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是一個產業(yè)資本、股權資本激烈爭奪的世界。大力推進金融和資本開放，與中國經濟、金融政策是否更加有利于實體經濟創(chuàng)新發(fā)展，是否有利于贏得更多股權資本大幅提升密切相關。筆者認為，中國應盡早實施積極的股市政策，盡快為M2“加糖降水”，為有效化解中國債務杠桿過高的風險、大幅提升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提供必需的環(huán)境。

2020年，

能否進一步“為M2加糖降水”？

回顧2019年，高負債率壓制著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經濟前景撲朔迷離，從而嚴重制約貨幣政策回歸正常。發(fā)達國家降息和量化寬松政策再次啟動，盡管其言辭所指是“防患于未然”，但其深刻的現實意義又是什么？中國該如何理解，如何應對？

實際上，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展開。金融期限結構調整正在貨幣政策手段變革中悄然展開，央行“收短放長”趨于常態(tài)化；在利率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中央銀行的利率關注已經從過去單一盯住7天期Shibor，轉向更多關注一年期MLF對長端利率，尤其是貸款利率的引導。當然，央行是否已經意識到“中國M2糖少水多病癥”（糖：基礎貨幣，水：貨幣乘數）的危害，是否已經開始加量操作一年期MLF，還需要進一步觀察。需要指出的是，這些重大改革事項畢竟操作時間短、力度弱，效果還不明顯，但未來是否可以進一步期待？

具體而言，如1月15日、1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分別下調金融機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共降準1個百分點。筆者認為，與以往不同，該兩次降準體現出明確的“收短放長”特征。據央行數據，這兩次降準共釋放資金約1.5萬億元，加上即將開展的定向中期借貸便利操作和普惠金融定向降準動態(tài)考核所釋放的資金，再考慮今年一季度到期的中期借貸便利不再續(xù)做的因素后，凈釋放長期資金約8000億元。

盡管長期基礎貨幣投放增加，同時伴隨著更大數量的短期基礎貨幣回籠，如大幅減少逆回購操作次數和數量，但無論如何這都屬于“收短放長”的貨幣操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2014年9月央行創(chuàng)設MLF以來，采用“半年期、一年期MLF置換逆回購”——“收短放長”操作就已經出現，但由于操作規(guī)模小、頻率低，市場理解并不充分，而進入2019年之后，央行提高了“收短放長”的操作規(guī)模和頻率，并借以引導市場預期，效果正在逐步顯現。筆者認為，遺憾的是，“收短放長”固然可以減少短期流動性需求，但央行在回籠短期流動性時還是顯得有點過急、過猛、過多。當然，這也許是為了更多地釋放長期基礎貨幣。

如果拋開操作力度，單就貨幣操作方式看，筆者認為，可以基本確認，央行吞吐基礎貨幣的操作已經較為充分地體現了“收短放長”的常態(tài)化。至于能否進一步“為M2加糖降水——提高基礎貨幣供給的同時降低貨幣乘數”，這可能是2020年的重要觀察點。

除了明確“收短放長”操作之外，8月17日，央行大膽改革貸款基礎利率（LPR）的形成機制，并確立了“以一年期MLF利率引導LPR利率”的操作方式。這也是市場一直以來的期待之一。筆者認為，鑒于貨幣政策傳導不暢，央行應當擺脫單一的7天期Shibor調節(jié)并通過這一利率向貸款利率傳導的傳統作為，而真實地站到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交接處，通過一年期MLF利率調整直接引導中長期貸款利率，并借以更加有效地控制企業(yè)信貸融資成本。這當然是可圈可點的重大金融改革事項，它充分體現了中國央行銳意改革和從善如流的開明氣度。未來，筆者更希望看到央行明確“為中國M2加糖降水”的過程，這一措施將是中國有效化解一切金融風險的根本性措施。

2020年，全球經濟的四大困局

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仍然困難重重，筆者認為有四大困局需要破解。

第一，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如果說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前，全球處于產業(yè)資本時代，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世界則進入了金融資本時代。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發(fā)生，則結束了40年的金融資本時代，使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否定之否定”階段。

在這個“否定之否定”時期，產業(yè)資本需要重回經濟舞臺的中央位置，而金融則需要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的位置。但兩者卻不容易順利交替。我們看到，從奧巴馬到特朗普，為美國“再工業(yè)化”不遺余力，但收效并不十分明顯。實際上，當今世界金融、產業(yè)兩大資本勢力爭奪全球資源的過程已經白熱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美國國家內部矛盾的激烈，其實質所反映的恰恰就是美國內部產業(yè)資本和金融資本之間的矛盾。而這樣的矛盾，會不會大大降低政府管理、金融和產業(yè)資本的效率？恐怕難以避免。

第二，40年金融資本時代給全球帶來巨額債務和極高債務杠桿率，這不僅嚴重制約全球經濟增長，而且讓全球經濟走在債務危機的鋼絲繩上。如果不能有效破解，那再度發(fā)生金融危機的概率極高，而且基于全球處置危機的手段已近耗盡，所以一旦再度發(fā)生債務危機，其危險程度恐怕遠超2008年。

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國政府，尤其是發(fā)達國家政府必須把政策著力點置于防范金融危機方面，但經濟是否會因政策作用而實現增長恐怕已是第二位的問題。有鑒于此，不需要因發(fā)達國家政策未能在經濟增長方面體現出效果就高呼其政策失靈。筆者認為，這個階段，大力度消化債務、降低企業(yè)債務率并防范金融危機再度發(fā)生，其意義遠勝過經濟增長。換言之，不能有效壓低企業(yè)債務率、破除金融危機可能會發(fā)生的危險，經濟也不太可能呈現有效增長，就算有增長也會戰(zhàn)戰(zhàn)兢兢，生怕債務杠桿率再度攀升。

第三，傳統產業(yè)已經輝煌不再，而新興產業(yè)還在孕育，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面臨青黃不接的局面。產業(yè)資本要回歸舞臺中央，但卻無法回答一個關鍵問題：準備用什么技術或手段引領世界經濟的未來。這個問題不回答，產業(yè)資本發(fā)展必將處于茫然無措的過程中。美聯儲前主席耶倫曾表示，2009年以來，美國企業(yè)來自長期穩(wěn)定股權的資本增加了100%，而最不穩(wěn)定的貨幣融資減少了50%。但是，這些股權資本在干什么？2018年，8000億美元的資本在回購自己公司股份。這或可說明，美國企業(yè)股權資本除了置換高成本債務融資以外，尚未巨額投入新技術、新產業(yè)。

第四，私人消費受到債務杠桿過高的制約。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歐美發(fā)達國家居民杠桿率已經高達75%。在此前提下，增加消費的重要動力就是提高就業(yè)。當美國失業(yè)率降至5%以下時，有學者指出：不要繼續(xù)壓低失業(yè)率，否則勞動力工資會上漲，不利于制造業(yè)產業(yè)發(fā)育。但是，美國政府并不在意，因為他們意識到消費無法靠居民杠桿上升拉動，而更需要依靠就業(yè)增長拉動。

全球“積極股市政策”還將長期持續(xù)

以上“四大困局”無法在短時期內獲得解決，但又急需破解。筆者認為，全球“積極股市政策”還將長期持續(xù)。什么是積極股市政策？筆者認為，基于對上述困局的分析，以及發(fā)達國家過去10年的政策實踐，“低利率＋量化寬松＋扭曲操作＋減稅降費”實際就是積極的股市政策。

理論上講，“低利率＋減稅降費”的作用在于降低企業(yè)財務成本，直接推高企業(yè)利潤，并在股市上漲過程中給予股價真實的上漲理由，降低股市短期泡沫化風險；“量化寬松+扭曲操作”的作用在于降低貨幣乘數，降低金融運轉速度，提高金融運轉周期，提高金融市場對長期資本、股權資本的培育能力，讓金融更加符合實體經濟發(fā)展需求。

由此可見，“低利率+量化寬松+扭曲操作+減稅降費”既是積極的實體經濟鼓勵政策，也是積極的股權資本激勵政策，更是降低企業(yè)債務率的政策。

這種政策或許無法在短期內拉動經濟增長，但毫無疑問，這種政策可以促進一個國家的股權資本發(fā)育，并通過股權融資降低企業(yè)債務風險，而企業(yè)債務風險降低、財務成本降低將直接推高企業(yè)資本價值；企業(yè)大幅提升股權資本，將有效推升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動力，從而為國家經濟發(fā)展集聚巨大的潛能；企業(yè)債務率降低，有可能促進企業(yè)投資增長并增加用工，而這正是從內需方向上提高經濟增長潛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