受到阻礙，世界出現分化，進而影響貿易的收益和各國的福利。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如果任憑這種動向自由發(fā)展，不排除世界會出現新的兩個或三個對立的陣營，這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不利的。

國際貿易的政治經濟學。國際貿易問題，自從古典經濟學家提出比較優(yōu)勢原理以來就是經濟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經過近代和現代學者的擴充和發(fā)展，已經形成了十分完備的理論體系。例如，各國開展國際貿易是根據自身的比較優(yōu)勢進行生產，再與他國進行交換，于是各國都能提高福利，這已經被學術界公認為經典，也有人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不過，這些理論有個重要的基礎，就是自由貿易，也就是所有的國際貿易理論都是在自由貿易這個假設條件之下展開的。然而，現實中幾乎并不存在自由貿易，只有極少數國家和地區(qū)接近于自由貿易，如新加坡和中國香港，那里的進口關稅接近于零。換言之，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qū)都對國際貿易進行某種程度的干預，而只要干預就必然扭曲商品價格，從而破壞公平貿易的原則。例如，這次中美貿易摩擦中反映出的進口關稅就是最典型的保護主義手段，與其他保護手段相比，它的特點是一目了然、容易計算。比如征收25%的進口關稅，原本100美元的商品就變成了125美元，進口國的消費者就會減少購買，出口國的出口就會受阻。

既然自由貿易是最好的，能給參與貿易的各國帶來福利的最大化，為什么各國還要施加限制措施呢？這就需要從生產者和消費者兩個角度進行解釋，消費者會從自由貿易中獲利，而國內的生產者由于受到進口商品的沖擊，可能會破產。這就出現了一個悖論，即如果按照比較優(yōu)勢進行國際分工，各國只能生產具有比較優(yōu)勢的商品，進口沒有比較優(yōu)勢的商品。但是，這樣分工的結果會出現兩個現象：一個是按成本遞增的原理，各國不可能實現完全分工，因此必然存在某些不具有比較優(yōu)勢的部門；另一個是，即使能夠實現完全分工，各國都將成為嚴重依賴他國的國家。因為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在所有領域具有比較優(yōu)勢，這是很多國家無法接受的，特別是大國。既然各國需要不具有比較優(yōu)勢商品的行業(yè)，就只能通過保護來實現其存在和發(fā)展，這就是保護主義的理論依據，其也有合理的一面，它在保護本國生產者的同時也保護了消費者。因為如果完全按照比較優(yōu)勢進行分工，很多行業(yè)和企業(yè)都要倒閉，工人都要失業(yè)，工人沒有了收入，也就談不上消費了，進口也就不會增加。

雖說如此，貿易保護主義容易在各種借口之下泛濫成災，這顯然不利于世界經濟，也不利于本國經濟。因為過度的保護主義不僅傷害到大多數消費者，也不公平，很多被保護的部門和行業(yè)可能由于其政治力量強大，并不是真正需要。這一點不論發(fā)展中國家還是發(fā)達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也就是打著合理的幌子實行不合理的政策，這也是違背WTO原則的。極端地說，所有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依據的都是政治學，而不是經濟學[8]。政治學的基本邏輯是物理學中的力學原理，誰的力量大誰就說了算，而經濟學依據的是公平原則，反對壟斷。這一點不論各國的政治體制如何都一樣，政治家和政府考慮的是政治穩(wěn)定和選民的支持。因此，現實中的國際貿易已經距離經濟學較遠，更多地是政治學在發(fā)揮作用。政治學的另一個重要側面是博弈，這在國際貿易中體現得尤為突出，從GATT到WTO，再到各國之間的雙邊談判和多變談判。我國從加入WTO的漫長談判到加入WTO的承諾，再到此后遭遇的各種貿易爭端都是博弈的過程。很多區(qū)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也是政治博弈，歐盟也不例外，更不用說特朗普總統(tǒng)主張修改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退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協定了。

世界正在出現分化。當今世界各國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參差不齊，面臨的問題多種多樣，很多問題不是能夠通過貿易自由化得到解決的，有些問題是該國內部的問題，有些由來已久。例如，世界上最貧窮落后的地區(qū)，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中亞等地區(qū)缺乏經濟發(fā)展的基礎條件，而且長期得不到解決。要么政治混亂、你爭我奪，要么資源缺乏、沒有經濟基礎，要么受到戰(zhàn)爭破壞、創(chuàng)傷難以修復。

不過也不得不承認，經濟的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趨勢帶來了進一步的分化，有些國家從中獲得了極大的好處，有些國家則被拋棄在后面，跟不上時代潮流。我們能夠發(fā)現，幾十年來世界各國的經濟發(fā)展狀況差異很大，有些國家實現了快速發(fā)展，從比較落后的狀態(tài)進入到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如中國）；也有些國家則沒能夠抓住機遇，或者沿襲著傳統(tǒng)的發(fā)展軌跡爬行，或者政策失誤而難以有所突破（如印度）；還有些國家本來就基礎很差，加上其他原因，長期處于不發(fā)達狀態(tài)（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多數國家）。雖然這些國家的分化不能都歸結為貿易自由化帶來的，但其中一部分問題的確與其有關。通常，發(fā)展中國家出口初級產品，進口工業(yè)制成品，而相比于工業(yè)產品來說，初級產品的價格較低，而且容易波動，如果沒有一定程度的限制措施，發(fā)展中國家很難通過國際貿易實現經濟發(fā)展。

我們可以粗略地將世界各國劃分成三個梯隊：第一個是處在高端的發(fā)達國家，第二個是處在中等水平的中等收入國家（也叫“新型工業(yè)化國家”），第三個是低收入國家。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通常前者的人均收入超過1.3萬美元，后者低于1400美元，中間的屬于第二梯隊。第二梯隊又可以分為兩個級別，4000美元以下的是中低收入國家，以上的是中高收入國家。問題是，幾十年來各個梯隊的國家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第一梯隊并沒有增加多少成員，第二梯隊有了不少新的成員，第三梯隊依然如舊。更重要的是，與高收入國家（第一梯隊）相比，第三梯隊中的部分國家差距更大，也就是高收入國家的收入進一步提高了，而第三梯隊國家的收入提高很少。

表4顯示了1980～2015年各種收入水平和地區(qū)的工業(yè)制成品進出口比例。低收入國家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高收入國家則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低收入國家與高收入國家之間的差距較大。從地區(qū)看，東亞和太平洋比較突出，雖然人均收入水平達不到高收入國家和歐元區(qū)水平，但制成品出口比例不低于甚至高于這些地區(qū)，說明這個地區(qū)經濟發(fā)展處于工業(yè)化的中期階段，正是制造業(yè)快速發(fā)展的時期。高收入國家已經進入后工業(yè)化時代，但這些國家的工業(yè)競爭力依然強勁，因為它們主要依靠新技術支持的高端產品，這些產品的增加值較高。南亞也處在上升階段，但差距較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資源豐富，雖然工業(yè)化程度比較高，但制成品出口比重不算高。中東和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主要出口初級產業(yè)，一方面由于這些地區(qū)自然資源豐富，另一方面由于工業(yè)化程度不高。

一國在開展國際貿易時既要有發(fā)展戰(zhàn)略也需要與其相適應的貿易政策，二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如果一國采取的是內向型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那么它需要使用高關稅限制外國商品和服務的大量流入；如果該國采取的是外向型戰(zhàn)略，則需要更加開放本國市場，設置高關稅是不明智的。貿易政策是一國采取的對外經濟關系的一種姿態(tài)，或者比較開放或者比較封閉。一種極端的情況是完全開放，幾乎沒有任何進出口的限制，如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另一種極端是完全封閉，不與外界發(fā)生任何往來，包括國際貿易、投資、人員往來，當今極少數國家屬于這種情況。從自由貿易和促進經濟發(fā)展的角度看，前者是有利的，后者則是不利的，前者接近于教科書上的自由貿易，后者接近于封閉或孤立經濟。如國際貿易理論所說，開展國際貿易是增加本國福利的行為，限制貿易或封閉經濟就是限制本國經濟發(fā)展的行為。因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通過充分發(fā)揮各國的比較優(yōu)勢互通有無，以使資源在國際上實現有效配置，進而獲得超出本國資源和能力的利益。通常，在研究國內經濟時所說的市場的重要作用是有效配置資源，將這個邏輯延伸到國際上就是開放貿易，因為它能創(chuàng)造出更大的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由貿易是最好的。然而，現實的情況是各國都在某種程度上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沒有實行自由貿易。[9]

貿易政策分為積極促進國際貿易的和限制國際貿易的兩種情形，前者與外向型發(fā)展戰(zhàn)略相適應，后者則與內向型發(fā)展戰(zhàn)略相搭配。促進貿易的政策包括降低進口關稅、簡化進出口手續(xù)、為外貿和外資提供優(yōu)惠和方便等；限制貿易的政策包含設置高關稅、配額、出口補貼以及技術、安全、衛(wèi)生、文化等各種門檻。這些限制貿易的政策看上去似乎對本國經濟有利，事實正好相反，它在限制外國商品和服務進口的同時也限制了本國的經濟利益。首先，限制性貿易政策（如高關稅）的結果是減少進口。這的確對本國企業(yè)有利，因為本國企業(yè)可以增加生產限制進口的商品。但是本國的產品可能不如進口產品，或者在質量上存在缺陷，或者成本太高，限制的結果是有利于本國企業(yè)而不利于本國消費者。其次，遭遇了高關稅的出口國可能會采取報復措施，采取某種措施限制對方商品的進口，于是可能出現貿易摩擦乃至貿易戰(zhàn)。這在大國之間尤其突出，因為大國的市場份額大，對各國的影響也比較大[10]。最后，長期的保護政策會導致國內企業(yè)嚴重依賴政府的保護政策而不求進取，甚至會通過某些不正當手段游說政府繼續(xù)采取保護措施，從而導致腐敗。

表5顯示了2010年按照收入水平和地區(qū)劃分的關稅水平。首先，無論哪一種收入水平和地區(qū)，其每一種類型產品的關稅水平都是簡單平均關稅高于加權平均關稅，這說明幾乎所有國家都存在大宗商品關稅較低，某些商品關稅較高的情況。其次，幾乎所有國家都是初級產品關稅高于制成品關稅（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除外），這說明各國對初級產品的保護力度大于制成品。初級產品或者農產品或者資源和能源，屬于不可或缺的稀缺產品，發(fā)達國家更傾向于保護農業(yè)，發(fā)展中國家則傾向于保護資源和能源。再次，低收入國家的關稅高于高收入國家的，這說明發(fā)展中國家的國際競爭力不足，需要用關稅進行保護，而并不能說明發(fā)展中國家比發(fā)達國家喜歡貿易保護主義，是不得已而為之。發(fā)展中國家缺乏其他有效手段，只能使用關稅進行保護。相比之下，發(fā)達國家有條件采取其他貿易保護措施，如配額、技術、衛(wèi)生、安全等壁壘。最后，大部分國家初級產品的簡單平均關稅與加權平均關稅之間的差異大于制成品，世界平均值是9.0：2.7與6.6：3.3。原因是，初級產品中包含了較多的大宗商品，工業(yè)制成品沒有這種特征。

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發(fā)展不僅需要勞動力，還需要資本。資本通常是指生產設備，具體說就是各種用于生產的機器和工具。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并不能生產這些生產設備，只能從國外購買。從國外購買不僅昂貴，也需要外匯，這對發(fā)展中國家來說是個困難。一個辦法是通過出口初級產品換取外匯購買這些設備，另一個辦法是通過引進外資直接實現上述目的，前者屬于國際貿易，后者屬于國際投資。表6顯示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國家和地區(qū)的外國直接投資金額，可以看出以下幾點。第一，時間上不論哪個國家和地區(qū)的還是世界平均的，都顯示出上升的趨勢。世界平均值從1970年的101億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2.1萬億美元，盡管這期間存在物價上漲的問題，但依然可以解釋這種投資增長的趨勢。第二，高收入國家的投資明顯高于低收入國家的，二者差距甚大。發(fā)達國家雖然投資機會趨于飽和，但由于其他很多有利條件（如效率高），依然是投資的選擇。一方面，發(fā)達國家法制健全，容易解決發(fā)生的糾紛；另一方面，發(fā)達國家企業(yè)互相投資的情況很多，它們可以互相發(fā)揮長處。第三，新興工業(yè)化國家和發(fā)展速度快的地區(qū)投資金額大于增長緩慢的地區(qū)和國家，東亞和太平洋地區(qū)就明顯高于南亞和撒哈拉以南地區(qū)。

解決分化的方法。要想改善世界經濟的不平衡和發(fā)展不平衡的問題，需要從多個角度著眼，多種方法并舉。第一，充分發(fā)揮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作用，協調各種資源，對窮國進行援助和支援。雖然這是十分艱巨而且很難獲得成效的工作，但是比起不做來說要好很多。因為窮國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富國，甚至造成富國的產品和服務過剩與激烈競爭。如果窮國也能使自身發(fā)展起來，那么他們的購買力就會提高，富國生產的產品和服務就增加了市場。當然，窮國更多地需要自己努力，解決本國的問題，包括政治穩(wěn)定、發(fā)展工業(yè)、增加就業(yè)、減少腐敗。

第二，在目前存在貿易壁壘的條件下，盡可能建立雙邊和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例如，中國與東盟之間、中國與韓國之間的貿易協定都有利于打破貿易壁壘，向局部地區(qū)實現自由貿易方向努力。雖然世界各國對于區(qū)域性貿易協定以及雙邊貿易協定持有不同意見，而且這些貿易協定也的確并不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同時在某種意義上還存在著歧視他國的嫌疑，但是，這也是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的一種手段和過程，值得給予肯定。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或者最大的經濟共同體——歐盟，雖然存在著諸多內部協調的問題，甚至還有脫歐的現象，但這并不妨礙這種機制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貿易自由化也是一個很好的條件。如果各國都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特別是發(fā)達國家設置很高的門檻，發(fā)展中國家就更難實現工業(yè)化和經濟發(fā)展，因為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無法進行競爭。初級產品不僅容易受到天氣的影響，而且缺乏收入彈性，如果加上很多替代品，那就更沒有優(yōu)勢可言了。就連農業(yè)也是美國等發(fā)達國家更具有優(yōu)勢，因為他們不僅擁有生物技術、化學技術，而且擁有機械技術，發(fā)展中國家則缺少這些技術。

第四，值得矚目的是，近些年來以美國為主導的多變自由貿易體系重新整合的動向。一個是在亞太地區(qū)搞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另一個是在大西洋搞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這兩個協定如果成立，則意味著世界范圍內的國際貿易的重新洗牌，或者說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世界貿易的傾向。這正是美國的意圖，它希望建立一個新的高端的機構，取代WTO。加入的國家有可能占據主導地位，沒加入的國家就會被邊緣化。就目前而言，大西洋協定還沒有突破性進展，但不排除獲得實質性進步。太平洋協定雖然成立了，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反對而成了沒有美國參加的“瘸腿協定”，難以發(fā)揮重要作用。不管怎樣，這種動向都值得高度關注，中國不可能另起爐灶，建立一個與之對抗的多邊協定。近期日本與歐盟、美國與歐盟都在加強合作，甚至簽訂了促進自由貿易的意向書，這種動向值得高度關注，這會給世界貿易格局帶來歷史性的影響。

第五，以中國為主導的新型工業(yè)化國家，也包括金磚國家，應該繼續(xù)努力發(fā)展經濟，加強團結。同時積極開展與其他國家的經濟貿易關系，擴大影響，推動貿易自由化，形成一種趨勢，讓那些主張貿易保護主義的國家難以占據上風，這需要實力，也需要努力。近期美國挑起的貿易摩擦和貿易戰(zhàn)，就體現了一種新型的關系。也就是美國并不占據明顯的上風，在國際上獲得的支持并不高。原因是，人們看到了美國這個經常把自由貿易掛在嘴上的國家采取了露骨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結語

本文對全球貿易自由化問題作了一些討論，主要研究了貿易自由化的過程和特征、趨勢和問題。認為貿易自由化是方向和趨勢，而且不可阻擋，但面臨的問題復雜多變，需要各國攜手維護這種趨勢，同時調整某些政策，讓更多的國家從中得到好處，實現共同發(fā)展的目標。之所以認為全球貿易自由化是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是因為各國都需要發(fā)展經濟，而發(fā)展經濟需要更大的市場和更好的環(huán)境。只有努力促使各國進一步降低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才能實現這種貿易自由化的趨勢，才能提供和保證這些條件。重要的是，到目前為止各國都在貿易自由化的趨勢當中獲得了好處和利益，盡管有多有少。我們知道，即使是國內市場也存在著不完全競爭，也會有不公平競爭，因此在國際貿易中出現某些不公平現象以及較大的順差和逆差屬于正常現象。因為市場機制具備調節(jié)的功能，更何況還有WTO框架下的調節(jié)機構。

當然我們也知道，要實現貿易自由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各國共同作出努力，而且是更大的努力。如果各國都想著自己獲利，不能吃虧，甚至損人利己，那就容易引起進一步的不公平，甚至引發(fā)貿易爭端和貿易戰(zhàn)。既然有了WTO，就應該努力維護它，通過協商解決問題，而不是破壞它，甚至隨意拋棄它。

然而，需要密切關注以美國為主導建立的新的貿易協定的動向，它們打著自由貿易的旗號，互相建立自由貿易區(qū)，免除關稅，這既是好事也是壞事。因為，如果這種情況發(fā)生和實現，那么世界貿易總量的一半以上將在這些發(fā)達國家之間以無關稅的形式進行，這就直接排除了沒有參加這些協議的國家的貿易。這將導致世界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高端的自由貿易區(qū)，另一個是低端的貿易區(qū)，而它們之間的貿易需要上稅。這不僅僅是上稅的問題，而是一高一低的不平等貿易的問題，前者一定會利用自己處在高端的地位打壓對手。我們主張自由貿易，但這種局部的、帶有明顯歧視性的貿易方式是否值得贊揚和推動是一個問題。當然，也沒必要過度緊張，即使發(fā)達國家之間達成了自由貿易協定，也存在著巨大的對外需求，它們內部不可能生產所有進出口商品和服務。越是發(fā)達國家，生產成本越高，即使消除了關稅壁壘也解決不了人工和其他成本，它們依然需要與發(fā)展中國家開展貿易，如果互相之間存在關稅等貿易壁壘，依然會提高它們產品的成本。

注釋

[1]這里的討論依據標準的國際經濟學教科書，如［美］多米尼克·薩爾瓦多：《國際經濟學》（第11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美］保羅·R·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理論與政策》（第9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美］丹尼斯·R·阿普爾亞德、小艾爾佛雷德·J·菲爾德：《國際經濟學：理論與政策》（第8版），北京：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14年。

[2]這在國際經濟學上被稱為“赫克歇爾-俄林理論”。

[3]這是因為企業(yè)是少數，容易形成合力，而消費者眾多，而且分散，難以形成統(tǒng)一的力量。

[4]關權：《中國應該學習日本應對美國發(fā)動貿易戰(zhàn)的經驗》，《騰訊財經》，2018年3月27日。

[5]這個規(guī)律雖然還沒有被廣泛確定，可以暫且看成是一個規(guī)律。

[6]我們認為發(fā)達國家雖然具有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和人力資源優(yōu)勢，但就增長率而言已經不可能實現高增長，除非有新一輪科學技術革命牽引。除了投資的邊際收益遞減規(guī)律之外，人口的高齡化和服務業(yè)化也是阻礙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

[7]關于貿易依存度，參見［美］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南亮進：《日本的經濟發(fā)展》（第2版），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2年；關權、孔艦：《關于貿易依存度的一個研究》，《開放經濟評論》，2008年第1期。

[8]關權：《進口才是衡量本國福利的指標：中國應擴大進口促進貿易平衡》，《騰訊財經》，2018年3月29日。

[9]關于貿易保護主義的來龍去脈以及意圖和作用，可以參考國際經濟學教科書，如［美］保羅·R·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理論與政策》（第9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美］多米尼克·薩爾瓦多：《國際經濟學》（第11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

[10]貿易摩擦在很多國家之間發(fā)生，比較著名的有20世紀后半期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和21世紀初中美之間以及中歐之間的貿易摩擦。

參考文獻

［美］塞繆爾·亨廷頓，2010，《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

關權，2012，《中國依然需要韜光養(yǎng)晦——從經濟發(fā)展角度看大國興衰》，《人民論壇·學術前沿》，9月上。

關權，2013，《經濟起飛的周期、等級與后發(fā)優(yōu)勢——中國引領新一輪產業(yè)革命的可能性探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7月上。

責 編／周于琬

Trends and Problems in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Guan Quan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re is a trend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the world today, and there is also a tendency of trade protection. Some conservative developed countries tend to defend their own interests without caring about the interests of other countries. They adopt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forge alliances, which deserve high attention. The trend of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has its own logic and effect and is unstoppable.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also see that for various reasons, the world is divided in that the developed nations are increasingly developed while the underdeveloped are growingly underdeveloped. This tendency is conducive to nei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nor peace and stability. China should further develop its economy, become strong, and play a greater role in world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Keywords: Trade liberalization, trade barriers, protectionist trade, free trade agreement, tariff

關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發(fā)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中國經濟、日本經濟。主要著作有《近代日本的技術創(chuàng)新：專利與經濟發(fā)展》《近代中國的工業(yè)發(fā)展：與日本比較》《發(fā)展經濟學：中國經濟發(fā)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