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互聯網日益成為非制度化參與和表達的重要渠道。當網民對現實生活感到不滿時，互聯網便成為抗爭動員、集聚資源的有效工具。當前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動向，是對抗性網絡輿論的出現。在發(fā)生突發(fā)事件和一般事件時，網民們總是表現出不同程度的不信任感，試圖以對抗的方式來改變和影響公共輿論的最終走向，常常能產生倒逼問題解決和政策改變的效應。但同時，網民們也可能由于“風險感知偏差”而造成網絡社會失序，導致網絡謠言、網絡民粹主義盛行。因此，我們需要了解對抗性網絡輿論的基本性質和形成機理，多措并舉，減少對抗性輿論的負面影響。

對抗性網絡輿論旨在以集體性的抵抗性話語方式表達公平正義訴求

對抗性網絡輿論是一種非制度性或制度外的政治參與形式，是大多數人通過互聯網對公共事務表達出來的對抗性意見、態(tài)度和情緒。對抗性網絡輿論分為日常隱形對抗和直接顯性對抗，或者軟對抗和硬對抗，其往往會隨著情勢的變化而綜合呈現出多種類型的對抗形式。

對抗性網絡輿論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輿論表達主體的泛在化。輿論表達主體不局限于直接當事人，大量網民與事件或當事人并無直接利益關系。但他們通過強關系和弱關系臨時形成耦合群體，從最初的“陌生人”到“熟悉的陌生人”再到“我們一家人”，這些群體往往發(fā)揮著比當事人更加重要的作用。二是輿論表達內容的沖突性。引發(fā)輿論的源頭一般有自然誘因和社會誘因，社會誘因主要有涉腐、涉權、涉官、涉富、涉名人等沖突性議題，以拆遷、環(huán)保、司法等涉及弱勢群體的領域最為突出。三是輿論表達傾向的情緒化。在“想象共同體”的情緒感染下，炒作、吐槽、惡搞、抹黑、習慣性質疑甚至謠言等開始在網絡空間傳播，致使負面情緒彌漫。四是輿論表達渠道的動員化。輿論動員具有無組織的組織性，“兩微一端一網”尤其是社交媒體成為輿論動員的主要工具，音視頻、惡搞圖片、流行語、直播等新媒介更是成為輿論動員的催化劑。五是輿論表達目的的正義性。除少數人惡意使用非法非理性的表達手段外，大多數人把互聯網視為“弱者武器”，并以集體性的抵抗性話語方式表達其公平正義的訴求。

對抗性網絡輿論是一種“以網抗爭”的新型策略，它為抗爭行動圖景增添了重要的一筆。以往的“依法抗爭”“以身抗爭”“以理抗爭”“以勢抗爭”“以鬧抗爭”等諸多形式，都可以通過“以網抗爭”得到放大、增強、統攝。可以說，互聯網帶來了新型機會結構和大規(guī)模社會支持，為弱勢群體或受損群體創(chuàng)造了利益救濟的機會和條件。

從理性選擇理論看，人們的集體行為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成本——收益分析的。選擇“以身抗爭”“依法抗爭”等傳統抗爭策略，在既有環(huán)境下是高成本、高代價的；而選擇“以網抗爭”，則能夠“以半公開、半政治、較低成本的表演行為引發(fā)社會和高層關注……激活公共政策議程，試圖實現權益救濟與公正訴求”。①此外，從資源動員理論看，相對寬容的社會環(huán)境、多元的媒體格局、歷史文化傳統等，都為“以網抗爭”提供了資源支持。

議題設置、情緒傳染和資源動員三大結構性要素，深刻影響和制約著對抗性網絡輿論的發(fā)展走向

一般來說，對抗性網絡輿論要取得成功，議題設置、情緒傳染和資源動員是三大結構性要素，深刻影響和制約著對抗性網絡輿論的發(fā)展走向。從信息進化論看，對抗性網絡輿論在演化邏輯上經歷了三條路徑：生理遺傳信息進化路徑、心理活動信息進化路徑以及行為結構信息進化路徑，三者綜合協同、相輔相成。

第一，生理遺傳信息進化路徑：議題模因演變。“一個一般性的偶發(fā)事件如何發(fā)展成為引爆輿論的網絡公共熱點事件，并不斷引發(fā)網絡圍觀參與和持續(xù)性抗爭動員，這其中議題的性質和議題框架的建構轉換及擴展，具有重要的決定性影響。”②可見，引發(fā)對抗性輿論的根源在于初始議題關涉到深層次社會問題，并且觸及到每個行動者的直接或間接利益。因此，議題模因的激活、復制、變異、轉移和定勢，以及議題框架的建構、轉換、擴展、聯結、共鳴等鏈條，共同決定了對抗性網絡輿論的生命周期。

議題模因的激活始于初始議題的信息發(fā)布。模因具有選擇性，一些模因更易引起人們的注意，而另一些模因則從來得不到傳播。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歸納了引爆流行的三大法則：個別人物法則、附著力法則和環(huán)境威力法則。某個議題一旦符合這三大法則，議題模因就開始了大規(guī)模復制。一些議題模因具有模式化的特征，可以在不同情景中被抗議者反復使用，形成效仿潮流。

議題模因在經過網民和媒體的不斷重構之后會產生議題變異，從而出現兩種現象：一是分蘗，即對初始議題進行深層次挖掘，從而產生次議題，次議題再生成三、四級議題；二是散射，即議題模因在復制過程中偏離了初始議題的指向或發(fā)生了性質上的變化，具體表現為對娛樂、惡搞、謠言、敏感點等吸引子的片面呈現，這些表現往往具有“節(jié)外生枝”“擊鼓傳花”的效果。議題模因遵循“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規(guī)律，那些經過競爭、選擇、淘汰而保留下來的模因就是高質量的強勢模因，能夠引發(fā)更高的社會關注度。

第二，心理活動信息進化路徑：情感認同演變。對抗性網絡輿論的形成，需要借助“情感表演”博取同情、認同和支持等情感性資源，從而持續(xù)激發(fā)“非利益相關者”的加盟。正如美國學者特納·喬納森所言：“人們通過執(zhí)行‘道德工作’和使用‘正義框架’，把情感能量集中于這些外部現象上……并用‘正義’來疏導情感，以使將要采取的任何行動合法化。”③“情感認同”的過程，往往會經歷群體聚集、群體分類、群體盲從甚至群體極化等主要階段。議題模因一經互聯網發(fā)布，就會引發(fā)“圍觀”。“圍觀”現象會產生一批特殊的觀眾——“網絡哄客”。這部分網民通常抱著事不關己的態(tài)度，在“圍觀”過程中或報以歡呼，或施以嘲笑和謾罵。隨著群體的聚集，在大量個人意見的不斷交鋒中，人們會自動站隊歸類，出現同類相吸、異類相斥的現象，形成對內群的偏好和對外群的偏見。

群體認同可能產生群體智慧，也可能導致群體盲從。群體盲從在積累一段時間后有可能導致群體極化現象，產生“非理性”傾向。一方面，網民們會自動啟動已有的刻板認知框架，按照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關系，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借助謠言來填補某種“事實真相”的空缺，進而產生“對立認同”。④另一方面，群體盲從也會造成語言暴力和行為暴力，很有可能被某些“推手”甚至不法分子利用和操控。

第三，行為結構信息進化路徑：集體行動演變。集體行動的資源動員能力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具體表現在集體行動的人員規(guī)模性、行為傷害的顯著性和行為者之間的組織性等方面。群體規(guī)模性影響著集體行動的壓迫力，人員規(guī)模越大則行動意志越強；組織化程度直接影響著行動的可持續(xù)性，行動越無組織則越無持續(xù)性；傷害性程度直接影響著行動的風險程度，行動越具有傷害性則風險系數越大。如果按照行動的組織性和傷害性建立坐標系，集體行動的演變依次會經歷對話性行動、抗議性行動、對抗性行動和暴力性行動。

當議題被發(fā)布到網上，一部分網民開始聚集并展開對話。網民對議題發(fā)布者的網貼進行轉發(fā)、點贊和評論，并進行一場大規(guī)模的對話行動。在廣泛的對話之下，不同的觀點得到呈現，最終推動網民達成對議題的初步共識。如果涉事方處置不當，網民的行動就會隨之升級，從對話性行動轉向抗議性行動。如果問題沒有在升級階段得到解決，抗議性行動就會升級到對抗性行動，一般包括網絡審判、人肉搜索、網絡惡搞、網絡流言等。當網民認識到僅靠網絡行動無法得到滿意答復時，就很有可能將線上行動轉化為線下行動，如上訪、請愿、靜坐、絕食、群體訴訟、示威游行甚至打砸搶燒等。

在治理理念上具備互聯網思維，在治理內容上進行制度化變革，在治理方法上把握好時度效

一方面，對抗性網絡輿論通過“共意性社會運動”向政府部門施加壓力或提出訴求，倒逼政府產生“決策型回應”，客觀上激發(fā)了社會治理的原生動力，有助于推動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另一方面，對抗性網絡輿論在特定情況下也會加劇網絡公共空間的撕裂與異化，影響社會穩(wěn)定，挑戰(zhàn)現有制度規(guī)范，侵蝕政治合法性資源。對于減少對抗性網絡輿論，盡管網絡運營商承擔主體責任、主流媒體承擔監(jiān)督責任、廣大網民承擔參與責任，但更為重要的還是政府部門的領導責任，因為這直接影響到對抗性網絡輿論的演化邏輯和現實后果。政府部門應清晰認識對抗性網絡輿論的演化邏輯、形成機理，從而在治理理念、治理內容、治理方式上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

其一，在治理理念上具備互聯網思維。面對對抗性網絡輿論，一些政府部門還存在管制思維，例如采取“鴕鳥政策”、封堵刪、否認辯解、轉移焦點、事先聲明和秒殺切割等簡單粗暴的方式，甚至出現雷人雷語，進一步助長了對抗性網絡輿論的聲勢，使得網絡輿情的應對處置變得更為復雜。

減少對抗性網絡輿論，需要從管制思維轉向互聯網思維。輿情治理思維和互聯網思維緊密相關，如用戶思維強調信息發(fā)布的責任心，極致思維強調信息發(fā)布的精細嚴謹，換代思維強調信息發(fā)布的更新意識，社會化思維強調信息發(fā)布的開放互動，大數據思維強調信息發(fā)布的整體預見性，等等。只有樹立互聯網思維，才能走出對抗性網絡輿論的治理困境，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其二，在治理內容上進行制度化變革。由于制度化參與渠道狹窄、參與成本較高、民意表達機構功能虛化，非制度性政治參與成為現階段弱勢群體表達利益訴求的主要途徑。減少對抗性網絡輿論，不應僅僅局限于應對具體微觀的問題和矛盾，而是要在更高層次上加強系統性制度化變革。

首先，要不斷完善輿情應急處置機制。政府部門要完善輿情監(jiān)測預判機制、輿情回應發(fā)布機制、輿情報告機制、輿情應急處置機制、輿情評估與歸檔制度、輿情回應責任追究制度等，尤其要落實重大公共決策、重大突發(fā)事件及社會熱點事件的政府回應機制，主要負責人要帶頭接受媒體采訪，表明立場態(tài)度，發(fā)出權威聲音，當好“第一新聞發(fā)言人”。

其次，要建立有效的利益表達機制和救濟機制。一方面，我們要暢通民眾的利益表達渠道，建立官民協商對話機制，大力發(fā)揮主流媒體、政務新媒體的問政作用；另一方面，要健全民眾的利益協調機制，拓寬已有的利益救濟渠道，切實維護好相關利益方的合法權益。

其三，在治理方法上把握好時度效。把握時度效，就是掌握輿論格局中的話語權。這一方式能夠影響對抗性網絡輿論的生成機理，從而有效減少具體語境中的對抗性輿論。

“時”就是要把握好時機，掌握話語主動權，解決“何時說”的問題?；竟?jié)奏是：前期為信息饑渴期，要密集發(fā)布救援情況，不斷消除謠言；中后期為探求真相期，要逐步發(fā)布事故原因；后期為責任追究期，要權威發(fā)布事故報告，防止“回應有力而處置乏力”、“解釋”層面與“解決”層面脫節(jié)等突出問題。“度”就是要掌握好尺度，確保話語主導權，解決“怎么說”的問題。“效”就是要注重效果，提升話語引導力，解決“說得如何”的問題?；貞捳Z要入眼、入腦、入心，信息發(fā)布要有理有據、解疑釋惑，切實解決實際問題。

（作者為暨南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重大哲學社科規(guī)劃項目“互聯網群體傳播的特點、機制與理論研究”（項目編號：15ZDB142）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