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就業(yè)結構發(fā)生重大變化的同時，勞動人口職業(yè)身份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過去日本長期實行終身雇傭制度，高中或者大學畢業(yè)后在一家公司就職從一而終。其好處在于員工就業(yè)穩(wěn)定，企業(yè)根據員工的工齡與能力提供優(yōu)厚的工資、福利待遇，可以培養(yǎng)員工對企業(yè)的忠誠心，這也成為日本企業(yè)創(chuàng)造“質量神話”的重要保證。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展，這種傳統(tǒng)的雇傭制度正在逐漸瓦解，再加上年輕人擇業(yè)取向的多樣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時常跳槽的“自由職業(yè)者”大幅增加，人數最多時曾高達460萬人，目前也在150萬人左右。這部分人員工作與收入很不穩(wěn)定，勉強維持糊口，基本是“月光族”，根本無能力儲蓄，也可能根本就不想儲蓄。更為嚴重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既不就學也不就業(yè)”的“啃老族”逐漸增加，這些人根本沒有收入，何談存款？

四是在超低利率背景下儲蓄優(yōu)惠制度名存實亡。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為了刺激經濟復蘇，不斷采取降息政策。從1999年開始實行史無前例的零利率政策，此后在絕大部分時間里基本都是零利率或負利率。而與百姓生活關聯(lián)更緊密的活期存款利息僅為0.001%，除非有天文數字的存款，對于一般儲戶來說，如此低的利息幾乎毫無意義，儲蓄優(yōu)惠政策形同虛設。

在家庭借款當中，如房貸的利息約為2%，而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利息僅為0.1%—0.001%不等，兩者相差懸殊。2018年日本居民金融資產上升到1800萬億日元，但存款利息并未提高，而房貸等貸款利息依然居高不下。消費者存款利息過低，借款利息過高，導致居民不僅無力存款，而且也喪失了儲蓄的積極性。

未來日本居民儲蓄率的走勢主要取決于人口老齡化的程度與居民收入的增加

日本是全球人口老齡化速度較快的國家，更多老年人動用儲蓄來消費，難免拉低儲蓄率。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推測，預計到2042年，65歲以上人口將會迎來3920萬人的高峰期，由于總人口不斷減少，老齡化率將會在2055年達到40.5%。以上數據表明，日本人口老齡化程度還將進一步深化。

居民收入是否增加受很多因素影響，但主要還是取決于經濟發(fā)展。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一直處于慢性衰退狀態(tài)，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1%左右，“安倍經濟學”2013年實施以來，經濟有所恢復，但制約日本經濟發(fā)展的結構性問題并未得到解決。舊“三支箭”（金融政策、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政策）已經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幾乎用至窮盡，新“三支箭”（“強勁的經濟”“育兒支援”及“社會保障”）效果平平。2019年第四季度的日本實際GDP增長率下降為-7.1%。更為嚴重的是，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給日本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為了應對疫情，日本政府陸續(xù)出臺緊急經濟刺激政策，累計投資總額高達233.9多萬億日元，相當于GDP的40%，但并未擋住日本經濟下滑的速度，2020年第一季度日本實際GDP增長率為-2.5%，第二季度更降為-27.8%，連續(xù)三個季度的負增長意味著日本經濟已進入技術性衰退。

疫情過后，日本經濟可能出現(xiàn)一定程度的恢復。但從中長期來看，隨著超老齡化社會不斷深化，社會保障基金缺口會越來越大，財政狀況也將進一步惡化，勞動力短缺等問題會日益嚴重。未來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還會有發(fā)展，可以維持日本經濟的低速增長，但徹底扭轉困境的可能性不大。今后日本經濟慢性衰退的局面恐怕難以改觀。經濟發(fā)展預期不佳，居民收入增長無望，這意味著未來日本居民儲蓄率仍將持續(xù)走低，甚至可能進入“儲蓄為零的經濟”。

居民儲蓄率下降將給日本經濟帶來哪些負面影響

首先，導致企業(yè)部門所需資金財源減少，使經濟活力下降。居民儲蓄率下降甚至出現(xiàn)“儲蓄為零的經濟”，意味著一年所賺取的收入全部用于消費。從家庭角度看，就等于所有收入全部用于日常生活，資產無絲毫增加；從宏觀經濟角度看，一年所產生的財富全部用于消費，而工廠的設備投資、醫(yī)院、學校等經濟存量均無法增加。居民儲蓄率的下降意味著家庭部門剩余資金的減少，這樣企業(yè)就難以從銀行籌措到充足的資金進行設備投資，而工廠不能及時進行設備更新必將影響企業(yè)創(chuàng)新和擴大再生產，進而降低經濟發(fā)展質量。

其次，增加財政危機風險。日本政府的財政狀況十分嚴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計的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超過240%，目前之所以尚未出現(xiàn)財政危機，主要是因為日本政府所欠債務的90%為國內債，因此盡管債臺高筑也未引起財政危機。國內債的財源主要來自居民的個人金融資產，其中居民儲蓄占相當大的比重，而居民儲蓄率的下降不僅直接導致儲蓄余額的下降，也會導致個人金融資產的下降，其結果必然增加日本爆發(fā)財政危機的風險。

最后，影響經常收支平衡。宏觀經濟學理論認為，國內儲蓄與企業(yè)投資差額、政府財政收支之和等于經常收支。日本的經常賬戶長期保持順差，成為支撐日本經濟發(fā)展的重要支柱。由于政府長期處于嚴重負債狀態(tài)，國內居民儲蓄率也越來越低，目前只能依靠企業(yè)的盈余來維持經常賬戶的順差。

另外，也有日本學者擔心，居民儲蓄率的下降最終結果可能導致日元貶值和通貨膨脹。當然現(xiàn)在日本還處于通縮狀態(tài)，距離通脹還十分遙遠。但僅就當前的形勢看，非正規(guī)就業(yè)人員居高不下，再加上“自由職業(yè)者”和“啃老族”的增加，導致居民儲蓄率的慢性下降和消費持續(xù)疲軟，不僅將使遭受新冠肺炎疫情打擊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同時也積累了社會不安定的隱患。

日本儲蓄率變動將會對東亞及世界經濟產生的影響與啟示

日本是發(fā)達國家，但身居亞洲，在社會文化、家庭觀念、人口結構等方面與其他東亞經濟體十分相似。2010年后，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其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依然舉足輕重，因此日本儲蓄率變動對東亞經濟和世界經濟也將產生一定的影響。

日本居民儲蓄率由升轉降變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所以對東亞經濟以及世界經濟的影響也將是緩慢的和漸進的，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產生過大影響。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日本居民儲蓄率雖然下降，但企業(yè)儲蓄充足，因此不會影響其對東亞地區(qū)乃至全球的投資；其二，日元為重要的避險貨幣，不至于因居民儲蓄率的變動而導致日元匯率發(fā)生劇烈震蕩；其三，日本的優(yōu)勢不在于金融業(yè)而在于制造業(yè)，特別是位于產業(yè)鏈上游的尖端制造業(yè)更具優(yōu)勢。2018年末日本海外凈資產高達341萬億日元，多為優(yōu)良資產，基礎牢固，只要居民儲蓄率不低至足以影響日本經濟正常運行的程度，就不會對世界投資市場產生太大震動。

包括中國、日本在內的東亞國家信奉“儒教”，崇尚節(jié)儉、自律，有偏好儲蓄的習慣。但是，目前日本與東亞大多數國家處于不同的經濟發(fā)展階段，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后居民儲蓄率呈下降趨勢，2000年后更是降為個位數。與日本擔心儲蓄率持續(xù)下降所不同的是，中國和其他大多數東亞國家面臨的問題則是居民儲蓄率居高不下。這與日本20世紀80年代面臨的問題十分相似，由于高儲蓄率導致經常賬戶長期順差，進而引起貿易摩擦。東亞國家解決儲蓄失衡問題，需從增長模式、產業(yè)結構等多方入手。當然，還應當汲取日本的教訓，根據本國或本地區(qū)的實際，力爭實現(xiàn)居民儲蓄率與經常賬戶順差以及外匯儲備的平衡關系。

筆者認為，東亞地區(qū)高儲蓄的流向似乎更值得關注。目前，儲蓄主要流向發(fā)達經濟體，這是非常不合理的。為使儲蓄合理流動，提高全球資金配置效率，應當將儲蓄盈余引向更需要資金的發(fā)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從當前來看，應當更多引向全球的抗疫活動和復工復產活動。

總體來看，日本儲蓄率的變動對中國經濟影響不大。中國經濟正處于中高速發(fā)展階段，社會保障制度尚有待進一步完善，全社會的永久收入儲蓄動機和生命周期儲蓄動機依然存在，儲蓄率雖然有所下降但仍居高位。我國與日本的不同之處在于，企業(yè)負債率較高，如果居民儲蓄率再急劇下降，金融風險顯而易見。為此，我們應當未雨綢繆，積極擴大內需，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做好相關預案，努力使儲蓄率保持在一定水平，以確保中國經濟實現(xiàn)長期穩(wěn)定的高質量發(fā)展。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責編/賈娜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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