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朝人說，“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宋仁宗恭儉仁恕，可謂“畏天變”而“愛民力”的“儒者皇帝”。在仁宗朝，我們看到了不那么強勢的、尊重制度與傳統(tǒng)的皇帝，包容異見、接納批評的政治風氣與政治制度；仁宗治下，出現(xiàn)了中國歷史上最為星光璀璨的官僚群體，在這些因素中，無不蘊含著走出朝代更替的可能性。

【關(guān)鍵詞】宋仁宗 為君之道 儒者皇帝 【中圖分類號】K244 【文獻標識碼】A

宋仁宗趙禎（1010—1063），宋朝的第四個皇帝，1022年即位，在位42年。除去劉太后攝政的前10年，他親掌大政32年，“仁宗”是他的廟號。

《禮記·大學(xué)》云：“為人君，止于仁。”“仁”可謂君主的最高境界。元修《宋史·仁宗本紀·贊》認為，宋仁宗之于“仁”，“誠無愧焉”。《仁宗本紀·贊》對仁宗之“仁”的論述可分為兩段，第一段如下：“仁宗恭儉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庭，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饑，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余。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辟乎！’至于夏人犯邊，御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這一段從宋仁宗的生活小事起筆，一直談到處理政權(quán)間關(guān)系的原則。我們由此可以對仁宗之“仁”作一番剖析。

宋仁宗心懷敬畏、與民共情

“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庭，或跣立殿下”，說的是仁宗在國家遭遇嚴重自然災(zāi)害時所表達出的敬畏戒懼態(tài)度。“跣立”“密禱”之事發(fā)生在仁宗晚年。至和二年（1055）除夕，大雪不止，仁宗在宮中“跣足禱于天，及旦而霽”。仁宗還曾“卻蓋不御”。慶歷七年（1047）春大旱，他親自出宮祈雨，拒絕傘蓋，情愿自己暴露在炎炎烈日之下。仁宗為求雨祈晴“卻蓋不御”“跣立殿下”，今人大概要笑他無謂“自虐”。然而在傳統(tǒng)中國，“天人感應(yīng)，災(zāi)異示警”卻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理論，甚至可以說是帝制政治的思想基石。政治缺失、民間疾苦都會“上達天聽”，然后以自然災(zāi)害的形式對人間統(tǒng)治者提出警告。當此之時，皇帝必須心懷敬畏，以實際行動表達悔改之意。在這些實際行動中，最基本的是“避正殿”“減常膳”，進一步是“（擴大）開放言路”，最高級別是“下詔罪己”。

慶歷七年那場大旱，出宮祈雨之前，仁宗已經(jīng)下詔罪己，并且親自修改詔草，唯恐不能表達“震懼”之意。在“罪己詔”中，他向上蒼祈求：“咎自朕致，民實何愆？與其降疾于人，不若移災(zāi)于朕！”這不是虛偽的政治表演，而是他上祈于天、下告之人的真誠訴求，是與百姓的共情?？v然此舉并不能減輕百姓的實際損失，但也會讓受災(zāi)百姓在心理上得到莫大安慰。“天人感應(yīng)，災(zāi)異示警”之說，起初是帶有一定迷信色彩的。但發(fā)展到宋朝，當日月之蝕基本上可以準確預(yù)測，水、旱、地震的自然屬性日益顯明，有識之士卻仍然堅守“災(zāi)異示警”學(xué)說，顯然就是一種政治性的主動選擇了——他們試圖通過對災(zāi)害信息的政治性解讀，挾天之力對皇帝進行規(guī)諫，促其改善政治。

引文中的“玉清”，指玉清昭應(yīng)宮。這是仁宗之父真宗為崇奉“天書”所建的道觀，共有兩千六百多間，宏大瑰麗、勞民傷財；攝政時期，玉清昭應(yīng)宮遭遇火災(zāi)，燒得只剩下一兩座小殿，劉太后接受臣僚建議，“詔天下不復(fù)繕修”，以安民心；仁宗親政之后，臣僚請求在“玉清舊地”擴建皇家園林，仁宗拒絕了。他在上面修建了一處宗室住宅區(qū)，又把其中一大塊田地賜給國子監(jiān)做學(xué)田。和睦宗親與培養(yǎng)人才，都是比畋獵游藝更為高尚的行為。這是仁宗的選擇。

仁宗“畏天變”而“愛民力”，以“不擾”為善政，尊重與愛惜個體生命

拒絕擴大御苑，穿洗過的衣服，宮殿裝飾不用昂貴絲織品，夜里餓了想吃燒羊?qū)幙扇讨?，仁宗的這些做法很接近我們今天所說的“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但其內(nèi)涵卻不止于此。

宋朝政治是帝制時期的王朝政治，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對皇權(quán)構(gòu)成強制性約束?；实鄣恼f法、做法以及流露于其間的欲望，會被權(quán)力的透鏡無限放大，最終影響到國計民生。而仁宗主動選擇“克己復(fù)禮”，的確了不起。當然，仁宗的“恭儉仁恕”并非全然“出于天性”。他六歲“講學(xué)于資善堂”，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學(xué)教育。成年之后，仁宗更是修學(xué)不輟，儒學(xué)修養(yǎng)深厚，可以說是一名“儒者皇帝”。他對民間苦難抱有同理心，“畏天變”而“愛民力”，因此愿意接受批評，以糾正治國理政中的錯誤缺失。

儒家政治“愛民力”的思想根源，可以上溯至孔子的“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仁宗承認并敬畏“庶人”的集體力量，反映到治國理政中，就是要避免對民眾的頻繁騷擾和過度壓榨，以“不擾”為善政?！度首诒炯o·贊》載，仁宗“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钋в?。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對死刑的判決采取慎而又慎的態(tài)度，這是愛惜人命。

“夏人犯邊，御之出境。”1038—1044年間，原本臣屬于宋的黨項建立夏國，要求平等地位，侵擾宋朝邊境；宋朝予以還擊，保衛(wèi)了領(lǐng)土安全和上國地位——夏繼續(xù)對宋稱臣，宋給夏經(jīng)濟上的好處，稱為“歲賜”。“契丹渝盟，增以歲幣”說的是仁宗在位期間宋遼關(guān)系的調(diào)整。真宗朝，宋遼簽訂“澶淵之盟”，成為平等鄰邦，宋給遼一定的經(jīng)濟補償，稱為“歲幣”。仁宗朝宋夏開戰(zhàn)之后，遼國趁機勒索，宋朝不得已增加了“歲幣”數(shù)額。在宋夏和宋遼關(guān)系中，宋朝國家付出了“歲幣”與“歲賜”。這種付出，在當時人的觀念中，是皇帝的割舍——華夏天子紆尊降貴，與北方蠻族稱兄道弟，又自愿損失財物，為百姓換得了和平的生產(chǎn)生活環(huán)境。

政權(quán)缺乏擴張性，較少開疆拓土，且有以財物換和平的“劣跡”，這是一些人不喜歡宋朝的原因。但這樣想的人，大概很少會把自己代入“可憐無定河邊骨”或者“春閨夢里”的未亡人角色，對個體生命缺乏真正的尊重與愛惜。相反，仁宗君臣是愛惜人命的，他們對戰(zhàn)爭的破壞性有著深刻認識。作為皇帝，仁宗寧屈己以愛人，正如孔子所云，“如其仁，如其仁”。

仁宗的寬容納諫，造就了一批能夠獨立思考、敢于“對事負責”的官員

仁宗朝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批評糾錯機制，其基礎(chǔ)在于仁宗對制度的尊重，對批評的開放與接納，其核心是專司批評的諫官和言事御史。歐陽修主張，士人做官，“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諫官“與宰相等”的基礎(chǔ)，是二者皆系天下之事，任天下之責。這樣的環(huán)境造就了真正優(yōu)秀的官員，使其能夠獨立思考，敢于“對事負責”。

慶歷七年（1047），河北爆發(fā)了帶有邪教背景的軍卒王則叛亂，平叛之后，各地“大索妖黨”，氣氛高度緊張。有人告發(fā)蔡州有妖人聚集，仁宗派出宦官特使前往，要發(fā)兵捉拿。知州吳育反對：“這不過是老百姓以佛教的名義聚眾斂財罷了，派個衙役去召一聲就來了，派兵只會引發(fā)恐慌。”果然，衙役一傳信，人就都來了；押到京城一審，皆無辜良民；誣告的人遭到了懲處。仁宗隨即下詔，一定要防止打擊邪教的擴大化。在這樣緊張的情形之下，吳育還能說實話，宦官使者也肯聽，中央有關(guān)部門也能公平審理裁斷，若不是有“對事負責”的精神，如何能做到？

嘉祐六年（1061），蘇軾、蘇轍兄弟參加“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考試。蘇轍跑題，嚴厲批評仁宗好色荒淫，指責宰相對皇帝不加約束，三司使推波助瀾。初考官要以“技術(shù)性”錯誤——跑題否決他；覆考官司馬光、范鎮(zhèn)則主張錄?。槐涣R的三司使蔡襄表示慚愧，認為罵得對。最終，仁宗發(fā)話：“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蘇轍被錄取了！其實，蘇轍的批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公平——仁宗的后宮生活并不像蘇轍想象的那樣。即便如此，讓一個年輕人表達他對國家命運的思考與擔憂，又于國何損？仁宗一直在接受著臣僚對他后宮生活的監(jiān)督和批評。比如，他廢郭皇后時，臺諫官全體抗議；他破格提拔張貴妃的伯父，又遭到臺諫官的一致反對，包拯甚至“音吐激憤，唾濺帝面”。

倘若我們相信整個國家是一個互相影響的有機整體，那么，唯有“對事負責”，才是“對上”有利的。這樣的道理，是仁宗朝上下皆知并能共同踐行的。

仁宗治下，出現(xiàn)了中國歷史上最為星光璀璨的官僚群體，其中的每一個名字都足以光耀古今

范仲淹自為小官便不畏權(quán)勢，積極抨擊弊政，雖屢遭貶謫而其心不改，“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當國家遭遇外敵，又能奮其武干，整軍御侮，保衛(wèi)國家安全；后為參知政事，主持改革，直擊官僚特權(quán)，努力提振政府效率；改革失敗，出守外州，亦能振其行政長材，改善地方面貌；真正做到了“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以天下為己任。范仲淹的改革同道富弼守青州時，黃河決口，三十萬河北災(zāi)民涌入山東，富弼盤點一路之人員、糧食、物資、空置房舍、山林湖泊，事先準備調(diào)度，分散安置災(zāi)民，使其有房住、有飯吃、有活干，妥善越冬，順利返鄉(xiāng)，寫下了人類救災(zāi)史上的壯麗詩篇。晏殊、韓琦、富弼、包拯、文彥博、杜衍、歐陽修……他們是詩人、文學(xué)家，更是有格局、有理想、有擔當、有能力的政治家兼行政官員。

歐陽修這樣總結(jié)“好官”的標準：“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施設(shè)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政績、聲譽從來不是歐陽修的追求目標，“寬簡而不擾”才是。歐陽修掌政一方，“所至民便，既去民思”。他的政府看上去清閑散淡，甚至“官府闃然如僧舍”，但“事不廢弛”。毋庸諱言，在帝制政治下，這樣的“好官”能夠成批產(chǎn)生，必須歸功于皇帝的愛民、大度、仁厚。

仁宗對批評是大度包容的，仁宗朝的優(yōu)秀官員也是有格局的、大度的。當國家需要時，他們可以放下私人恩怨，站到更高的位置上審時度勢。人們通常會舉范仲淹的例子，筆者想舉的例子卻是范仲淹曾經(jīng)的政敵和政壇前輩呂夷簡。呂夷簡在劉太后攝政時期就已經(jīng)官至宰相，深得劉太后和仁宗信任，范仲淹貶睦州、貶饒州，均與呂夷簡有關(guān)。宋夏戰(zhàn)爭爆發(fā)后，呂夷簡復(fù)任宰相，范仲淹出守延安，因為擅自與西夏人通信，有人建議“仲淹可斬”，呂夷簡卻為范仲淹辯護。不念舊惡，為國惜才，在仁宗朝成長起來的高級官員中，這樣的宰相并不罕見。歐陽修“一札薦三相”，一封報告推薦三個人才，三人后來皆官至宰相。這三個人，有曾經(jīng)的政敵之子——呂夷簡之子公著，有曾經(jīng)攻擊過自己的人——司馬光，還有與之學(xué)術(shù)觀點相左的后輩——王安石。怎樣才能人才輩出？在上位的人一定要寬容大度，要能從國家的角度看問題。

宋朝人說，“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這“官家”，仁宗的確做得好。在仁宗朝，我們看到了“不那么強勢的、尊重制度與傳統(tǒng)的皇帝，有責任感、有擔當?shù)闹R分子官僚群，包容異見、接納批評的政治風氣與政治制度”，這些因素當中蘊含著走出朝代更替的可能性。

筆者在《大宋之變》中這樣寫道：“作為個人，仁宗的生命之中充滿了無奈。首先，作為人子，他自從剪斷了臍帶就被從母親身邊抱走……從未享受過親生母親的愛撫——這是他的終生之憾。其次，作為丈夫，仁宗的感情生活并不如意……最后，作為父親……真正陪伴在仁宗生命中的，其實只有一個女兒。……這位可憐的公主也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三歲。”但即便如此，仁宗一生仍然在努力“求仁”，做一個理想的儒家皇帝。慶歷五年（1045），在即位23年、親政13年之后，仁宗將生母李宸妃的神主奉入了太廟。然而就在兩年之后，他又主動提出將生母神主遷出太廟。這一入一出之間，我們看到了仁宗內(nèi)心的掙扎和他最終對秩序的皈依。仁宗一生最大的遺憾是無子，在極度不甘中，他收養(yǎng)了后來的英宗。仁宗內(nèi)心的拒絕導(dǎo)致了英宗的心理扭曲，英宗的失范又導(dǎo)致了神宗“大有為”的決心——宋朝政治由此發(fā)生轉(zhuǎn)折。

仁宗朝也不是完美的，讓我們繼續(xù)閱讀《宋史·仁宗本紀·贊》的第二段：“（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于亂。”

這是一種并不純凈整齊的中庸的美好，它包含了人性的復(fù)雜。羅曼·羅蘭說，“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在認識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熱愛生活”。認識歷史亦如此，幼稚的讀者才會期望看到完美的古人或者時代。“黃金時代”的確曾經(jīng)存在，但那其中同樣問題叢生，只是那時代的人們擁有直面問題的勇氣和努力解決問題的態(tài)度。

（作者為北京大學(xué)歷史學(xué)系教授）

【參考文獻】

①[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②[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③趙冬梅：《司馬光和他的時代》，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4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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