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共產黨的百年黨建實踐是在統籌推進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中進行的，是包括黨的內部建設和黨與外部重大關系建設的總體黨建，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走向更高級社會歷史訴求的創(chuàng)造性回答。100年來，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在“立黨”“建黨”“管黨”“治黨”“強黨”“興黨”等實踐序列和理論概括中不斷推進完善，正確處理了加強黨自身建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正確處理了黨與人民、黨與民族、黨與國家、黨與軍隊、黨與法治、黨與文化、黨與非黨、黨與外國政黨等重大關系，積累了一系列寶貴經驗，創(chuàng)造性地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黨建學說，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黨建 百年實踐 自我革命 內部建設 外部關系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1.007
徐成芳，內蒙古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要著作有《中國定力》《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tài)領域指導地位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規(guī)律問題研究》等。
10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實現了從大幅落后于時代到大踏步趕上時代并引領時代的偉大跨越，讓科學社會主義的旗幟在中國高高飄揚，為人類貢獻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創(chuàng)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fā)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wěn)定奇跡。歷史證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在黨，辦好中國事情關鍵在黨，推進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開辟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關鍵在黨。研究總結中國共產黨百年建設實踐的基本經驗，對于正確把握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建設規(guī)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不斷鞏固黨的執(zhí)政基礎和領導地位，更好推進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順利實現，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黨建實踐是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走向更高級社會歷史訴求的創(chuàng)造性回答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非常重視黨的建設，其根本目的和深層動因，不是源于理論的要求、少數人的意志或自私的利益，而是源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進步的歷史訴求。黨的建設史是黨的成長史，更是“立黨為公、忠誠為民”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進步的奮斗史。
首先，“立黨”是“立民族”的總前提，“立民族”是“立黨”的大使命。中國自古即重視“本”和“立”的哲學，強調“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1]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在西方列強侵略和中國封建主義統治下，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原本站立著的中華民族跌倒了。當時，中華民族迫切需要有堅強的領導核心領導整個民族重新站立起來、趕上時代，進而富起來、強起來、引領時代。哪個政黨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并且愿意和能夠進行自我革命，中國人民就擁護它，中國歷史就選擇它，它就能夠成立并立得住、立得久。如若相反，則中國人民就會推翻它，中國歷史就會淘汰它，即使那樣的政黨成立了，也立不住、立不久。
其次，“立黨”是“開新局”的大事變，“開新局”是“立黨”的總關鍵。毛澤東在題為《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的社論中深刻指出：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反抗，但是從1840年到1919年的70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么思想武器抗御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御列強，內建民國。然而，這些思想與舉措也敗下陣來。
經過俄國革命，“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總之從此以后，中國改換了方向。”[2]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這一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fā)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fā)展的趨勢和格局。”[3]其中的政治密碼，就在于中國共產黨比其他政黨的思想武器更科學、方案更先進、革命更徹底。換言之，“抓住了先進性建設，就抓住了黨的建設的根本，就抓住了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鞏固黨的執(zhí)政地位的關鍵。”[4]只有進行社會革命的同時不斷進行自我革命的政黨，才能跳出歷史周期律，擔負偉大使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在進行社會革命的同時不斷進行自我革命，是我們黨區(qū)別于其他政黨最顯著的標志，也是我們黨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關鍵所在”[5]。
再次，“立黨”“建黨”“管黨”“治黨”“強黨”“興黨”是一系列相互支撐的自我革命舉措和理論創(chuàng)造。在時間上，它們都不是階段性任務，都不是完成時而是進行時。在空間上，它們都既要在黨政軍民學的政治空間上，又要在東西南北中的地理空間上實現全覆蓋。在內容和相互關系上，它們內在一致、各有側重、協同發(fā)力。
“立黨”包括“成立黨組織”和“確立黨的領導地位”兩重任務，缺一不可。“立黨”重在確立黨的宗旨、初心、使命、理想、信念、信心，確立黨在人民心中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建黨”包括建立黨組織和建設黨兩個部分。“建黨”重在黨的建設性。“管黨”即黨的自我管理。“黨要管黨，一管黨員，二管干部。……對執(zhí)政黨來說，黨要管黨，最關鍵的是干部問題，因為許多黨員都在當大大小小的干部。”[6]“治黨”是針對黨存在的問題進行整治，全面從嚴治黨的基本要求是全面，要害在嚴，關鍵在治。“治黨”重在保持黨的純潔性、規(guī)范性、紀律性。“強黨”是使黨更強大，有更高的質量。“強黨”重在增強黨的先進性、免疫力和戰(zhàn)斗力。“興黨”是使黨興旺發(fā)達。“興黨”重在黨的人民性、生命力、吸引力、凝聚力。
“立黨”“建黨”“管黨”“治黨”“強黨”“興黨”共同構成了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內容，是一個相輔相成、服務于更高目的的黨建體系。在此體系內，立黨是目的和載體，建黨是方式和內容，管黨是約束和手段，治黨是關鍵和保障，強黨是要求和標準，興黨是狀態(tài)和結果。這是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核心要義，是進行偉大斗爭、推進偉大事業(yè)、實現偉大夢想的根本保證。
中國共產黨百年黨建實踐的歷程、主題主線和標志性成果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實現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偉大飛躍的重要法寶，中國共產黨百年黨建歷程同黨肩負的歷史使命相適應，盡管也曾出現錯誤和曲折，但是整體呈現接續(xù)遞進、興旺發(fā)達的總態(tài)勢。
中國共產黨百年黨建實踐經歷遞進發(fā)展的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21.7～1949.9），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新中國成立前的28年。這一階段是中國共產黨從誕生到取得全國政權的時期，是黨從幼年走向政治成熟的重要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把中國人民從水深火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解救出來，使其翻身做主人。28年的英勇奮斗和巨大犧牲，磨礪了黨的領導和建設水平。
第二階段（1949.10～1978.11），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29年。這一階段是中國共產黨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鞏固新生政權，恢復國民經濟進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也是黨經過曲折探索為實現新時期偉大轉折奠定基礎的重要時期。
第三階段（1978.12～2012.10），從改革開放到黨的十八大前的34年。這一階段是中國共產黨推進改革開放，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全面前進的時期。黨面臨的長期執(zhí)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huán)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對黨的建設，特別是黨的執(zhí)政能力和執(zhí)政水平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四階段（2012.11～2021），從進入新時代到建黨一百周年的9年。這一階段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以新發(fā)展理念為引領，實現跨越式發(fā)展和全方位深層次根本性歷史性變革，實現“第一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而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并為實現“第二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奠定基礎的關鍵時期。
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進步做貢獻的初心使命及其具體化是貫穿黨的百年建設實踐的主題主線。第一階段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確立黨的執(zhí)政地位為立黨目標，緊緊圍繞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一主題，不斷加強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建設，為建立新中國而奮斗。
第二階段即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以鞏固黨的執(zhí)政地位為立黨目標，緊緊圍繞國民經濟恢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主題，不斷加強執(zhí)政黨建設，把黨建設成為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
第三階段即改革開放新時期，以把黨建設成為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yè)堅強核心為目標，以發(fā)展為黨和國家全部工作的主題，面對國內外復雜的風險挑戰(zhàn)，以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為主線，根據自身歷史方位和中心任務的變化，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zhí)政水平，不斷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
第四階段即進入新時代，以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主題，以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特別是長期執(zhí)政能力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為主線，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以堅定理想信念宗旨為根基，不斷提高黨的建設質量。
中國共產黨百年黨建實踐的四個階段取得了一系列標志性成果。第一階段，以成立中國共產黨為標志，使中國從此有了溝通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堅強領導核心，形成了黨的創(chuàng)始精神，即“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chuàng)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的“紅船精神”[7]。通過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黨建立初期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育了全黨，形成了“黨的建設是重要法寶”的思想共識，開啟了黨的建設“偉大的工程”[8]。經過延安整風克服了黨內“左”、右傾錯誤的思想根源，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后來，建立了人民軍隊、成立了新中國，成為了執(zhí)政黨。
第二階段，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建設問題，成立了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監(jiān)察委員會，開展了全黨整風運動，克服了黨內的一些不良傾向。在國內外面臨復雜的形勢和環(huán)境中，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鞏固了新生政權，完成了抗美援朝、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黨成為團結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力量。盡管發(fā)生了“文化大革命”，但是黨和人民對“左”傾錯誤的斗爭始終沒有停止，并最終靠自己的力量糾正了錯誤，實現了撥亂反正。
第三階段，黨重新恢復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以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深刻認識和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和實現什么樣的發(fā)展、怎樣發(fā)展等重大課題，創(chuàng)立了鄧小平理論，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成功開辟、堅持和發(fā)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第四階段，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zhàn)略全局，對世界局勢、發(fā)展方位、社會主義主要矛盾作出新的重要判斷，統籌“四個全面”戰(zhàn)略全局和“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創(chuàng)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我們黨全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并將制度建設貫穿其中，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黨的政治生態(tài)得到凈化，黨和國家面貌煥然一新。
中國共產黨百年黨建實踐的基本經驗
100年來，中國共產黨一體推進了黨的內部建設和黨與外部重大關系的建設，形成了總體黨建的豐富而寶貴的重要經驗。
第一，堅持黨的宗旨與人民利益和民族命運相結合，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系。中國共產黨始終將自己的初心使命與時代主題緊密相連，與中華民族歷史任務緊密相連，這是黨的建設重要的基本經驗。毛澤東曾指出要實現黨的政治領導，方法有四：首先，根據歷史發(fā)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具體目標。其次，按照這種具體目標在全國行動起來時，共產黨應該提起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范。共產黨員應該做到最有遠見、最富于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虛心體會情況，依靠群眾的多數，得到群眾的擁護。再次，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系，發(fā)展和鞏固這個同盟。最后，共產黨隊伍的發(fā)展，重視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9]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擁護和支持，黨的事業(yè)和工作就無從談起。”[10]
第二，堅持黨的建設與治國方略相結合，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國家政權的關系。如何正確處理黨政關系，是一項重大課題。早在黨局部執(zhí)政時期，黨即明確提出“反對‘以黨治國’的觀念”，反對“把黨的領導解釋為‘黨權高于一切’”[11]。取得全國政權之后，黨提出要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改革開放后，探索黨政分開一度成為黨建熱點。經過長期探索，黨認識到在中國不能簡單地談黨政分開，特別是不能以黨政分開為借口排斥黨的領導，而是要按照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正確擺放兩者的位置。“既保證黨委的領導核心作用，又充分發(fā)揮人大、政府、政協以及人民團體和其他方面的職能作用。”[12]“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yōu)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13]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第三，堅持黨的實踐創(chuàng)新與理論創(chuàng)新相結合，正確處理黨的工作創(chuàng)新與黨內共同語言建設的關系。黨的歷史經驗表明，只有形成實質上的一致，即在認識統一的基礎上形成的決定，才能真正發(fā)揮集體領導的作用。毛澤東指出：“黨委各委員之間要把彼此知道的情況互相通知、互相交流。這對于取得共同的語言是很重要的……我們有些高級干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問題上也有不同的語言，原因是學習還不夠。”[14]所以，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堅持以先進的理論指導實踐，又在實踐中總結經驗上升為理論，用理論創(chuàng)新帶動工作創(chuàng)新至關重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fā)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黨內最重要的共同語言，為實現黨的初心和夢想提供了科學的思想共識和行動指南。
第四，堅持黨的領導與黨規(guī)國法建設相結合，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關系。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注重黨的組織和紀律建設，根據不同時期黨面臨的形勢任務在思想、組織、作風、紀律上加強黨的建設。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制定了一系列黨內法規(guī)，為黨的規(guī)章制度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后，黨總結了長期建設的經驗教訓，加強了黨的制度建設和法制建設，為規(guī)范黨內政治生活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撐。社會主義國家如何處理黨和法的關系是一個根本問題，處理得好，則法治興、黨興、國家興；處理得不好，則法治衰、黨衰、國家衰。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執(zhí)政黨，黨的執(zhí)政地位和領導地位不存在“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炒作“黨大還是法大”這個偽命題是別有用心，是政治陷阱。但是，具體到每個黨政組織、每個領導干部，則有一個“權大還是法大”的真命題。任何共產黨人都必須服從和遵守憲法法律，不能以黨自居，“不能把黨的領導作為個人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的擋箭牌”[15]。
第五，堅持黨的領導與馬克思主義指導相結合，正確處理核心領導力量與根本指導思想的關系。毛澤東指出：“領導我們事業(yè)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16]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主義誕辰200周年的講話中重申：“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的靈魂。”[17]核心領導力量與根本指導思想二者有機統一、缺一不可、不可分割，否則黨就可能變質，馬克思主義就可能僵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取得勝利最根本的保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優(yōu)勢，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和完善。”[18]
第六，堅持黨的領導與科學文化教育建設相結合，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學”的關系。中國共產黨與“學”的關系緊密而深厚，中國共產黨最早就是由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創(chuàng)建的。學術自由與黨的領導并不矛盾，也不應當矛盾。但是，如若處理不好兩者關系也會產生矛盾，甚至發(fā)生嚴重錯誤。歷經百年，在此問題上得到的成功經驗是堅持黨的領導與尊重學術自由二者有機統一。學術自由不是否定黨的領導的自由，黨的領導不是否定學術自由的領導。中國的大學決不能培養(yǎ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掘墓人”，必須堅持黨的領導，貫徹落實黨的教育方針，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服務，把立德樹人作為首要任務，要扎根中國大地辦教育。
第七，堅持黨的集體領導與擁護核心、維護核心相結合，正確處理黨內重大政治關系。堅持黨的集體領導與擁護核心、維護核心符合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內在規(guī)定性。毛澤東指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如果領導者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不行的，黨內僅有一些委瑣不識大體、沒有遠見、沒有能力的領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19]鄧小平強調：“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要有意識地維護一個核心……要注意樹立和維護這個集體和這個集體中的核心……如果中央自己亂了陣腳，那就難說了。這是最關鍵的問題。國家的命運、黨的命運、人民的命運需要有這樣一個領導集體。”[20]這是中國共產黨從自己的切身經歷中得出的結論。黨中央必須擁有定于一尊、一錘定音的權威。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是政治紀律，要切實增強干部群眾擁戴核心、維護核心的政治自覺、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是我們的寶貴經驗。
第八，堅持黨的領導與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相結合，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非黨的關系。新中國的政黨制度與蘇聯的一黨制不同，與西方國家兩黨制或多黨制不同，而是首創(chuàng)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明確了中國共產黨是執(zhí)政黨、領導的黨；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但不是在野黨或反對黨。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zhí)政，多黨派參政。這個格局不是臨時性安排，不是隨意性設計。實踐證明，這一安排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偉大創(chuàng)造，具有明顯的特色和優(yōu)勢。按照“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基本方針管理國家，既有利于鞏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又有利于多黨派參政，實現了集中與民主、穩(wěn)定與高效、一元主導與多元合作的有機統一。
第九，堅持黨的領導與軍隊建設相結合，正確處理黨與軍隊的關系。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軍魂，是中國共產黨對黨的建設與軍隊建設的獨特貢獻。有人認為，既然軍隊屬于國家機器，那么軍隊就應當國家化。這種主張表面上看似乎有道理，其實是理論上糊涂、政治上錯誤。馬克思主義主張人民的自由解放，而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所以，軍隊關鍵不在于是否國家化，而在于是否人民化。毛澤東曾經批評單純軍事觀點，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21]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通過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歷史性地實現了軍隊人民化和軍隊國家化的高度統一。黨的建設和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有機統一構成了致勝法寶。
第十，堅持黨的中國特色與國際主義相結合，正確處理黨與外國黨的黨際關系、黨際外交與國家外交的關系。“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yè)而奮斗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22]馬克思主義主張：“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23]同時指出：“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首先是一國范圍內的斗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24]100年來，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所具有的宏觀指導意義，但是并不教條主義地對待它，而是根據革命、建設、改革開放的復雜條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處理與共產國際、蘇聯共產黨、其他共產黨及其他各類政黨關系中積累了豐富經驗，形成了正確處理黨際關系的四項原則。在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重申：“中國共產黨將在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原則的基礎上，同各國各地區(qū)政黨和政治組織發(fā)展交流合作，促進國家關系發(fā)展。”[25]這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發(fā)展黨際外交，通過黨際外交服務總體國家外交，捍衛(wèi)人類正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基本遵循。
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立志于中華民族千秋偉業(yè)，百年恰是風華正茂。我們黨剛走完了萬里長征的前幾步，未來的路還很長，任務還很艱巨，未被認識的規(guī)律還很多，必須珍惜和用好百年經驗，繼續(xù)創(chuàng)造新的更大奇跡和更加美好的未來。
（本文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點課題“堅定維護國家政權安全、制度安全、意識形態(tài)安全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AZD081；內蒙古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潘欣欣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論語·學而》，《四書五經》，第5頁。
[2][14]《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514、1441頁。
[3]《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在京隆重舉行 習近平發(fā)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7月2日，第1版。
[4]《胡錦濤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9頁。
[5]《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發(fā)表重要講話強調 取得全面從嚴治黨更大戰(zhàn)略性成果 鞏固發(fā)展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人民日報》，2019年1月12日，第1版。
[6][11]《鄧小平文選》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8、10～11頁。
[7]《習近平：弘揚“紅船精神”走在時代前列》，《人民日報》，2017年12月1日，第2版。
[8]《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02頁。
[9][19][21]《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2～263、277、86頁。
[1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367頁。
[12]《江澤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8頁。
[13][1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6、74頁。
[15][2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28、42～43頁。
[1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83頁。
[18]《習近平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10月22日，第2版。
[20]《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0頁。
[22]《習近平關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9年，第13頁。
[23][24]《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6、34頁。
責 編／桂 琰
On the Centennial Practice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Self-Improvement of the CPC
Xu Chengfang
Abstract: The centennial practice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PC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promoting the social revolution and self-revolution in an overall way, which includes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s important external relationship. It is also a creative answer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pursuit of human beings of a higher level of society.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the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rough the practices and theoretical summaries of "establishing the Party", "improving the Party", "governing the Party",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and "invigorating the Party". It has correctly dealt with a series of major problems of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self-improvement, and also correctly dealt with the Party'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people, the nation, the state, the army, the rule of law, culture, the other organizations and foreign political parties. With this, valuable experience has been gained and the Marxist and Leninist party building theories have been creatively enriched,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Keywords: CPC, Party building, centennial practice, self-revolution, internal development, external rel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