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長沙郡太守發(fā)往臨湘縣廷的下行文書，形制為合檄（部分）。

圖②：五一簡中的保任文書。

圖③：申請設置“例亭”文書的正面。

圖④：申請設置“例亭”文書的背面。

圖⑤：“本事”簽牌的正面。簽牌上端的圓孔用以穿繩，可系于成卷的冊書之上。其上所書文字用以顯示卷宗的主要內容。

圖⑥：“本事”簽牌的背面。

圖片均由楊小亮提供

1996年至2011年，在長沙五一廣場及其周邊地區(qū)，考古相繼出土了六批竹木簡牘。1996年的走馬樓三國吳簡和1997年的九如齋東漢簡是最早的，2003年前后又出土了走馬樓西漢簡和東牌樓東漢簡。2010年的五一廣場東漢簡和2011年的尚德街東漢簡更是意料之外的收獲。

長沙五一廣場，自古以來就是長沙城的中心區(qū)域。春秋戰(zhàn)國時期，楚國在南方崛起，以今五一廣場為中心建造城邑，并初具規(guī)模。秦初，在此設長沙郡，為全國三十六郡之一。公元前202年，西漢在此建立長沙國，在今五一廣場區(qū)域筑造擴建長沙城。《漢書·地理志》載，長沙國轄臨湘、益陽、湘南等十三縣，臨湘為都城所在，宮署位置仍在五一廣場區(qū)域?？梢哉f，長沙建城2000余年，城市位置未發(fā)生遷移，宮署位置從未改變。如今發(fā)現(xiàn)成批量的簡牘合情合理。

豐富了簡牘的遺存類型

東漢時期的簡牘之前一直相對較少。除西北屯戍漢簡和其他地方散見的少量有東漢初期紀年，或根據(jù)用語及書體風格推測為東漢以后的簡牘外，極少有東漢中后期之物。因此，五一廣場地區(qū)連續(xù)出土的東漢中、晚期的簡牘，就顯得彌足珍貴。

這些簡牘埋藏環(huán)境基本相同，均來自于古井（窖），從而豐富了出土簡牘的遺存類型——井窖簡。它與遺址簡、墓葬簡三足鼎立，并且呈“井噴”之勢，在數(shù)量上后來居上。據(jù)統(tǒng)計，目前國內出土的井窖簡約有16萬枚左右（含殘簡），占簡牘總數(shù)的一半以上。由于古井與古代衙署相關，因而在內容上，井窖簡也多以行政、司法等官府文書為主，與墓葬簡中多見的更引人注目的“典籍”竹書截然不同。正是這些實用性的、內容各有偏重的官府文書類簡牘分批次的出現(xiàn)，讓我們今天可以了解古代社會生活的多個方面。在過去20年中，這些簡牘的整理、研究、出版也引領著秦漢、三國、兩晉社會史、經(jīng)濟史等領域的學術研究。

2010年考古發(fā)掘的五一廣場東漢簡（以下簡稱五一簡）的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一直在進行中。它的時代相對清晰，基本為東漢中期和帝（公元88年）至安帝（公元125年）時期。它的數(shù)量更多達6862枚，是迄今為止出土東漢簡牘中數(shù)量最多的一批，占到東漢簡牘總數(shù)的3/4以上。這批簡因為時代相接、性質相同、內容關聯(lián)性強，鮮活反映了公元100年前后長沙郡臨湘地區(qū)的政治、經(jīng)濟、法律和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是從走馬樓西漢簡到三國吳簡的“湖南簡牘文書群”序列中承上啟下的重要一環(huán)，也是東漢中期簡牘的重要例證。

反映特定時代的社會風俗

五一簡多為長沙郡臨湘縣廷處理各種行政及司法事務的文書。有長沙郡太守府直接下達或轉發(fā)的下行文書，也有郡內縣與縣之間往來的平行文書，還有臨湘縣上報太守府的文書底本，因此比其他東漢時期的史料類型更全面，記述也更為詳實和生動。通過全方位的研究，我們可以復原東漢中期臨湘社會的多個側面，發(fā)現(xiàn)很多歷史細節(jié)。

比如每逢旱澇災害之時，朝廷便會頒布一些詔書或法令，以保護糧食生產(chǎn)和供給。五一簡中保留了兩份詔書的摘抄本，一份為永初二年（公元108年），一份為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內容大同小異，前者言“甲戌詔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立秋如故。去年雨水過多，谷傷民饑，當案驗沓召，輕微耗擾，妨奪民時。其復假期，須收秋，毋為煩苛。”大意即告誡、約束主獄官吏，除死刑犯外，斷獄不能妨礙農(nóng)作時令，目的在于保護勞動力以增加生產(chǎn)。

從一些簡中又可知，在向國家繳納租稅的時間內，當?shù)匾矔谝恍┢綍r不易監(jiān)管的交通要道設置臨時治安崗亭，以保障運輸。為了禁絕糧食浪費，也有禁止民間私釀、私沽、群飲的相關規(guī)定。五一簡中多見有對“糜（靡）谷作酒”之吏民的處罰，違反者“罰金二兩”。

東漢中后期，流民問題相當嚴重，從五一簡中可知，當時的流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客籍或原籍占著戶口，即“隨人在所占”。這也是安撫流民、增加勞動力的有效手段。五一簡還可以和之前的走馬樓西漢簡、之后的走馬樓三國吳簡進行縱向比較，看出這一制度的演變脈絡。

新材料必然帶來新學問

簡牘形制是簡牘本體研究中的重要方面，五一簡中保存有楬、檄、封檢等多種完好的實物形態(tài)，包含了簡牘文書的豐富類型，既可視為相關簡牘形制的標本，也啟發(fā)了我們的認知。

比如富有特色的“合檄”。檄這種文書因為不同的封緘方式和用途分為合檄、板檄等。合檄是上下兩片相合之檄，居延漢簡中未見合檄實物，學界曾推測，合檄必然是把文件寫在大小相等的兩片木板上，然后把有字的一面相向重合起來，再纏上繩子，印上封泥。五一簡提供了實物證據(jù)，其上文字自署為“合檄”，從而證實了合檄實際是將小的木板“鑲嵌”在大的有凹槽的木板之上，然后再施以封泥。

還有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簡牘。比如“君教”木牘。這是一種較寬大的木牘，分三欄書寫，上欄寫“君教”，并有類似于花體的畫押文字“諾”，下二欄為“白事文書”，即直接上報長官無需轉呈的文書，“諾”為長官同意后所作的批示。這種木牘實物在東漢以前的簡牘中并未見到，但在走馬樓吳簡中則多次出現(xiàn)。還有“本事”簽牌。這種簽牌只見于東牌樓東漢簡、五一簡及三國吳簡和樓蘭晉簡，可證東牌樓簡中類似內容簽牌中的“本”字，就是“本事”的省寫。而五一簡中“本事在此中”的表述，正可與《史記》《漢書》中“事在某篇”“事在某傳”等記錄方式相參照，這應該是“史家寫作”和“日常寫作”相互滲透的結果。同時，“君教”木牘及“本事”類簽牌只見于東漢及以后的官方文件中，似乎說明，東漢時期的文書樣式更趨于成熟和程序化，其面貌有一定的革新，并對后世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

考古工作者還第一次發(fā)現(xiàn)了“像人”木俑。以往所見木俑多見于墓葬，而此“像人”木俑卻與司法程序相關。該木俑“呈站立狀”“整木雕成”。五官僅雕出輪廓，分腿站立。保護人員在對木俑進行脫水保護時，發(fā)現(xiàn)俑人身上多個部位有墨書的字，比如左耳后寫有“創(chuàng)一所”三字。研究者認為木俑和爰書一起上報是當時公堂審案的一種方式。在木俑身上標明各處創(chuàng)傷的位置，便于公堂之上主官查驗斷案。

雖然多為廢棄的簡牘，但與其他東漢簡牘“散亂”的特點不同，五一簡是可以編聯(lián)的，因而更具系統(tǒng)性。尤其是木兩行簡，出土時保存狀況較好，從所存的標題簡和冊書的首簡、尾簡及可關聯(lián)的簡文觀察，大約存有100余份冊書的基本框架和部分內容。有的竹簡殘斷嚴重，但也是可以編聯(lián)的，通過開展更多的綴合、編聯(lián)工作，即可恢復出其原本為冊書時的大概樣貌。

新材料必然帶來新學問。目前五一簡的整理和資料刊布工作已將近過半，隨著新材料的增多和相關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在冊書復原語境下綜合研究的持續(xù)展開，必然推進東漢社會的官僚管理體系、司法程序、文書制度、名物訓詁和語言文字等研究，從而使略顯零散的簡牘擺脫“碎片化”的困境，發(fā)揮出其蘊藏的重要價值。

（作者為中國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研究員）