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華文明具有五千多年綿延不絕的歷史，大量考古發(fā)現資料的公布和相應研究成果的涌現，復原或訂正乃至重構了既往的歷史敘事，豐富了人們對中國古代特別是遠古歷史的認識。中國古代帝王陵墓作為當時最高營造技藝的遺存，見證了我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發(fā)展和最后達成鞏固。陵墓考古不僅展示出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而且促進了一些重大歷史考古問題研究的突破，真實反映出歷代皇室喪葬習俗和相應信仰的差異，印證并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明史的內涵。

【關鍵詞】中華文明 陵墓考古 典章制度 【中圖分類號】K85 【文獻標識碼】A

在仰韶文化發(fā)現和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寄語廣大考古工作者增強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發(fā)揚嚴謹求實、艱苦奮斗、敬業(yè)奉獻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經過100年的不斷發(fā)展，考古學已經成為最具中國特色的學科之一。支撐中國考古學學科成立并得以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基礎，是大量的考古發(fā)現資料的不斷公布和相應研究成果的不斷涌現，它們復原或訂正乃至重構了既往的歷史敘事，豐富了人們對中國古代特別是遠古歷史的認識，從而形成全新的歷史記錄。墓葬是中國考古學的主要發(fā)掘工作對象和研究對象，其中古代帝王陵墓通常規(guī)模宏大，隨葬品豐厚且質地精良，所揭示的歷史信息價值更高，內容也更豐富多彩，對中華文明史的研究構建作出了突出貢獻。

中國古代帝王陵墓考古工作具體包括墓室的清理發(fā)掘、地面建筑遺跡遺存的勘探調查、陵園遺址的考古發(fā)掘等三種不同形式

從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對殷墟考古發(fā)掘開始，90余年間，自商代殷墟期到清末大約3400年間的大量帝王陵墓經過勘探或清理發(fā)掘，取得了重要的信史資料。迄今為止，除西周和元代等少數王朝尚未發(fā)現有實質性價值的線索外，其他中國歷代王朝最高統(tǒng)治者的陵墓都揭示過若干考古學實例，也由此而產生了大量相應的研究成果。中國古代帝王陵墓的考古工作具體包括墓葬（墓室，或稱“玄宮”）的清理發(fā)掘、地面建筑遺跡遺存的勘探調查、陵園遺址（或其他地面建筑遺存）的考古發(fā)掘等三種不同形式。

墓葬（玄宮）的清理發(fā)掘：真容顯現，價值巨大。河南安陽侯家莊等地殷商帝陵的考古發(fā)掘，最早揭示出帝王陵墓的真相，這也是我國確切可考的已知年代最早的帝王墓葬。此后，抗戰(zhàn)時期馮漢驥先生主持發(fā)掘了成都西郊的前蜀高祖永陵（王建墓），20世紀50年代，曾昭燏先生主持的江蘇南京南唐二陵（烈祖永陵和中宗順陵）、夏鼐先生主持的北京昌平明神宗定陵等發(fā)掘工作，把帝王陵墓考古推向了高峰，同時也吸引了更多的社會關注。此后近70年來，經過考古清理發(fā)掘的歷代帝王陵墓，按歷史朝代順序主要有河南安陽縣曹魏高陵（曹操墓）、河南偃師晉文帝崇陽陵、江蘇南京丹陽等地的部分東晉和南朝帝陵、山西大同北魏文明太皇太后永固陵、河南洛陽北魏宣武帝景陵、河北磁縣北齊文宣帝武寧陵（灣漳大墓）、咸陽北周武帝孝陵、陜西乾縣唐僖宗靖陵、四川成都后蜀高祖和陵、浙江臨安杭州等地的吳越王陵（文穆王馬妃康陵等）、廣東廣州南漢烈宗德陵和高祖康陵、河南鞏義北宋元德李皇后陵、寧夏銀川西夏6號陵（原編八號陵）、北京房山金太祖睿陵、河北遵化清高宗裕陵和孝欽皇后定東陵、河北易縣清德宗崇陵，以及多省區(qū)范圍內的漢明兩代諸侯王（藩王）陵墓（如河北滿城漢中山靖王墓、湖北鐘祥明梁莊王墓）等。

明定陵是迄今為止主動發(fā)掘中遇到的保存最完整的皇帝陵個案，由于后期技術保護手段應對不足，木俑等部分出土文物沒能很好地保存下來，成為慘痛的教訓。但也由此而形成了一個共識：不再主動發(fā)掘帝王陵墓等大型墓葬。最近40余年來發(fā)掘的帝王陵墓大都是基本建設工程中的意外發(fā)現或清理盜掘后遺存，陵墓考古的工作重點轉為對陵園地面建筑遺跡遺存勘探調查和對部分有代表性的陵園（不包括玄宮即墓室部分）的考古發(fā)掘。

地面遺跡遺存的勘探調查，積累了豐富的資料。20世紀初或更早一些，一些外國學者或旅行家已經對我國內蒙古、陜西、河南、河北、江蘇等地古代帝王陵墓進行探訪，留下了一些原始的文字記錄和照片；雖然其中有不少謬誤，但早期的圖像資料彌足珍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以前，劉敦楨、朱偰等學者對南北兩京附近的六朝和明清帝王陵墓進行過拍照、測繪等著錄工作，留下了大量真實可靠的資料。20世紀50年代以后，西安、洛陽等地的古代帝王陵墓陸續(xù)開始了正式的考古調查工作，新舊世紀之交以來更趨向于全面、系統(tǒng)。包括陜西臨潼秦始皇陵，咸陽、興平、渭城等地的西漢諸帝陵，三原、醴泉、乾縣、蒲城等地的唐代帝陵，河南鞏義的北宋皇陵等，中國古代主要王朝帝王陵墓的基本面貌得以揭示。其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于北宋皇陵的集中系統(tǒng)勘查始于1992年夏，是以朝代為單位的帝陵系統(tǒng)考古勘探調查工作中比較早的。

陵園遺址（或其他地面建筑遺存）的考古發(fā)掘，揭示出諸多典型案例。隨著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的不斷深化發(fā)展、古代禮儀典章制度研究日益被關注，帝王陵園地面建筑的考古發(fā)掘工作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學術價值比較突出的考古發(fā)現主要有：臨潼秦始皇陵，長安漢宣帝杜陵，洛陽漢順帝憲陵和沖帝懷陵（朱倉M722、M707）以及洛南疑似漢桓帝宣陵（白草坡大墓），扶風隋文帝泰陵，紹興南宋皇陵，巴林左旗遼太祖祖陵，北鎮(zhèn)疑似遼景宗乾陵，銀川西夏6號陵和3號陵，南京明太祖孝陵等，都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該墓葬所屬時代皇陵陵園制度、祭祀制度以及若干歷史史實的認識。這些考古工作所取得的資料涉及陵園規(guī)制和規(guī)模、建筑結構和功用、陪葬墓分布及相應等級制度等問題，其中秦始皇陵、漢景帝陽陵、漢武帝茂陵、唐高宗乾陵等經過前后多次調查發(fā)掘或連續(xù)發(fā)掘，所獲資料更加系統(tǒng)翔實。近年的一些陵園考古工作中還鏟探了墓道甚至玄宮，如晉武帝峻陽陵、隋文帝泰陵、唐高祖獻陵等，獲得了更多的信息。

在不斷積累的田野考古資料基礎上，經過幾十年來幾代學人的不懈努力探索，殷商晚期以后主要朝代帝王陵墓的基本面貌和制度特征越來越清晰，通論性、斷代史、通史性、專題性等不同角度、不同性質的陵墓著述層出不窮。

中國古代十分重視陵墓及相關制度的建設，陵墓考古豐富了歷史認知，對中華文明史的研究構建作出了突出貢獻

中國古代帝王陵墓制度是傳統(tǒng)禮樂典章的物化縮影，是中華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陵墓除了埋葬亡故帝王的實際功用以外，也用來宣揚帝王和皇朝的“威德”，借以展示墓主的“文治武功”，從而達到神化皇權并鞏固統(tǒng)治秩序的目的。歷代王朝大都十分重視陵墓及其相關制度的建設，不同的陵墓制度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的主流意識和社會風貌，蘊涵著當時的禮制思想、靈魂觀念、衣食住行、風俗習慣、科技水平、建筑藝術乃至帝王個人好惡等諸多方面的信息。帝王陵墓的調查和發(fā)掘，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秦漢至明清時期田野考古工作的重點之一，相應的研究工作有時也成為中國考古學成果的閃光點。劉慶柱先生指出：“半個世紀來的秦漢至宋明時代帝王陵墓考古在社會上和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使人們對秦漢以來的中國古代陵墓制度發(fā)展史有了較清楚的認識。”（《古代都城與帝陵考古學研究》，第6頁，科學出版社，2000年）中國古代帝王陵墓前后3400余年間沿續(xù)不斷，主要集中于古代都城附近，墓主等級身份一致，提供了相對完整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大型墓葬發(fā)展演變的系統(tǒng)例證。帝王陵墓通常自帶或能夠考據出準確的紀年，其年代學價值比一般墓葬更大，其發(fā)展序列具有很強的標型學意義。古代陵墓制度對中華文明史，特別是物質文明史的研究和構建具有重大的支撐意義。

豐富了歷史內涵，補證了重要史實。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余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藏]滿之。令匠作機駑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近70年來的考古調查和發(fā)掘，不僅證實了這段描述的準確性，而且極大地補充了以往對始皇陵的認識。歷代帝王陵墓真實地記錄了不同時代、不同側面的王朝歷史，特別是禮制史和皇室生活史。遺憾的是，《史記》以后的文獻史料中雖然有對帝王陵墓的描述，但大多語焉不詳，特別是關于墓室部分等細節(jié)鮮有記載，更多的關于陵墓制度的重要史實是通過考古發(fā)掘揭示的。如文獻中普遍記載東漢皇陵制度比西漢大為簡化，但繁簡的具體情況語焉不詳。陜西西漢諸陵以及洛陽“大漢冢”、白草坡東漢帝陵和朱倉大墓陵園的發(fā)掘，提供了真切而翔實的例證。10余年前，曾經轟動一時的曹魏高陵在河南安陽縣發(fā)現，不但徹底揭開了曹操墓到底在哪的千古謎團，也使得“七十二遺冢”等不經之談不攻自破。

一些晚近時代的皇陵考古資料，有時也能極大地補正歷史。關于光緒皇帝（清德宗）死于鴆殺的傳說自清末以來一直在社會上流傳，但始終查無實據。后來有學者從清宮檔案中的皇帝脈案（醫(yī)療記錄）里發(fā)掘史料，認為他自幼身體虛弱，健康狀況長期不佳，先于慈禧太后一天病故只是歷史的巧合，謀殺說子虛烏有。光緒皇帝的崇陵在民國時期曾被盜掘，后來清理發(fā)掘時對墓主的頭發(fā)做了采樣，經過反復研究，最終確證他是死于砒霜中毒。這座中國最后的皇陵曾經封閉了皇室的終極隱秘，終因考古工作而重見天日。

真實反映了古代的禮樂制度。中國是一個禮樂之邦，帝王陵墓是王朝最重要的禮制性建筑，是典章制度的物化載體和實物表達。歷代史料文獻對禮樂制度記載頗多，但普遍缺乏細節(jié)和圖像化的記錄，時空變換，一些在當時習以為常者，年代久遠后可能已不知所云。漢代以來的文獻如《漢官儀》《漢舊儀》，以及《漢書》和《后漢書》中各版本的《志》等，對于漢代皇陵奉祭和相應的寢、便殿、宗廟等建筑及其功能都有所記載，但各自的方位、規(guī)格等卻不甚明確。1982—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西安東南的漢宣帝杜陵陵園進行了鉆探和局部發(fā)掘，最先弄清楚了西漢皇陵陵園地面建筑的基本結構，解決了寢、便殿、宗廟的規(guī)模、建筑規(guī)格以及相互之間的位置關系等問題。后來，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對漢景帝陽陵陵園建筑遺跡和從葬坑等進行了約20年的調查、鉆探和發(fā)掘工作，獲取了豐富而翔實的研究資料，進一步推動了西漢帝陵制度研究走向深入。西漢皇陵相應禮制的實際操作情況通過陵園考古發(fā)掘工作和相應的解讀，得以清晰地顯現于兩千年后。

載于典章的禮樂制度源于或升華于現實禮儀活動，但文獻記錄往往會加以理想化，有時還會忽視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出現的偏差。《明實錄》《大明會典》等史料明文記載明代皇帝的袞服為上衣下裳之制，這也是文獻中周漢以來甚至更早時期的最高等級禮服的樣式。明神宗定陵中出土的一件自名為“袞服”的黃色袍服挑戰(zhàn)了這一記載的真實性。定陵袞服為上下一體、色調一致的袍服形式，織繡十二章紋和團龍圖案，與文獻所載明代袞服的式樣和顏色都有較大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故宮南薰殿舊藏英宗以后明代皇帝畫像基本都是身著這種袍服，頭戴翼善冠而不是十二旒冕。翼善冠是皇帝常服之冠，但根據定陵出土物自名，這種十二章紋袍卻并不是逾制的常服，而是“袞服”。推測它們在成化（1465—1487年）以前已經開始使用，那種不方便穿戴的傳統(tǒng)袞冕之制在實際執(zhí)行中被悄然棄用。明定陵等陵墓出土的衣冠服飾資料，以其具象真實，極大地彌補或匡正了文獻記載的疏漏。

歷代帝王陵墓的考古發(fā)現不僅印證了古禮，而且真實地反映出禮制規(guī)范與實際操作之間存在的差異，準確地記錄了禮制的變化，從而引發(fā)了對于傳統(tǒng)禮樂制度的更深層次探討。近年來，歷代陵墓考古工作更多是對陵園的系統(tǒng)發(fā)掘，相應資料對于禮制研究的意義也更大。

體現出歷代皇室喪葬習俗和相應信仰的差異。根據歷年考古資料綜合分析，中國古代帝王陵墓經歷了發(fā)端起源（商至東周早期）、初步形成（春秋晚期至秦代）、發(fā)展和完善（兩漢）、衰微到逐步復興（三國至隋）、新發(fā)展（唐）、中原停滯和北方新因素出現（五代至元）、全新發(fā)展和集大成（明清）等7個時期。秦以后大體呈現由繁而簡的演變規(guī)律，但其間各種制度的變化、反復比較多，反映出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出身皇室的喪葬習俗和相應信仰的差異。以帝后之葬而言，西漢是在一個大陵園中分葬，東漢是同穴合葬，隋至唐初為同墳異穴合葬，唐代為同穴合葬，兩宋是帝后分葬，而遼金則可能是同穴合葬，明代是同穴合葬，清代則是分合兼有。這些不同葬法有時代、民族因素的影響，有些差異則可能是源自地域（即都城所在地）因素的影響。例如同是晉朝，偃師東邙山上的西晉二陵為土洞墓，而建康（今江蘇南京）城北的東晉諸帝陵則為磚券結構，這顯然是受地理環(huán)境因素的影響而然。

陵園布局和陵園建筑的差異反映出時代因素的影響，有時也反映了不同皇室所宗奉或接受的不同風俗信仰。兩漢皆因土塬高地建陵，唐代的主流是因山為藏，陵園規(guī)模宏大。宋朝皇室則極端迷信“五音姓利”，在陵址卜選的地勢走向和陵園布局等方面都有明顯反映，最突出的是陵園地面建筑自前而后（次要到主要）依次呈下坡狀排列，為歷代罕見之制。到明代，江西派堪輿術成為皇陵卜選規(guī)則的主流，清朝皇室雖以滿洲入主中原，但幾乎全盤照搬了明代皇陵制度，明清陵墓選址與兩宋截然不同。大約自雍正（1723—1735年）朝開始，清代帝后玄宮中有大量的藏傳佛教造像和經咒、圖案等，裝飾在墓門、墻壁等處，反映了皇室對黃教的崇信，決不是清高宗《御制喇嘛說》中所云“興黃教所以安眾蒙古”那么簡單。

皇陵隨葬品代表了當時的最高工藝水平。漢以來歷代帝王大多標榜“薄葬”，但真正“紙棺瓦器”之葬實際上寥寥無幾，即使力行薄葬，和同期墓葬相比仍屬豐厚。帝王隨葬品數量巨大、材質優(yōu)良，出土的各種遺物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北宋沈括云：“嘗過金陵，人有發(fā)六朝陵寢，得古物甚多。余曾見一玉臂釵，兩頭施轉關，可以屈伸，合之令圓，僅于無縫，為九龍繞之，功侔鬼神。”（《夢溪筆談》卷十九）這類記載雖然有“小說家言”的成份，但帝王陵墓的清理發(fā)掘往往會有驚天發(fā)現，尤其是保存完好的墓葬中出土的遺物更不乏重器，明神宗定陵出土的金絲翼善冠、皇后鳳冠，以及諸多的金、玉器等，甚至最常見的瓷器，都代表了當時官手工業(yè)工藝的最高水平。其他如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出土的博山爐、長信宮燈等，也都是當時工藝美術品中的代表作，利用這些資料可以進行多學科、多角度的研究，其成果極大地豐富了不同領域的歷史認知。

帝王陵墓建筑代表了當時最高的營造技藝。秦漢以來，歷代帝王陵墓的營造規(guī)模整體上不斷簡化，但在同一歷史時段的墓葬中，帝王陵墓通常規(guī)模最大、營造等級最高。曹操高陵墓道最深處距地表約15米，6個墓室砌筑精工嚴正，墓磚形體碩大而堅實，靠近墓壁的地面上有用于排水的凹槽，室內地面全部用方形或長方形的青石板錯縫平鋪，后室鋪地石尤為整齊。墓壁上有掛灰痕跡，應該是經過涂飾，壁面遺留有多層鐵釘，個別還有絲繩殘痕，推測是垂掛絲綢壁帳之類所用。

北京明成祖長陵的祾恩殿（獻殿）歷經600年仍保存基本完好，其制同皇宮正衙奉天殿（今故宮太和殿），建于三層臺基上，面闊九間、進深五間，重檐廡殿頂，殿內32根金柱高達12.58米、直徑超過1米，均為整根楠木修治而成。明世宗永陵、神宗定陵的明樓城臺等處均用花斑石鋪砌，雍容華貴；定陵玄宮為青白石料砌筑，拱券結構，五室相通，三主室的門洞券外側砌成門樓，脊、枋、檐、瓦、吻獸、額坊等一應俱全；室內總面積1195平方米，雄據已知帝王玄宮規(guī)模之榜首。

建于乾隆極盛時期的裕陵，其建筑工藝、營造藝術在清代諸陵中堪稱翹楚，精雕細琢中透出雍容大氣。陵宮前的神道部分，神橋、儀樹、石像生、牌坊安排得當，在陵寢的肅穆氣氛之外，還特別顯示出一種匠心獨運。后寢三座門前的玉帶河上架設三座并列的單孔石拱橋，造型法式嚴謹、雕刻裝飾精工，為清代諸陵所僅見，也是乾隆官式石橋的代表作；裕陵玄宮更是一座華麗莊嚴的地下佛堂，成為美輪美奐的極樂世界。

歷代皇陵從多方面見證了我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發(fā)展和達成鞏固

帝王陵墓與王朝制度相始終，作為皇家最重要的禮制建筑，其發(fā)展變化和我國古代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發(fā)展演變軌跡高度契合?！吨芤?middot;系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后世圣人衣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包括帝王大墓在內的華夏遠古墓葬不封不樹，早已為考古發(fā)掘資料所證實。春秋戰(zhàn)國之交封土墓在中原地區(qū)逐漸多見，其原因可能非止一端，但不能排除“夷”“狄”影響的可能性。墓葬封土的出現與厚葬、薄葬不構成絕對的關聯，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一種習俗的變化。

秦漢以來，我國一直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經過董仲舒等人改造的儒家學說成為立國之本和共同的人倫規(guī)范。西晉末北方大亂，匈奴人劉淵等不滿于漢亡以來“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yè)，自諸王侯，降同編戶”的現狀，乘機自立，“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他并不以真正的祖先冒頓、老上為榮，而是宣稱要“紹修三祖之業(yè)”（《晉書》卷一○一），繼承漢朝法統(tǒng)。經過東晉十六國、南北朝的長期分治，統(tǒng)一后的隋唐帝陵制度中帶有明顯的北方因素，隋高祖泰陵陵園封土仿漢制，但更多的制度細節(jié)則是繼承北朝。唐高祖遺詔云：“其陵園制度，務從簡約；斟酌漢魏，以為規(guī)矩。”（《唐大詔令集》卷十一）但獻陵陵園建置和玄宮結構均較相距不遠的西漢渭北九陵大相徑庭，而更接近北朝（特別是西魏、北周）和隋代。

陜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考古隊曾在醴泉九嵕山南坡發(fā)現9座石室，其中1號石室位置最高，單獨開鑿于九嵕山南側偏東的山崖上，鑿山為窟，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組成，甬道原有白灰墻皮，墓室周壁及頂部覆蓋一層石灰泥并有壁畫，室內大部分是一個倒“凹”字型的石臺式棺床，推測是長孫皇后的原葬地，也就是唐太宗昭陵的雛形。這種鑿山為窟而葬的習俗并非漢晉傳統(tǒng)，而是來自北方或西北少數民族，西魏文帝的乙弗皇后被賜死，“鑿麥積崖為龕而葬”；而乙弗皇后“先世為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北史》卷十三）；這種葬法最初可能有西域民族或佛教的影響。相傳時代相當的東魏權臣高歡可能也是石窟葬，武定五年（547年）八月甲申，“虛葬齊獻武王于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寺之旁為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群匠。”（《資治通鑒》卷一六○）直到金末今安陽以西仍有“高歡葬此地山巖中”的傳說。漢制到唐初多已失傳，和唐高祖獻陵一樣，太宗預建壽陵，所能參照的實例只有北朝和隋代諸陵。

唐以后，中原地區(qū)五代、兩宋交替，北方和西北還有遼、西夏和金3個以少數民族為統(tǒng)治主體的王朝并立。北方三朝皇陵一方面參照、模仿唐宋皇陵制度，另一方面也沿襲了不少各自的舊制或舊俗，時代、地域、民族特色都很鮮明。在陵墓選址與陵園環(huán)境、陵園平面布局與建置、碑刻多見或普遍發(fā)現、多墓室的玄宮之制、封祀皇陵憑依之山、皇帝親祭祖先陵墓制度化等方面對后代有明顯的影響。明太祖孝陵開始形成新的陵園制度，其面貌與漢唐之制迥異，兩宋因素微乎其微；而來自北方三朝陵寢制度的影響卻比較突出，這在明成祖長陵中表現得更明顯一些。清代基本照搬明代皇陵規(guī)制，又參照其他王朝的一些制度規(guī)范，成為傳統(tǒng)陵寢制度的最終版。就中國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發(fā)展演變序列而言，絕不是簡單的漢—唐—宋—明等中原“正統(tǒng)”王朝簡單的直線式傳遞，鮮卑、契丹、黨項（羌）、女真等北方少數民族對于帝王陵墓制度的最后定型也同樣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國古代陵墓制度的發(fā)展演變是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鞏固的縮影；皇陵以物化典制的形式，見證了我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發(fā)展和最后達成鞏固。

（作者為南開大學博物館館長兼歷史學院副院長、南開大學文博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2019）一般項目“清代陵墓考古學研究”（項目編號：19BKG013）的中期成果】

【參考文獻】

①劉毅：《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陵墓》，北京：開明出版社，2016年。

責編/賈娜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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